北京非典一线医生：改变我生命的3天

刘清泉，1965年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北京佑安医院抗“非”前线的“志愿医生”。中医硕士，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

3月17日：1个老人和11名医护人员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天开始的。战争悄悄爆发，离别和痛苦也开始孕育。那是一个寻

常的上午，我在东直门医院值班。临近下班时，一位70多岁的病人被送来急诊。他的症状类似肺炎，有些发热、严重心衰、呼吸窘迫。我作了初步诊断后，护士开始给病人输液。下午，病人的状况突然恶化，体温增高、心脏停跳、呼吸衰竭。

阴影袭上心头——难道是正在粤港肆虐的“非典”？我立即询问病人家属，最近病人去过哪里？家属的回答让我心头一沉——香港，老人刚从那里探亲回来。

可能是一例重症“非典”。怎么办？病人有传染性，而且SARS病毒暂时无法控制，为了安全，是否该把病人转走？转到哪里去？怎么转？而且病人情况危急，随时可能呼吸衰竭！当务之急，是尽量挽救病人的性命。没有考虑过感染与否的问题，也没有时间考虑，科室的同事都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死神较量。“非典”来得太快，抢救时我们的自身防护只是普通口罩。

随后，我们科室立即与北京市疾控中心取得联系，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冒险把病人留在了医院。病人生命垂危，肺泡等分泌物把枕头都弄湿了，如果不予治疗，肯定熬不过当晚。明知有危险，又怎么能见死不救？病人呼吸停跳了三次，我们都把他从地狱门口抢了过来。72个小时后，年迈的病人还是去世了。

代价比想像更惨重。一周之内，我们医院十位参与过救治的医生和护士都相继出现“非典”症状。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我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作为主任，我怎么跟他们的亲人交代？我每天都去病室看他们，后来，我自己也发烧咳嗽，和他们同样睡到了病房。这下，我反倒心安了。我的症状较轻，那时就常和大家开玩笑，要大家向毛主席学习：从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有信心，才有利于治疗。不过，我心里一直隐隐担忧，担心那几个病情凶险的同事。祸不单行，爱人来看过我两次，也不幸被“非典”击倒了。

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收治了那个病人？作为外人来想，是不值得。11个医护人员的安危，全因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失去保障；可是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非典”这场灾难，对我们医生而言就是战争，不可能逃避。这么做需要勇气吗？也许吧，可是当初冲上去，更多的是出于基本的职业习惯。

从医是我自小的志愿，一直觉得医生很神圣。考上中医学院后，解剖的第一例人体就是我们学院一个著名的儿科大夫。他一辈子兢兢业业，过世后还自愿捐赠遗体。我当时心里更敬重“医生”，更了解了奉献精神。五年的专业学习我都很认真，怕亵渎了这份职业。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这篇《大医精诚》，还有《黄帝内经》，都是在校时必须背记的。我16年行医，始终抱定宗旨：医者更需仁爱之心。医术上病人是工作对象，但情感上要把他看成是亲人。冬天听诊，我会把冰冷的听诊器焐到手心暖一会儿，如果做腹诊，也把手揣到怀里先暖暖；诊断有时需要病人憋气，交代完自己也开始憋气，憋不住了就喊停。与病人同感受多体贴，虽是细节点滴，却是行医的基本。

我不后悔，如果再回头，我还会照样去抢救那个“非典”病人。

3月28日：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

3月28日开始转移战场，我的爱人和被感染的同事一起，被送到了北京佑安医院。我虽然已经退烧，但也随车来到医院。不顾同事的劝阻，我决定留下来，找到佑安医院的领导商量：“让我帮着你们一起治疗吧，试着中西医结合，我还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

经同意，我成了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志愿医生”。那时，北京刚发现“非典”病例，临时组建的医疗队对各种监护设备也比较陌生。我在佑安医院不仅帮着护理亲人和同事，也指导那里的同行使用呼吸机，帮助他们尝试中药治疗，给病人增强免疫力。

我的孩子先搁到老师家，后来又被他姨妈接走。当时我在隔离区，又穿着厚厚的隔离服，电话也没法接。近一个月我的吃住都在走廊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及时看护病人，我不肯去办公室休息，累了就躺在长椅上，每天睡觉不超过五小时。走进病房时，我还要保持精神饱满，跟病人问好。有时一整天，我都与科里医务人员分析病情，收集资料，采取救治措施，为病人体检诊治，进行心脏按压、上呼吸机，忙得喝不上一口水。

那些天，见了很多感人的人和事。佑安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吴昊，每天都到病房视察，给病人体诊听肺，常说的一句就是：“你的病情很轻，完全可以治愈！”他的微笑，就是病人的定心丸。他不怕被感染吗？他看到电视播放女儿写给他的信，听到盼望他平安归来的声音，眼圈也会红的，可是无助的病人更需要他啊。

我的同事们也挺坚强。为了减少佑安医院同行被感染的危险，住在一间病房的，尽量互助测体温、输液，情况危重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时，都是临床的同事去抢救，进行胸外按摩。我爱人需要抽血、吸痰、听诊等零距离接触时，她总对护士说：“有危险，还是让我爱人来吧。”

其实病人很可怜，躺在床上生死未卜，亲人又不在身边，我在走廊，曾经听见有人低低哭泣。那种恐惧和绝望比死亡更折磨人。不过，人的求生意志也是很强的。有次我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见，一个病人很羡慕地看着窗外的阳光，让你觉得享受阳光也是一件非常美好奢侈的事情。还有个病人，护士把他的氧气量调到5，等护士走后，他自己调到了7。那多出的“2”，他觉得就多了生命的保障。

最近听说，有夫妇俩同时得上“非典”，男人先走了，女人知道后，病情本在好转，感情却崩溃了，当天就跳楼身亡，只留下正读高二的孩子。很多人指责她没有责任心，可是我能理解，我自己也经历过那种生死离别，感情是最不能控制的事情，那种痛苦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承受一次……我爱人抢救无效，停止呼吸后，医生们把我拉开了。我没有痛哭，或者嘶吼，我想那么做，但没有力气，全身虚飘，精神处于梦幻的状态，觉得是在做噩梦，可是睁开眼睛，事情又真的发生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反反复复，现在都很恍惚。

可是当时我还不能倒下，我的同事段医生也是危重病人，还需要护理。我只能压住悲痛，尽量正常地去工作。

段医生是我们急诊科的骨干，年仅33岁，好学肯干，很有前途。这次病倒，他病情发展迅速。每天我都鼓励他，他开始还和我开玩笑，后来就笑不出了。有一天，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这次，我熬不过去了……”医生也是人，也怕死啊，何况他还那么年轻！段医生闭上眼睛，泪就掉下来了。第二天，他就匆匆去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人。我7岁母亲就因病去世，后来父亲也走了，我学医就是想治病救人。当初接触解剖学，很多同学都害怕，甚至吃不下饭，我不怕，当个好医生的愿望很强烈，压过了人本能的恐惧，我的解剖学学得很好。本来，从医就是和生命打交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可是，爱人的去世让我痛不欲生，段医生的死对我更是雪上加霜。我虽然是医生，却保护不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在佑安医院那一个月，我瘦了二十来斤。

你问我当初抢救SARS病人的勇气，问我得了“非典”后的种种恐惧，问我到佑安当“志愿医生”的魄力……我也是一个平凡人，我也曾恐惧过。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反而不害怕了。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纯粹从医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非典”时期也是锻炼人的时期。危险是有，但从医本来就危机四伏。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和传染病打交道的历史。(热爱的职业让他的语气渐渐稳定下来。)

中医最昌盛的时期是明清，也是瘟疫最为猖獗的时期。清朝名医吴又可，在瘟疫流行死人无数的情形下，深入疫区研究新法，并写成《瘟疫论》一书；被尊称为“医宗之圣”的中医张仲景，瘟疫使他的家族死了上百人，他断然弃官从医，写成著名的《伤寒杂病论》，在序中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让我景仰。我怎能局限在个人世界里？现在SARS病毒还在猖狂。如果因为个人原因而退缩，丧失掉研究机会，那我的人生遗憾就更多了。我的研究生和同事也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轮休后，我想尽快投入战争，再入疫区，成立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专科病房，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毕竟自己在急诊治疗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16年，也积累了一定经验，要为抗“非典”作点贡献。这样那边的亲人同事才能安心吧。

从佑安出来后，我在隔离期也想了很多。偷偷哭过，觉得一切都像一场噩梦，来得太快，甚至让人无法置信。很多朋友担心我会倒下，我也一度以为天空就永远灰暗了。谁也无法预料自己面对厄运后的反应，豪言壮语都没用，可我慢慢从悲痛中苏醒过来了。

除了悲痛，更要斗争。(他很平和，眼睛透出一种力量。)

4月19日：爱人走了，儿子还在等她回家

这是势必影响我一生的日子。这一天，割裂了很多东西——习惯的生活和平淡的幸福。

我不愿含着眼泪想起她。最后的日子，我当着爱人的面都若无其事，不敢伤心，总是对她说：“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儿子还等着你回家呢。”她也努力地咧开嘴笑，一直到后来上呼吸机，她都在积极地配合治疗。她是舍不得丢下孩子和我的，只是，她的体质太差了。

又要说到那两碗粥。当初我被感染隔离，爱人很挂心，怕我吃不惯医院的饮食，执意要帮我熬粥送来。她前年患上乳腺癌，手术不久，还在化疗期，免疫力非常低。于是我在电话里一口就拒绝了，坚决反对，但她也和我一样坚决。第二天她的身影就出现在病房。苍白的脸蒙着大口罩，当时也没有严密的隔离措施。她把粥搁下，看看我，就被护士请走了。她后来又来过一次，还说：“发烧了，喝粥舒服点。”

就两次，爱人就被SARS感染了，病情发展迅速，很快变为危重，转到佑安医院。

4月中旬，爱人已说不出话了，每次开口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喘得厉害。我不忍心看她那种样子，就用纸笔交流。她很困难地写道：“交代儿子好好读书……“好好研究这个病……没有了肺，人太痛苦……(他说得很慢，一个字在嘴里含很久。)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14年前的春天，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笑着朝我走过来，仿佛就在昨天。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而且心地善良，孝敬父母。我们很投缘，交往一年后就结婚了。(他微笑起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婚后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一直恩爱如初。有了儿子后，生活就更美满了。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一起下厨做大餐，儿子也聪明可爱，一年比一年高。结婚十周年，我们去拍了套纪念照，那是最奢侈的一次。

直到今天，我还不相信她离开我了。(他的眼睛迷茫地望着某处。)以前我工作忙，家里的事都是她管。从佑安医院出来，隔离期满，推开门，家里一切依旧。朋友劝我把她的东西搬走，免得触景伤情。我不愿意。她洗过的衣服，叠好了放在床头，我也舍不得动，穿过了的也叠回原样。她不喜欢我把家里弄乱了，我现在尽量注意。总觉得，她的气息，她的身影还触手可及。晚上总梦见爱人，老样子，我们一起去购物，做饭，看书，就像往常一样。

只有看到儿子，我才不得不去正视现实。现在看电视，吃饭，只有我们父子俩了……他还小，才9岁。我工作忙，以前都是他妈妈管他的起居饮食，给他讲故事，接送他上学。看他笑，我心里刀割一样。该怎么告诉儿子，妈妈已经走了？告诉他了，他还能这么笑吗？他会不会抑郁自闭？从此，生活就真的残缺了……(他侧过脸，声音有些微微的颤抖。)

儿子很想妈妈，每次问起我，我就说还在住院隔离呢，他就很懂事地不吭声了。

老岳母80多岁了，现在瘫痪在床，也不敢告诉她。

我们家平常没啥娱乐，就是看书，三个人三个书柜，沙发上茶几上也是书。(突然笑了。)爱人原是蓝岛大厦的部门经理，工作忙，还要带孩子管家务，却事事要做到最好。刚住院，她还记挂着单位“五一黄金周”的服务策划，客流分析。她好强，精神压力太大，太累了。

原来的五一节，我们准备逛公园，回我河南老家一趟。往常都忙，公园这个词对我家人都很陌生。儿子不止一次请求我们带他去公园玩；也不止一次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下次”永远都等不到。现在，只剩我们爷儿俩了。有些事情没做，是一辈子的遗憾。

刚陪儿子做作业，儿子问：“爸爸，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是哪所啊？”我说：“是协和医科大学。”

儿子认真地说：“我要考协和医科大学！我今后要像爸爸一样，要像电视里的叔叔阿姨一样当医生，治病救人。”

从他不服输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爱人熟悉的模样。

送儿子读最好的医科大学。尽早研制出对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这是爱人的心愿，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采访陈敏口述刘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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