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伏气络学说基本反映SARS证候特点(如何学习中医内科学)

邪伏气络学说基本反映SARS证候特点

--访中日友好医院SARS中医临床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仝小林教授

本报记者 赵 雯

自4月下旬至今，中日友好医院先后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部863、WHO等有关中医治疗SARS的临床研究课题4项。作为主要负责人，仝小林教授坚持在一线工作了近两个月，他与课题组30多位医务人员团结协作，废寝忘食，冒着生命危险，在病区里收集临床科研资料，与病人零距离接触，获取了大量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亲身实践和对360多份病历的分析、总结，提出了一个基本反映SARS证候特点的新学说——“邪伏气络”学说。这一学说的提出，将中医对SARS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进一步研究SARS的防治方药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思路。日前，记者就“邪伏所络”学说的详细内容采访了仝小林教授。

记者：仝教授，“邪伏气络”是不是指邪气伏于气络，伺机而发？气络是指什么？

仝小林：首先讲讲气络的概念。人体吸入之大气和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卫之气汇聚胸中而为宗气，宗气有两大功能，一是上循喉咙以司呼吸，二是下贯心脉以行血气。而呼吸之气与心脉之血交换的场所我们称之为气络，气络中气血的有效交换是生命的基本保证。我们将SARS的中医病名定为肺毒疫，引起肺毒疫之疫毒是一种嗜肺疫毒，它由口鼻侵入人体，客居气络。其潜伏期长短取决于禀赋之强弱、毒力之大小、年龄之长幼，长则2~3周，短则1~2天。

记者：伏于气络之邪是如何发作的？

仝小林：潜伏期酿热蕴毒，终成待发之势。根据机体抵抗能力强弱和反应类型的不同，初起发病形式有多种：热毒之气或浮越于太阳（恶寒、发热、头项痛、腰背痛、肌肉疼痛、骨节疼痛、咳嗽等），或浮越于少阳（寒热往来、口苦、呕恶、胁胀），或浮越于阳明（发热、目痛、眉棱骨痛、汗出、口渴、鼻干）；或出现卫分证、卫气同病，或出现中焦脾胃症状，或出现湿热郁阻、表里同病的症状。但总以太阳经证和卫分、卫气同病居多。据我们统计，69%的病人以太阳经证起病，26%的病人以卫分或卫气同病起病。

记者：您能否用“邪伏气络”学说解释一下SARS的演变规律？

仝小林：根据对病情演变全过程的分析，我们将肺毒疫（SARS）分为潜伏期、发热期、喘咳期、喘脱期、恢复期。热毒深重，邪伏气络，气血交换受阻，水湿产生。热毒、血毒、湿毒互结阻于气络，吸气不畅，气机壅塞，而喘咳突现，喘憋而咳，越咳越喘，喘多咳少，很少有痰，这正说明病不在气管而在于气络。热毒、血毒、湿毒的共同作用，终至气络大伤，宗气外泄，喘憋加重而出现喘脱。呼吸浅促，脉细而数，汗多神疲，为喘脱之轻证——宗气外脱；若进一步发展，宗气大伤，上不能司呼吸，下不能行血气，阴阳失衡，不相维系，阴阳之气不相顺接而出现喘脱重证——元气外脱；若气络大伤，气血交换不能，心体失养，心神失用，心不敛神，可致心阳暴脱；若气络大伤，气血失调，阴阳不相维系，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可致厥脱，最终以阴阳离绝而死亡。

记者：“邪伏气络”学说在SARS的治疗上有哪些指导意义？

仝小林：“邪伏气络”学说是我们对肺毒疫病位、病机、演变规律、证候特点分析的全面概括，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气络为邪伏之所，气络为邪发之所，气络为邪阻之所，气络为邪伤之所。气络属肺，邪伤气络，重点损肺，旁及他脏之络脉，在治疗中，我们提出“活血化瘀贯穿始终”，即是基于上述认识，早期、全程使用活血化瘀药物可大大减轻络脉的损伤。

记者与仝教授关于“邪伏气络”学说的谈话就到这里，而仝教授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期待着中医在防治SARS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突破。

如何学习中医内科学

第一节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

中医内科学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辨证论治的法则，系统地阐述和处理内科病证的一门学科。其内容极为广泛，主要包括外感时病和内伤杂病两大类疾病，二者各有其病因病理、临床特点、诊治方法，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理论课与临床各学科的桥梁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基础理论知识只有经过内科学的进一步讲授和临床实习，才能达到深入理解和掌握；临床各学科则必须以内科学作基础，才能更好地熟悉本学科的特点和技能。这就是内科学重要性之所在。在源远流长的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内科学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整理，使内科学知识，包括病因学、病机学、分类学、治疗学等项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中医内科古称“疾医”、“杂医”、“大方脉”，即中医内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传统将其研究的疾病分为外感病和内伤病两大类。一般说来，外感病主要指《伤寒论》及《温病学》所说的伤寒、温病等热性病，它们主要由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及疫疠之气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的生理、病理理论为指导。内伤病主要指《金匮要略》及后世内科专著所述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杂病，它们主要由七情、饮食、劳倦等内伤因素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理论为指导。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分化，原来属于中医内科学范畴的外感病如伤寒、温病等热性病以另设专科。本教材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内伤杂病和部分外感病，即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疾病为主要研究和阐明的对象，按其体系分为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和经络肢体病证。

第二节中医内科学术发展源流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称“大方脉”，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

由于中医内科学在中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起源亦像中医学一样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在《山海经》一书中，就可以看到“风”、“疟”、“疫疾”、“腹痛”等内科病证的名称和症状。《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的宫廷医生已分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四种，其中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而扁鹊被人们视为分科的先师。由于内科疾病的普遍存在和医疗实践的深入，内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得到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黄帝内经》的问世，被视为战国以前医学知识的总结。

一、奠基时期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至春秋战国时期，则被广泛用于阐述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被中医学所采纳，以此探讨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自战国迄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各81篇。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①强调整体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健康与病态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②将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等各方面，摸索出人体疾病变化与治疗的粗略规律。③重视脏腑、经络，论述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④在以上理论指导下叙述六淫、七情、饮食、劳伤等病因以及脏腑、六气、经络的病理变化。⑤论述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方法和具体内容。⑥确定治未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标本，正治反治，制方，饮食宜忌，精神治疗及针刺大法等治疗法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已见理、法、方、药的雏形，成为内科学理论的渊源。另外，《黄帝内经》还记叙了二百多种内科病证，从病因、病理、病性转化及预后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有些病证还专篇加以讨论，如“热论”、“咳论”、“痿论”、“疟论”、“痹论”等，从而为内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言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分别讨论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此外，还阐述了各经病证的传变关系以及合病、并病或失治、误治引起的变证、坏证的辨证与治疗方法。通过六经辨证，又可以认识证候变化方面的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再以阴阳加以总概括，从而为后世的八纲辨证打下了基础。《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以病证设专题、专篇加以论述，如肺痈、肺痿、痰饮、黄疸、痢疾、水肿等病证的辨证与治疗。.张仲景开创辨证论治的先河，临证时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按方遣药，而且注意剂型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书中共制375首方剂，有不少功效卓著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仍有很高的疗效。因此，《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术及内科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继承发展时期

经隋至唐，由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发展，医学教育也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宫廷医学校的课程规定，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学习包括内科在内的临床各科，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亦可以看出内科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规模。隋唐时代，对内科中的多种疾病已有详细的论述，如对伤寒、中风、天行、温病、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都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对绦虫病、麻风、恙虫病、狂犬病的预防和治疗亦具有较高的水平。《外台秘要》已记载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对黄疸病及治疗效果的观察，提出“每夜小便中浸白帛片，取色退可验。”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消渴病的发病过程及其药物、食治等疗法，并规定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理学及证候学专著，其中记载内科病27卷，内科症状784条，对每一个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如对泄泻与痢疾、痰证与饮证，一反过去之统称而分别立论；对寸白虫的病因、疟疾的分类、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都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宋代对于医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比较重视，规定了各科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元丰备对》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分科中属内科的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可见当时对内科之器重。从宋代起，金、元、明三代均设有大方脉科，为治疗成人各种内科疾病的专科，促进了内科的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的出现，他们各自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人体状况及发病特点，总结了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刘完素对《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参照《内经》病机十九条精神，认为“火热”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故力倡火热致病的机理，创立“火热论”。在治疗上，他极善于使用寒凉药物，故后人称之为“寒凉派”。张子和受刘完素的学术影响并加以发挥，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全在于病邪之侵害，不论外因、内因致病，一经损害人体，即应设法祛邪外出，不能让其滞留体内为患。他把汗、吐、下三法广泛运用于临床，并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治病以攻邪为主，后人称他为“攻下派”。李杲生活于金元混战、社会动荡之年，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体质虚弱，从而使脾胃在人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他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时则多用补气升阳的药物。由于他擅长温补脾胃，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研究了先世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独树“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两论。在治疗上，竭力主张滋阴降火之法，故后世称他为“滋阴派”。此四者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四大学派。

金元时代的成就不仅限于金元四大家。与此同时，《圣济总录》有18卷专论诸风，反映当时对“风证”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水平。张锐著《鸡峰普济方》，把水肿分为多种类型，根据起始部位的特征区别不同性质的水肿，施以不同治法。另外，还有一些内科病的专著问世，如宋代董汲著《脚气治法总要》，对脚气病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均有详细论述，并订出64方，是一部现存较全面的脚气病专书。元代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肺痨病的专著，书中所拟10首药方，分别具有止血、止嗽、祛痰、补养等作用，对肺痨全过程的分型和治疗总结了一套可以遵循的经验。

病因学在此时也有重要发展。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在《伤寒论》病因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内经》理论，创立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此说概括性强，适于临证应用，沿用至今。

三、系统完善时期

自金元四大家掀起学术争鸣之风，后世历代诸家，各抒己见，使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日趋系统和完整，在中医学术界掀起了发展、创新的风气。如历代对中风之争，或言真中，或言类中，或言“非风”，越辩越明。又如对补脾、补肾及脾肾双补的推敲，使脾肾的生理、病理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更加明确。再如对鼓胀的病机认识，从东垣与丹溪的“湿热论”，到赵养葵、孙一奎的“火衰论”，再至喻昌的“水裹气结血凝论”，也是越分析越透彻，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了治疗效果。明代继承了金元的学术成就并有所发展。如薛己的《内科摘要》在学术上受李杲善于温补的影响，而有所发展，是我国最早用内科病名的医书。虞抟的《医学正传》则发展了朱丹溪的学说。王纶明确指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是对当时内科学术思想的总结。另外，龚廷贤所著《寿世保元》，先基础，后临床，先论述，后列方，并附医案，取材丰富，立论精详，选方切用，适于内科临床参考。《景岳全书》为纠正金元刘、张嗜用寒凉攻伐之偏，倡导人之生气以阳为主，指出人体“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力主温补之法，是书论内科杂病部分计28卷，记述70余种病证的证治，每病证均引录古说，参以己见。张景岳对内科许多病证病理之分析与归纳极为精辟，治则方药也多有心得，在这部分内容中，张氏结合病证对温补学说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明清时代，在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突出地位的要算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使内科学之外感病的实践与理论进入更高、更完善的境界。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传染病学中较早的专门论著，他认为瘟疫有别于其他热性病，它不因感受“六气”所致，而以感染“戾气”和机体机能状况不良为发病主因。并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人，无论老少强弱，触之皆病。这一认识，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见解。叶天士的《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其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概括了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规律，成为外感温病的纲领；其次，根据温病的发病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病变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再者，在温病诊断上，总结前人经验，创造地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与白痦的方法。这就为温病学说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吴鞠通在叶氏学说基础上著成《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论述风温、温热、瘟疫等9种温病的证治，并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法，使温病学说更趋系统和完整，建立了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其后，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对湿温病进行了深入研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施治。也都对温病学说作了发挥和补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

在内科杂症方面，明清也有一定发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发生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的观点，加深了对疾病发生本质的认识，故而提高了疾病诊疗和理论水平。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极为实用，熊笱著的《中风论》及尤在泾著的《金匮翼》对中风病的叙述，胡慎柔著的《慎柔五书》、绮石著的《理虚元鉴》对虚劳病的分析，卢之颐著的《痃疟论疏》对劳疾的认识，都可称之为内科专篇专著，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时，对血症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对瘀血证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创立了活血化瘀诸方，特别是为气虚血瘀所制益气活血之补阳还五汤更属创举，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唐容川的《血证论》是论述血症的专著，对血症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并提出治血证四大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医学传人我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中西汇通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导向错误，不能正确引导中西两种医学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反而企图扼杀中医，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发扬中医学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建立，使内科学同其他各学科一样，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内科学》统编教材的几次修订和使用，一些中医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著书立说，如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蒲辅周的《医案》、《医话》，任应秋的《论医集》都有一定的见解和发挥。1983年的“衡阳会议”和1985年的“合肥会议”对振兴中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一决定得到全国的响应，各类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中医药队伍不断成长，造就出一大批内科专业人才，既继承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又汲取了现代中医内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成就、新技术、新进展，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促进了中医内科学的迅速发展，为中医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第三节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命名及其特点

中医内科学所包含的疾病，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历代医家的积累和疾病谱的变化而与日俱增。为了方便学习研究与临床应用，探讨内科疾病分类的方法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金匮要略》一书中，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痉、湿、喝三者皆是从太阳经开始，为来自外感的病证，故合为一篇利于鉴别；消渴、小便不利、淋病均属小便异常症状，故列为一篇论述；呕、吐、哕、下利又都是胃肠疾病，合在一起讨论，易于辨证施治等。这种分类尽管粗糙，但在疾病分类方面的探索却是有益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证候学专著，其以“候”类述，共1739则，可见书中证候分类之细，该书把风病、虚劳病、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作为全身性疾病，然后再按证候特征或脏腑生理系统进行分类。此种分类，实有过繁之感。《千金方》则由博返约，初步进行归纳。将风病、伤寒、脚气、消渴、水肿等作为全身性疾病，其他疾病则归入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等脏腑门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是宋代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但此书按病分类，在疾病分类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如将内科病分为诸风、伤风、诸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杂病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试图按三因将疾病分类，但就某些病证之中，又包含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不同证治，所以也说明此法分类尚未达到尽善之地。《明医杂著》将当时常见内科病证分题讨论，如对发热、劳瘵、泄泻、痢、疟、咳、痰饮、喘胀、饮食过伤、头痛、小便不禁、阳痿、梦遗、暑病等的证治加以论述，重点突出。

《三法六门》把疾病按病因分为风、寒、暑、湿、燥、火、内伤、外伤、内积、外积共十门，这对后世《医门法律》影响颇大，是书将前六者及诸杂证分门别类，著成一书。《医学纲目》则按脏腑分部加以分类。如肝胆部，论述中风、癫痫、痉厥等病；小肠部，论述心痛、胸痛、谵妄等病；脾胃部，论述内伤饮食、诸痰、诸痞等病；肺大肠部，论述咳嗽、喘急等病；肾膀胱部，论述耳鸣、耳聋、骨病、牙痛等；伤寒部，论述伤寒病为主，兼及温病、暑病、瘟疫等，也可以看出著者在分类学上所下的苦心。《证因脉治》将所论病证又以外感、内伤分类，可以说是以外感、内伤对疾病进行分类的雏形。《证治汇补》将内科杂病分为八门，提纲门列中风、伤风、中寒、暑、湿、燥、火等证，内因门列气、血、痰、郁证及虚损劳倦等，外体门列发热、恶寒、汗病、疟等，上窍门列眩晕、头痛、五官等病，胸膈门列咳嗽、喘、哮、呕吐、反胃等，腹胁门列心病、腹痛、霍乱等，腰膝门列痿蹙、疝、脚气等，下窍门列泄泻、痢、便血、淋、遗精等，探讨了按部位分类的方法。《医学实在易》以表证、里证、寒证、热证、实证、虚证分类讨论疾病的证治。

纵观历代医家对内科疾病的分类，尚未统一看法。为了指导临床，寻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类法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多数医家认为以病因、病理变化为纲对内科疾病加以分类较为合适。以病因为纲，可将内科疾病分为外感疾病和内伤疾病两大类。外感疾病，是由外感六淫等邪气所致；内伤疾病是由情志刺激、饮食劳倦、起居失常以及脏腑功能失调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如气血津液输布失常所生之痰浊、瘀血等引发。诚然，这两类疾病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些外感疾病可变为内伤疾病，内伤疾病使正气亏虚也易感受外邪，在病程的某一阶段可以变为外感疾病。以病理变化为纲可将内科疾病分为热病与杂病两大类。热病包括一切外感热证，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为传变特点的病症；杂病包括以脏腑功能失调为主而产生的病证。

病因分类，突出了病因的特殊性，便于临床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病理分类反映了疾病病理变化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因为病理主要是脏腑功能失调造成的，故可以进一步按五脏六腑进行分类。

病理分类法是在病因分类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病因分类的补充。因此，临床上可把这两类分类法结合起来，称之为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

外感热病，根据感受邪气的不同可分为伤寒与温病，温病又可分为温热病与湿热病。温热病包括了风温、春温、冬温、秋燥、温毒、温疫等；湿热病包括了湿温、伏暑、暑温等。按发病特点，温病又可分为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两类，如风温、冬温、暑温、秋燥属新感温病，春温、伏暑则属伏气温病。

内伤杂病分类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人体是一个以脏腑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外联四肢百骸、五官九窍，以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以经络为通路。因此，内伤杂病虽多，但其病理变化始终不离脏腑功能紊乱、经络通路障碍、气血津液生成运行输布失常。故内伤杂病的分类，则按照不同脏腑生理病理变化而分为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系病证、肾系病证、经络病证、气血津液病证等。

中医内科病证的命名原则主要是以病因、病机、病理产物、病位、主症、体征为依据。如以病因命名的中风、中暑、虫证等；以病机命名的郁证、痹证、厥证等；以病理产物命名的痰饮等；以病位命名的胸痹、肝着、肾着、肺痿等；以主症命名的咳嗽、喘证、呕吐、泄泻、眩晕等；以主要体征命名的黄疸、积聚、水肿、鼓胀等。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命名有其自身的固有特点，大部分是以临床症状和体征来命名，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但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命名方法已具有确定的含义，在中医内科学术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迄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

中医治疗疫病作用有哪些？ 越详细越好

中医治疗疫病理论有以下几点：
1、扶正防疫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增强人体正气，就可以提高机体抵抗外邪入侵的能力，从而使邪气不能侵犯人体，或即使感受了邪气也不会发病或发病其病情也很轻微，易于治愈康复，所以培固正气是预防传染病的首要环节。
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即是说注意保护体内阴精对于预防伏气温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2．药物防疫
早在《内经》的《素问?刺法论》中就有用小金丹以预防疫病的记载。晋?葛洪指出：“家人视病者，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葛洪用柏枝散预防疫病流行，并强调常服熬豉、新米、酒渍，以断温病，令不相染。《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列有不少辟温方药，如《备急千金要方》言：“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以防温病（传染性疾病）发生。元代滑寿主张在麻疹流行期间以消毒保婴丹、代天宣化丸预防麻疹的发病。《本草纲目》记载了服脐带粉预防疫疹，服紫草根预防麻疹。
3．接种防疫 预防传染的最积极有效的措施为接种免疫，这也是增强人体正气的一种方法。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中，曾记载用疯狗的脑子敷在被疯狗咬伤的局部创口上，预防狂犬病的发生；
至明代以前，我国发明了种痘法以预防天花，开创了世界人工免疫的先河，并创立了医学史上的第一种人工免疫疗法—“人痘接种术”。它比英国柏克立的乡村医生琴纳发明的种牛痘预防天花至少要早500年。
4．重视环境、个人及饮食卫生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卫生对于预防传染病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有使用唾壶的习惯。应邵《汉官仪》载：“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早在唐代《千金要方》中也载有“常习不唾地”之说，即要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清?尤乘《寿世青编》说：“凡人卧床常令高，则地气不及……人卧室宇，当令洁净，洁净则受灵气，不洁则受故气。故气之乱人室宇者，所为不成，所依不立。即一身亦尔，当常沐浴洁净。”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这些记载均说明搞好环境卫生与预防保健的关系极为密切。
5．消毒隔离 古代医家基于对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认识，在《内经》提出的“避其毒气”预防原则的指导下，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如汉代即对传染病患者采取集中隔离治疗，设置“病庵”，类似于现代传染病医院。晋朝规定：朝臣家有“时疫”（传染病）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说明不仅要将病人隔离，还要对已与病人有所接触而尚未发病者隔离。此外，隋代还曾设有“厉人坊”，其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6．驱杀蚊蝇虫害 古人已认识到一些昆虫、小动物可传播疾病，因此极为重视驱杀蚊蝇虫害以预防传染病流行。在周代就设有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专事药物驱杀虫害。敦煌石窟中有一幅殷人熏火防疫图，形象地描绘了殷商时代即以火燎、烟熏杀虫、防疫的生动情景。在防蚊方面，我国在后汉时期就较普遍地使用蚊帐辟蚊。针对如何灭鼠以防病，《山海经》里载有用白矾毒鼠的方法；《本草纲目》载有以砒霜“和饭毒鼠”。这些方法和措施对于防止瘟疫的发生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优势
中医在防治传染病的实践中，深入发掘，系统继承，全面运用中医药理论和防治方法，在防治传染病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治疗传染性疾病亦不例外。这一方法决定了中医治疗可以在疾病的早期介入。在用现代医疗技术未查清病原体的情况下，中医可根据一组由症状组成的证候群，审证求因、据因处方。如禽流感初起表现为头痛、鼻塞、咳嗽、恶寒发热，发生冬春季节，治疗即可根据风温证，邪在肺卫论治，用辛凉宣肺法；如表现为发热、咳嗽、舌质红，即可根据风温邪热壅肺论治，用清热宣肺法。只要有病症出现，就可以通过审证求因，针对病因对传染病进行早期干预，这对减弱病原体的毒力，减轻毒素对人体器官的损伤以及对免疫系统的破坏有重要作用。以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为纲领的温病学说对传染病的辨证具有高度的经验性、灵活性和技巧性。
如五十年代中期，中医按照“暑温”辨证成功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制定了“清热、解毒、养阴”三种治疗原则，所用方药以白虎汤为主，主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等，被称作“石家庄经验”在全国推广。继后，各正规医院接纳中医应诊，确诊的乙脑病人应用中药后，病死率控制在30%以下，此为当时医学界一件大事。1956年北京地区再次暴发乙脑，蒲辅周等著名医家提出“暑湿并重”的观点，以辨证论治为出发点，不拘一法一方一药，强调天人相应，重用芳香化浊法，数法结合辨病、辨证施治，先后用白虎汤、白虎加苍术汤为主治疗乙脑，取得肯定疗效。
如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期间，中医药积极参与治疗，按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根据病情分期治疗，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疗效,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中医在把握SARS整体病机规律上，针对各期不同的病机特点而分期辨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早期治疗重在宣透清化，中期治疗重在清化湿热、宣畅气机，极期治疗重在祛邪的同时重视扶正，恢复期要扶正透邪，并兼以化湿、活血。另外，针对湿邪病机特点，加强健脾化湿、宣畅气机，防止过用寒凉；针对正虚的病机特点，及时使用扶正药以扶正达邪；针对血瘀病机，及时使用活血化瘀药以活血通脉。② 在整体分期辨治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辨证论治。根据患者体质特点、兼夹证不同进行加减，以改善症状，提高疗效。实践证明，在治疗SARS过程中，应用中药进行早期干预，可阻断病程进一步发展；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提高临床疗效；中药可明显减轻症状，缓解病情，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在传染病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主要抓住祛邪与扶正两大原则。祛邪即祛除有害病因—疫毒之邪，亦即抑制或消除致病因子，排除病理产物，达到阻止病程发展的目的。运用温病学理论对各类传染病进行治疗，虽然其对病原体的直接对抗作用还未达到理想效果，但现代药学研究表明中医治疗对细菌类感染性疾病，既有杀菌作用，又有抵抗内毒素作用，对病毒类有一定的抗病毒、解除毒力的作用。要依据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予以清气解毒、攻下解毒、祛湿解毒、清营凉血解毒以及与熄风开窍等法并用，以急挫热毒，缓解病势，起到抗病原微生物、抗毒素损害的作用。实验证明大青叶、虎杖、板兰根、连翘、防风等能抑制炎症反应，保护内皮细胞，减少内毒素致小鼠死亡，降低内毒素致兔发热反应，缓解休克期肺血管收缩，改善肺循环灌注状态，破坏内毒素化学结构等。如病毒性肝炎内毒素血证的治疗？
扶正即通过调动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免疫功能。扶正普遍应用于各种传染病的始终，基本原则是养阴保津。在各类疫毒之邪侵入机体产生疾病的情况下，往往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一般情况如仅采用单纯对抗性治疗，可使已削弱的免疫功能更减弱。而中医治疗在卫气营血的各阶段中都注意“存津液”“扶正”，清热、解毒、凉血、清营与养阴、固脱同用，这是一种对抗性与保护性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保护机体免疫功能有着积极的意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中医补益类、清热解毒类、凉血活血类药除能直接降解病原体的毒素外，更为重要的是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因此，清热解毒祛邪与养阴扶正在卫气营血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的配合应用，以达到相辅相成，有机地统一。
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中药治疗传染病的作用主要有:(1)中药有一定的广谱杀灭或抑制病毒的作用，如板兰根、贯仲、黄芩、银花、连翘、苦参、天花粉等;(2)调动机体防御能力，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如增强免疫功能的药物有人参、党参、黄芪、白术、刺五加、地黄、当归、鹿茸、灵芝、枸杞子、淫羊霍、冬虫夏草等;调节机体免疫反应如抑制超敏反应的黄芩、银花、连翘、石膏、青篙、天花粉，具抗炎作用的板兰根、贯仲、黄连，促进T淋巴细胞活化和特异性抗体形成的银花、连翘、白花蛇舌草等川;(3)用药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及无菌群失调、二重感染等弊端。
如中药对流感的治疗，其具有抑制病毒复制、调节免疫功能、改善肺循环、镇痛抗炎等综合功效。
如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方面，中药有抑制乙肝病毒、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恢复肝功能、改善肝脏微循环和肝纤维化等方面的功效。
另外，近几十年来，从各个领域开展了中医药防治AIDS的研究。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有效保护和改善免疫功能，延长寿命，使患者长期带毒生存；已有研究显示部分中药方剂及其成分对HIV有一定抑制作用。总之，中医药治疗AIDS有一定的疗效，有潜在优势，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是其主要治疗的切入点。
总之，中医对传染性疾病采用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地治疗，这种治疗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法，应该在现代新发现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人类社会要延续，新的传染病就会不断出现，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有很大的空间，这场对SARS的斗争证实了这一看法。人类必将与传染病并存，中医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医学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也要紧跟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实现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
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中医西医其实一个是用手测量、依据分析测定，另一个则来自直觉和感受，两者代表了人类两种基本的认知方法。“东方文化中占主流的认知方法一直是经验和直觉，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包括疾病和生命等复杂事物和问题，而不先把它们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而西方则主要是沿着“实证加推理”发展其认知方法。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类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但事实上中医的基本概念与现代生命科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
陈竺表示，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医学研究应首先从人这个复杂的生物系统本身开始，在捕捉和了解其整体特性和规律的前提下着手进入微观领域。也就是说应该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策略，先有整体，尽管开始时很模糊，但在明确人体的系统运行功能和状态的基础上逐步向局部直至最小单元进行科学的还原分析，最终使之自上而下地逐层清晰化。
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展望未来，随着对中医药理论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中西医结合诊治传染病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医药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疫病的防治具有极大的潜力，传染病的中医诊疗将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必将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

中医在手足口病和禽流感中应用
中医治疗手足口病
1.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
治疗手足口病采用中药效果最好，一般用内服药和口腔涂药相结合，无并发症者一周左右即可治愈预后良好。也可采用抗病毒药物治疗。要定时让患儿用温水冲漱口腔；禁食冰冷或辛辣有刺激的食物，不要给予咸食，以免引起疼痛而拒食；饮食要易消化，吃一些清淡、质软、温性的饭菜，多喝温开水；要让患儿有足够的休息；要保证患儿衣服清洁，避免皮疹感染。
治疗方法
急性发作期 手、足、口腔粘膜满布疱疹或溃疡，疼痛、发热烦燥，舌红、苔白或黄，指纹青紫或脉数。证因外感时邪病毒，脾胃蕴热泪盈眶郁蒸所致，治宜清热泻脾，解毒凉血，方用自拟清热泻脾饮。药物组成：金银花、蒲公英、黄芩各10克，连翘9克，野菊花、赤芍大青叶各12克，石膏15~30克。兼高热有动风之亦者加羚羊角、蝉蜕；兼心米之炽盛者，合导赤散；若大便秘结者加大黄、生地黄苡仁；兼阴虚者加麦冬、知母；兼风热犯肺者加桑叶、苦杏仁。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恢复期 热退或微热。疱疹逐渐消退，胃纳欠佳等，此乃余邪未尽，治宜理脾助运，兼以清化。外方：谷芽、生意苡仁各15克，蝉蜕6克，钩藤、淡竹叶各9克，甘草5克。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本病中药古籍未有专门记载，但根据本病症状和特征，似属于中医“温病”、“湿温”、“时疫”等范畴，系实证、热证，治疗方法有疏风清热、清心泻火、清暑化湿、滋阴降米等。本人在临床观察本病除了手、足、口皮疹外，多兼发热、口臭、流涎、拒食、烦躁、大便秘结或不畅，舌红、苔黄、脉滑数或指纹紫滞等症状和体征。多为外感时邪病毒、内有脾胃蕴热所致治宜清热泻脾，解毒凉血。在急性期间用自拟方清热泻脾饮。本方有清热解毒、凉血透疹、燥湿除烦之功。使用本方应注意病中即止，以防过用苦寒易伤脾胃，即在热渐退、皮疹缩小、其他兼症缓解时改用理脾助运兼以清化之药物，务使祛邪不伤正，邪去正安。
中医治疗小儿手足口病36例报告
符虹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柯萨奇A16或A2、A4、A5、A10病毒所致。病毒通过口腔由人传播到人，儿童好发。临床表现为低热不适、腹痛，继而口腔粘膜水疱、溃疡，手指、足趾背侧面特别是指甲周围及侧缘出现红色丘疹、水疱。笔者近2年来，采用中医治疗36例，疗效较好，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 男16例，女20例。年龄6个月～4岁。诊断标准参见文献〔1〕。
1.2 中医辨证 笔者将本病分为两型：(1)肺胃热蕴型：19例。表现为发热、烦躁、不思饮食、流涎，口腔粘膜充血、水疱、糜烂、溃疡疼痛，大便干结，手指、足趾背侧红色丘疹、小水疱；(2)湿热蕴蒸型：17例。除口腔溃疡外，皮疹较重，手、足、肘、膝、臀可见水疱，并显泛发状。
1.3 治疗 以银花、连翘、板兰根、赤芍、米仁、生草为主方。肺胃热蕴型加石膏、川连以清胃泄热，玉屑散外涂口腔，以止痛清热；湿热蕴蒸型，加白花蛇舌草、地肤子、白藓皮以清热解毒、燥湿止痛，用芦甘石洗剂外用，以清热燥湿止痒。结果3剂药后痊愈25例，5剂药痊愈8例，7剂药痊愈3例。无后遗症，均无复发。
2 讨论
手足口病西医多采用对症处理。中医病因分析，认为本病的病邪是“风毒湿热”，由于小儿胎禀素厚，养育过温，复因风毒湿热所侵，其邪从口鼻而入，“随其虚处所著”，蕴郁肺脾。肺合皮毛，主宣肃，外邪袭肺，肺失宣肃，可见肺卫症状。又脾主肌肉，“风毒湿热”与血气相搏，发于肌肤，在口则为口腔溃疡，在手足则发为水疱。治疗当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本方以银花、连翘清热解毒；板兰根、赤芍清热凉血，抗病毒；米仁清热利湿；生草配银花、连翘加强清热解毒作用。诸药相配组成清热解毒利湿基本方。若口腔溃疡明显，脾胃热盛，以黄连、石膏加强清泄胃火之力；肌肤泛发水疱，湿毒盛者，则用白花蛇舌草、地肤子、白藓皮，以清热解毒，燥湿清利止痒。本组结果表明，应用上法治疗手足口病，效果较好。

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
中医药治疗参照时行感冒(流感)及风温肺热病进行辨证论治.
1.治疗原则
(1)及早使用中医药治疗.
(2)清热,解毒,化湿,扶正祛邪.
2.中成药应用
应当辨证使用中成药,可与中药汤剂综合应用.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1.轻证——毒犯肺胃(邪犯肺胃)
症状:发热,恶寒,咳嗽,少痰,咽痛,头痛,肌肉关节酸痛,部分患者伴有恶心,呕吐,腹泻,舌苔白,白腻或黄腻,脉浮滑数.
病机:疫毒之邪袭于肺胃,致肺胃蕴邪,肺失宣肃,胃肠失和,湿热壅滞.
治法:清热解毒,宣肺化湿,调和胃肠.
参考处方: 桑叶___菊花___炒杏仁____黄连
连翘___知母___生石膏____藿香
佩兰___苍术___姜半夏____芦根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加减:口干者加沙参;
______ 咳嗽甚者加枇杷叶,浙贝母;
苔腻甚者加草果;
恶心呕吐者加竹茹,苏叶;
腹泻者去知母,加马齿苋.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2.重证__疫毒壅肺,内闭外脱
症状:高热,寒战,咳嗽,少痰难咯,胸痛,憋气喘促,口唇紫暗,或心悸,四末不温,冷汗淋漓,躁扰不安,甚则神昏谵语,舌暗红苔黄腻或灰腻,脉细数或脉沉细欲绝.
病机:疫毒之邪壅肺,热毒壅盛,故高热,寒战;肺失宣降,故喘息憋气;痰瘀闭肺,肺气欲绝,故呼吸极度困难,喘息气促,阳气欲脱,可见心悸,心慌,四末发冷,冷汗淋漓等.
治法:清肺解毒,扶正固脱.
参考处方: 炙麻黄____生石膏____炒杏仁____ 知 母
川贝母____鱼腥草____黄 芩____葶苈子
虎 杖___ 西洋参____山萸肉____炙甘草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加减:
高热,神志恍惚,甚则神昏谵语者上方送服安宫牛黄丸(或胶囊),也可选用清开灵,醒脑静,鱼腥草注射液.
肢冷,汗出淋漓者去川贝母,加桂枝,干姜,炮附子,煅龙骨,煅牡蛎,注射剂可选用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参附注射液,黄芪注射液等.
口唇紫绀加三七,益母草,黄芪,当归尾;
苔黄腻甚者加藿香,佩兰,黄连.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中成药的应用:应当辨证使用中成药或注射剂,可与中药汤剂配合应用.
(1)解表清热类:可选用柴银口服液,银黄颗粒等.
(2)清热解毒类:可选用双黄连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或颗粒)等.
(3)清热开窍类:可选用安宫牛黄丸(或胶囊),清开灵口服液(或胶囊)等.
(4)清热祛湿类:可选用藿香正气丸(或胶囊),葛根芩连微丸等.
以上4类均可选用清开灵注射剂,醒脑净注射液,鱼腥草注射剂,双黄连粉针剂等.
中成药的应用:应当辨证使用中成药或注射剂,可与中药汤剂配合应用.
(5)扶正固脱类:可选用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参附注射液,黄芪注射液等;也可配合使用生脉饮口服液,百令胶囊,金水宝胶囊等.
四,中医药对人禽流感的治疗(2005版)
五,中医药治疗禽流感动态
三越"了哥王片"可防治禽流感
民间在实践中早就证实了了哥王在治疗禽流感方面的卓越疗效.据悉,在江西井冈山地区,农村就采用了哥王治疗鸡瘟和鸭瘟.一般情况下,鸡瘟,鸭瘟是由病毒引起的.了哥王的防治作用,实际上是其抗病毒作用的具体体现.不久前,广东省韶关市养鸡场使用含有了哥王的组方治疗新瘟疫(亚洲鸡瘟),取得明显效果.
生产厂家——浙江绍兴市三越药业集团
五,中医药治疗禽流感动态
首个治"禽"中药出炉
中药制剂"金丝桃素"对禽流感H5N1和H9N2亚型病毒的杀灭率分别达到目100%和99.99%
五,中医药治疗禽流感动态
这是国内首个"金丝桃素"中药对鸡人工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治疗试验结果."金丝桃素"研制者——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农业部新兽药工程重点试验室 "这个结果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治疗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药物,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中药制剂."15天的试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剖杀各组试验鸡,采用接种鸡胚法进行病毒分离.并用RT-PCR方法对所分离的病毒进行检测,结果表明:都是阴性.
五,中医药治疗禽流感动态
双黄连口服液有抗禽流感病毒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对双黄连口服液抗禽流感病毒的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其对该病毒的杀灭率达到94.37%.

温病学2.温病学发展分哪几个历史阶段

? 萌芽时期
? 成长时期
? 形成时期
? 提高时期
望采纳O(∩_∩)O谢谢

温病学在祖国医学中是一门年青的学科。然而做为一门学科来讲，则有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了解其发展概况，可加深对本学科的认识。温病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内经》，到秦汉晋唐时期，温病皆隶属于伤寒范围。经过两宋金元时期的变革发展，温病始脱离伤寒藩篱；时至明清，才逐步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从而形成一门新兴的临床学科。综观中医的发展史，温病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三个时期：
萌芽时期
（战国—晋唐时期）
据医史考证，温病学起源较早。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低下，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广泛蔓延，温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医学的温病学说便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出来。从现存医著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可以作为温病学说的萌芽时期。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堪称温病学专著的医籍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怎样进行防治的认识已经开始萌芽，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在有关医书中，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秦汉时代对温病学理论的初步认识（主要见于《内经》、《难经》、《伤寒论》）
（1）对温病概念的认识：当时认为，温病隶属于伤寒，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
《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内经》时未明确提出温病病名，称之为热病）
《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分广狭二类，广者即包括上述五类，狭者即上述五种之一的伤寒。
《伤寒论》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2）对温病病因的认识：
《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原始病因是寒邪
伏寒化温
寒邪化热而成温病
（3）对温病证候的认识：热象偏重，突出了温病的温热特性。
《素问·评热病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
《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扼要叙述了温病的症状，对后世论述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热象偏重：虽对温病的证候描述不完全，不准确，但对证候的基本特点已有所了解）
（4）对温病的治疗认识：
《内经》“热者寒之”，“温者清之”，虽不是针对温病而言，但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论》虽未明确指出温病的治疗原则，但论中所述的清热、攻下、养阴等，对温病的治疗有实际意义和启发作用。如白虎汤，可直接用于温病气分胃热证，攻下的调胃承气汤变化为五承气汤（牛黄、导赤、增液、宣白、桃仁等）此外，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葛根芩连汤等，对于温病治疗学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为临床所用。另外，秦汉时代对温病的预防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叙述。
2、晋唐时代对温病病因的探索和防治方剂的创制
秦汉后到了晋唐时代，在整个中医学界，医学的发展是对方药的整理，此时方书较多，在医理上无重大突破，温病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1）病因的认识：
葛洪《肘后备急方》：“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认识到温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不同于其它病因，这种特殊的物质疠气，致病传染性强。至于鬼毒，葛洪出生于道家，故认为有鬼毒作用。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识到：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不同于一般病因的致病因素也是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以上这二种认识，对后世吴又可“疠气学说”有很大指导意义。
（2） 方剂的创制从治疗学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
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温病的方剂。例如：
黑膏方——治温毒发斑 萎蕤汤——治风温（滋阴解毒）
大青汤——治温病热盛阴伤太乙流金散——烧烟熏辟温气（空气消毒）
黑膏方：生地黄、豆豉、猪膏（猪肤）
萎蕤汤：白薇、麻黄、独活、杏仁、川芎、甘草、 木香、石膏
大青汤：大青叶、阿胶（滋阴清热）
太乙流金散：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
（以上几个方子，突出了清热解毒，为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通过对《内经》、《伤寒论》、《肘后方》、《千金方》等对温病的论述可知，此时虽对温病的因证脉治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理论简单、朴素、零散缺乏系统，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仍属伤寒范畴。
总结概括此时期：
A、对温病的病名、病因、证候防治有了初步认识
B、概念上温病隶属于伤寒
C、对温病的认识理论简朴缺乏系统
但我们从温病学说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阶段是个良好的开端。温病学说思想一经产生,就为后世继续发展这门学科开辟了正确道路。
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时代。唐代以后，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城市兴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海外交通频繁，因此疾病传播类型增多。宋代民族斗争激烈，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外感热病随之增多，流行传染更加残酷，使得医家们有更多实践机会。医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新的治疗经验，认识到《伤寒论》的辨证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温病，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同时因为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所以有条件提出发展和改革的主张，使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
成长时期
（两宋金元）
1、治疗学上的新突破
① 宋代朱肱擅长灵活运用经方：
朱肱首先提出运用经方不能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因人因病}灵活加减随证变化。
② 金元刘河间强调热病治宜寒凉：
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活跃。刘河间首先打破《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提出治疗热病：
A、创新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
B、立新法——寒凉清热为主，法当表里两解；
C、制新方――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双解剂。
突破了发表不离麻桂的常规，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较朱肱前进了一大步，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学打下了基础，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大转折。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何间”之说。
③罗天益对温病证治作了规律性提示：
《卫生宝鉴》即按热在上焦、中焦、下焦以及在“气分”、“血分”不同部位而分证、制方用药，但未把症状系统归纳，以后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皆受之影响。
3、理论上的新进展
（1）宋代郭雍对病因学说的阐发：
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后世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实即导源于此。
（2）元代王安道对寒温之异的辨析：
元末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对温病的病名、病理，治则有独特的见解，对寒温的辨析很重要。
A、病名：温病不得混称伤寒
B、病理：温病与伤寒发病机理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怫郁于表
C、治疗：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
他的看法，划清了寒温界限，为温病学说脱离伤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故吴鞠通称他“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从以上所述，宋代的朱肱、郭壅及金元时期的刘河间、罗天益、王安道等医家的论述可知，此时对温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理论和治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为后世温病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是成长阶段。
总结此期：
1、理论上的进展： 提出温病病因的不同看法及从病名、病机和治疗上区分伤寒和温病。
2、治疗学的突破：主张灵活运用经方、强调热病的治疗以寒凉为主 ，提出外感病因按邪在三焦气血制方用药。
两宋金元后，到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温病学家辈出，温病学专著丛现，对有关温病学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
形成时期
（明清）
这一阶段，以吴又可《温疫论》和清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温病学家及温病学专著为标志，有关温病的理法方药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专门独立学科———温病学。
1、明代温病学的主要成就
（1）明代汪石山首创“新感温病”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以《内经》、《伤寒论》为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在成长阶段已谈到宋·郭雍已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寒伏而后发，亦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但他未直接提出“新感温病”之说。为清代温病学家认识到春夏秋冬皆有感而即发的温病，有较大推动和启发作用。
（2）明末吴又可编著《温疫论》，创立温疫辨证施治理论
吴又可身处崇祯末年，正适温疫流行。他根据实践体会，编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他在书中创造性提出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一些独特见解。其学术成就表现在：
Ⅰ、论述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大胆提出“守古法，不合今病”的独特见解。
Ⅱ、首创“疠气”学说，脱却“六淫”致病因素圈子，丰富和发展了温病病因学说。他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温疫是感触疠气而引起，邪从口鼻而入，伏匿膜厚，迨其溃发则有九种传变。温疫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Ⅲ、在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并创疏利透达之法。如：
a、发病初起，即用达原饮疏利透达膜原
（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
b、中期邪已陷胃，用三承气汤专主下夺，以邪尽方止
（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
（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
（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
c、 后期重在滋养津液，清解余邪。如用柴胡清燥汤、蒌贝养荣汤、清燥养荣汤等扶正祛邪。
（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
（蒌贝养荣汤：知母、花粉、贝母、瓜蒌实、桔红、白芍、当归、紫苏子）
这些认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依据，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重大创见，且至现在仍不失其先进的科学思想。清代戴天章《广温疫论》、刘松峰的《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疹一得》、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均皆论述温疫，都是受到吴氏思想的影响。
（3）明末清初喻嘉言提出瘟疫防治新见解，创立秋燥致病新理论：并倡温疫分三焦论治：
Ⅰ、喻嘉言对温疫的防治有新的认识
喻氏认为“未病前饮芳香正气汤，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即入，则以逐移为第一义：
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
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
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
这对后世运用芳香化浊法和吴鞠通三焦辨证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Ⅱ、撰写《燥气论》，提出秋伤于燥之说（创秋令燥热为病之论）
喻氏认为，《内经》中只有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述，而没有论及燥气，不够全面。于是撰写《燥气论》，补充了秋伤于燥之说，并自订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病的主方，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清代四大温病学家的杰出成就：
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已盛行大江南北，温病学在理论证治上形成完整体系。使温病学趋于成熟的，是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确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为主要标志。其中叶天士是温病学发展史上建立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有“温热大师”之称。他们的贡献是：
（1） 叶天士建立了温病因证脉治的独立体系：
叶天士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温病学的独立体系。可以说没有叶天士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温病学。其代表著《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
叶天士，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清代吴县人，原籍安徽歙县，先世迁吴。叶氏生于世医家庭，少年时，日至学塾读书，晚归则由父授以医学，受家庭熏陶颇深，十四岁时，其父去世，叶氏随其父门人朱某习医，十分好学，凡闻某医善治某证，拜师，学后更以他师，从12—18岁，拜十七师，从而吸收各家之长，加上生性聪颖，又能刻苦钻研，故得以融会贯通，学业猛进而自成一家。
叶氏生平诊务繁忙，无暇著述，现在流传的几种叶氏著作系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另有伪托叶氏之名者，如《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等为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较能真实反映叶天士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温热论》是叶氏学生顾景文据其口授整理而成，是温病学理论奠基之作。叶氏建立温病学独立体系具体表现在：
A、阐明了温病的主要类型及其发生发展机理：
如《三时伏气外感篇》按季节划分类型，分新感、伏气
三时：春乃春温风温、夏即暑病、秋则燥病，综合有新感有伏气。
现在我们教材上的四时温病基本上是按叶天士的思想来划分的。
B、创立了“卫气营血”温病辨证理论：
为温病学确立了理论基础，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之后，在热性病辨证施治体系方面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卫气营血不是叶天士的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实际，符合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
C、发展温病的诊断方法：
伤寒、金匮重视脉象，叶天士创辨舌验齿。对辨舌验齿、辨斑疹白陪有独到心得，对舌象论述详细简明。陈泽霖说：真正舌象有研究价值的是叶天士的辨舌。例如：烧伤病人开始表现为黄苔，热毒炽盛，当舌质绛时，热入营血，将要出现败血症。
D、确立了温病的治疗大法：
“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也是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较大，为后代医家所推崇。
（2） 吴鞠通充实发展叶氏学说，丰富温病的证治内容：
吴鞠通为清代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学。19岁时，其父患病而死，认为不能医治父病，简直无颜立于天地之间，故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23岁时其侄儿患温病，“请诸医其于温病治法，未之闻也。”至最后身发黄而死。，当时吴氏因初学医，故“未敢妄赞一词”，但此事激发了吴鞠通钻研温病的决心。26岁时，到北京检校《四库全书》，从而得以阅读大量先贤医著。在广泛钻研医学书籍的同时，尤对叶氏《临证指南医案》深入细致，分析研讨，又结合具体病例认真揣摩，附以自己的见解和经验，编著了《温病条辨》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四时温病的专书（共列238法，198首方），此书不仅收取了前贤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犹其使叶氏温病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便于学习推广运用，而且在温病的理论、治法、处方、用药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和提高。吴氏在温病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温病条辨》中，具体表现于：
A、创立了三焦辨证，完善了温病的辨证体系
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对于明确温病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辨证治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卫气营血尚不能确切的反映出与病变脏腑的关系，因而仅有卫气营血辨证还不能满足温病临床的实际需要。吴鞠通则以三焦来归纳温病错综复杂的辨证表现。凡心肺之病属上焦、脾胃之病属中焦，肝肾之病属下焦。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互为经纬，共同构成了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
B、阐明温病的病机传变，提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
吴氏提出温病“始上焦，终下焦”“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总结了多种温病的病理发展规律。
C、创制了治疗大法，丰富了温病治疗学内容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非轻不举形容药性轻清、非平不安形容药性平和、非重不沉形容药性重坠。
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表，所以治上焦的病，宜用如羽毛那样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过病所；中正平和如秤杆之平衡，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故中焦有病用药须不偏不倚，即不能用上焦轻清升浮，又不宜用下焦滋腻潜降；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里，用药须重浊，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
（3） 薛生白编撰专著，系统论述湿热病的因证脉治
《湿热病篇》专论湿热病证的辨证施治。薛氏为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同
时同地。相传与叶天士互为矛盾，有扫叶山庄，扫叶老人之称。薛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能画善诗，与诗词理论家袁枚是莫逆之交，所著诗文甚富，《随园诗话》。性格高雅，淡于功名，朝廷两征鸿博而不就，潜心于歧黄医学之术，以医为毕生之业。他的代表作《湿热病篇》对湿热病证的论述，详尽而精辟，药证俱备，无论处常处变，皆有证可辨，有法可循，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湿温证治的最早文献。对掌握湿热病的辨证施治，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各论中湿热病主要取材于《湿热病篇》。
（4） 王孟英汇集渚家之说，集温病学之大成
浙江海盐人，早期行医在杭州，以后旅居上海行医多年，晚年移居家乡海盐。世代行医，十四岁丧父，立志继承先人遗业，谋生之余发奋攻读医书。博览群书，予以融会贯通，如此十年后，学业大成，验之于临床，每起沉疴，医名于是大振。生平著作甚多，大多已毁，流存者尚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王氏医案》、《归砚录》等。
王氏之前，温病学家及其著作大量涌现，尤其是吴鞠通《温病条辨》问世，温病学说体系已建立。但其学术内容多取材于叶天士，甚少吸取其它温病学家之论述。因而在内容方面，尚不够完整，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温病学说的全貌。王氏有鉴于此，编著了《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渚家之辨为纬”。该书五卷：卷一《内经》；卷二《伤寒论》；卷三卷四收集清代有关温病学名著《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外感温病篇》、《疫病篇》；卷五方论（方剂和药物）。在汇集基础上，广采名家注释，列证文献三十余种，阐其本人见解。此书起到了全面整理温病学说的作用。是温病学集大成之编，对温病学成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因而能与叶、薛、吴齐名、被称之为温热四大家之一。
他们大胆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在温病的辨证施治上，敢于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新理论，制定新治法，终于在外感热性病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说，明清时代为温病学的形成阶段。
总结此期成就有五点：
① 创“新感温病”之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② 提出疠气学说，在病因学上一大进步。
③ 以温病做为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学术上自成体系。
④ 确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温病学理论体系。
⑤ 丰富了温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随着温病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在医学界产生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有关内容放在第二章温病学说中的三大争论中讲解。
提高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
温病学在明清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民党采取取缔消灭中医的政策，祖国医学倍受摧残，温病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中医院（如安徽就有省、市、县中医院所）。各综合医院也设立了中医科，为中医治疗温病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医对温热病的诊治，从门诊转到病房，观察更为细微，更便于总结。在此同时，很多西医投身于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中西医的共同努力下，温病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广阔前景，这一时期是温病学发展提高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泛运用，成就卓著：
将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运用临床，并取得显著疗效。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其经验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不仅扭转了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治疗器质性疾病的错误认识，而且吸引了许多西医界人士的重视和研究中医温病学。四十多年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血液病、百日咳、菌痢、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肺炎，急性胆道感染，败血症等急性传染病及急性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对这些疾病的辨证分型，治疗规律，进行了总结。
2、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温病学理论逐步走向规范。由于历史的原因，温病学理论中有的概念比较混乱，或是模糊不清，或是有多种含义，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些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对温病学的基础理论通过深入的探讨而使其有所提高。如对：
① 温病的病因学说有了新的见解：首先对六淫的实质已从单纯的气候因素认识中摆脱出来，而视为各种致病因素，致病属性和特点的归类方法。其次提出了“毒”在发病和病变过程中的作用等。
② 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就如何创立新的、统一的外感热性病纲领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寒温之争”有了较统一的认识，不少人提出“寒温分家”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医外感热性病理论和证治的发展，寒温对立，不适应临床实际的新形势，因而提出应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寒温统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医外感热病学。
②在温病的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截断疗法”的认识和如何掌握运用、如何针对温病中的“毒”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等。
3、结合实验获得成果：
对温病卫气营血传变的规律及其本质，对舌苔变化的实质等方面，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生化等知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还制作了卫气营血病证的动物模型，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温病的辨证和治疗规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4、治疗方药不断丰富：首先对温病学中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下通里，补气益阴等治法的作用机理及有关方剂，中药药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次，结合辨证论治和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剂。另外，在剂型改革以提高疗效，方便治药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原有的以汤，丸剂的基础上，创制了片剂、冲剂、水剂、针剂等新剂型，中药不仅可做静脉注射，而且有了中药的大型输液。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温病治疗学的内容。
5、文献整理取得成绩：
① 重印和校勘注释出版了明清时代的一些温病学名著，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温病学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作出了贡献。
② 编著出版温病学专著和教科书。如《温病纵横》、《温病理论与临床》等。
③ 在新形势下，温病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并通过大量的医学报刊杂志，迅速地交流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底，有关温病学的文献资料仅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就超过了一万多篇。信息的交流对温病学的发展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应看到：温病学的发展步伐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提出自己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A、温病病因学、发病机制等需进一步阐明从本质阐明。
B、对各种温病还需做具体的鉴别。
C、对病证的诊断和治疗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充实完善抢救措施，给药方式还应多样化，以求使用方便，而且高效，速效。
D、对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还应进一步引入温病学研究中。
E、加强临床和实验室科研工作等等。
总之，目的欲使温病学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结语：温病学的发展概况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对待这门学科，需认真学习掌握，学习时需注意几点，即为温病学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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