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珍家属向日方提出七项要求(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李贵珍家属向日方提出七项要求

“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重患李贵珍因医治无效死亡之后，他的家属向日本政府提出７项要求。

今日上午早８时４０分，闻讯赶到解放军第２０３医院的记者见到了李贵珍的父亲李国雄和他的几个河南同乡，他们均表情沉痛。他们表示愿意将李贵珍的遗体捐献给医院，用于医疗研究，以揭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李国雄还通过地方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包括赡养费、抚养费、精神抚慰费、伤葬费、误工费、交通费在内的７项要求。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8月4日发生的侵华日军遗弃毒剂泄露事件，导致我国30多名公民受害，其中8人病重，2人生命垂危。

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国已有10多个省发现过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约有2000名中国公民在和平年代里遭受伤害。更可怕的是，目前仍有部分被日本军队秘密埋藏和丢弃的化学武器尚未被发现。

战争伤害仍在继续

截至8月10日19时，齐齐哈尔市解放军203医院收治了34名“8·4”中毒事件的受害者。李贵珍因接触毒气桶的时间最长，成为此次事件中病情最严重的人。据医生介绍，李贵珍身体烧伤面积已经扩散到95％，并出现呼吸浅快及血液缺氧等中毒症状，尚处在危险期。李贵珍的妻子刘爱平说，他们夫妇几年前从河南来到齐齐哈尔，以收废品为生。8月4日这天，李贵珍以200元买下5个金属罐，在废品收购站切割时，被泄漏的液体烧伤。年龄最小的中毒者是9岁的小女孩高明，是在与其他小朋友在被毒剂污染的土堆旁玩耍时不幸中毒的。她的左脚起满黄泡，行动要靠妈妈背抱。每次换药，她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小高明的父母都是下岗人员，家境很贫困，母亲陈淑霞当天借了120元才送孩子住进了医院，至今没舍得给孩子买一斤水果。面对流泪的母亲，懂事的小高明自责道：“要是我不淘气、不玩土，就不会让妈妈伤心了。”

在此次事件之前，国内已发生很多起日本遗弃毒剂伤我公民事件，造成2000人左右受害，大部分受害者生活不能自理。

1974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航道局职工李臣与其他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船上作业时，吸泥泵竟吸上来一枚炮弹，弹头已坏掉，不断向外流出黑色的液体，并染到李臣等人的皮肤上。

因被毒液侵染，李臣的双手及全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头上的泡有鸡蛋般大小，手上的水泡像一串串葡萄，破裂的水泡里冒出黄色的液体。因为皮肤反复溃烂，李臣在住院治疗时不得不用剪子反复剪掉烂肉，手被生生放到酒精、生理盐水中浸泡消毒。

病情反复发作使李臣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入院治疗。直到现在，后遗症还一直折磨着他：经常嘴角流血沫，唾液紫红，嘴里发苦；浑身无力，有时呼吸困难；头皮反复糜烂，天一热就渗出液体；手指间还有新肉粘连，有时从中渗出液体。家里的生活因失去李臣的收入而变得异常拮据，二女儿在上中学二年级时因交不起学杂费被迫退学。心怀愧疚、不堪痛苦折磨的李臣曾喝下4瓶烈性毒药敌敌畏，幸亏被及时发现，抢救了3天3夜，才捡回了命。（小标题）隐患如何消除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专家步平介绍，在战争中用来毒害人畜、毁灭生态的有毒物质叫军用毒剂，装有军用毒剂的炮弹、火箭弹、导弹、地雷等，则统称为化学武器。化学武器以毒气弹为主，也包括装填了烟幕剂和燃烧剂的各种武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治疗毒剂侵害的有效方法和药剂，因而人一旦遭受化学武器侵害，或者死亡，或者承受相当大的痛苦。由于化学武器的危害极大，它与核武器、生物武器并列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有关条约中规定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25年在日内瓦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但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悄悄在广岛县境内的大久野岛准备制造化学武器。1927年日本陆军将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用了两年时间将整个海岛建设成规模庞大的化学毒剂和化学武器生产工厂，并从1929年开始制造化学武器。日本海军则从1943年在神奈川县寒川的相模海军工厂生产化学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我国多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在战争结束后将其或扔在河里，或埋在地下，或和其它的普通武器一起扔在仓库。据中国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已知道的约有200万枚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炮弹，即使按日本的统计也有70万枚左右。

这些遗弃化学武器是非“储藏”型的，外表没有黄油的保护，锈蚀相当严重，无法使用机械自动化处理，而且长年在地下，不但腐蚀严重，一部分还有泄露，其中的炸药有爆炸的危险。另外，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以呕吐性和糜烂性毒剂为主，而这两类毒剂中都含有对人体危害严重和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砷”，且难以分解。就化学武器处理技术而言，主要分为炮弹解体、毒剂无害化和环境保护三个过程。其中毒剂无害化需要特殊的技术和设备，目前仍处于探讨阶段。

步平忧虑地指出，目前仍有部分被日本军队秘密埋藏和丢弃的化学武器尚未发现，而那些已经发现的毒弹，因没有有效的处置手段，仍是个巨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必将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堪设想的危害和后果。

日本在战后一直否认研制和遗弃了化学武器，1991年才迫于事实和国际压力承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1999年7月30日中日双方共同签署了销毁在中国遗弃的毒气武器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诚恳地履行国际义务，为处理和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备及其他物资，原则上2007年4月处理完毕。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极少部分毒气弹得到了处理。

责任不容逃避

“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已致信“事故救援小组”，声讨侵华日军的罪行，表示要依法向日方讨个“说法”。

其实，早在几年前黑龙江省就已有18名受害人愤然擎起了法律之剑。根据国际法律规定，我国法院不能受理对日本政府的起诉，这意味着中国受害者只能通过跨国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日本法庭上中国律师只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受害人于1996年12月和1997年10月分两批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为受害人辩护的日本著名律师尾山宏说，这是一次贡献于人类未来的诉讼，原告是中国战争受害者中极小一部分，因而具有代表诉讼的性质，如他们的诉讼取胜，将会明显地促进和诉讼并行提起的战后补偿立法，从而使众多受害者得到救济。

中国律师苏向祥向法庭提交了103份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对中国公民造成了伤害，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日本研究化学武器的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的老兵铃木智博、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原馆长村上初一等证人也出庭作证。

今年5月15日，第二批起诉的5名中国原告等来了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书上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将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并给原告造成伤害的事实，但是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理由是回收被遗弃的毒气武器，调查它们的存在，是有明显困难的。

这一错误的不公正的判决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市民支援中国受害者团体代表矢口仁也在判决后的报告集会上说：“我从事40多年教育工作，在课堂上我教育我的学生做错事一定要认错，可是我们的国家做错事却不认错，讲歪理，甚至不讲理，逃避责任。作为一个日本市民，我不知如何向中国的受害者道歉和谢罪。”

5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指出，日本政府对解决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强调“中国政府已多次就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向日本政府阐明立场。我们再次要求日方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妥善处理。”针对“8·4”中毒事件，我国外交部官员正与日方进行积极交涉。中方已就清理现场、医疗护理和人身伤害等问题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第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12名受害者也将于下月等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

铁证如山，日本政府逃避不了它应负的责任。
被海湾战争伤害的中国人

天津日报 (2002-12-18)

发生在遥远中东的海湾战争，13年前直接伤害到了一些中国公民，他们的伤痛不但存在至今，而且还在加深。

“还有比我更惨的人吗？还有比我们这个群体更痛苦的吗？对于战争，我们有切肤之痛，13年了。”孙渤说。

2003年1月4日，大雪把胶东半岛的烟台装扮成为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

“而我却是脏的，由于受到贫铀弹的核辐射，以及在海湾战争中受到的其他现在也不知道名称的武器的侵害，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我的染色体已经有了变异，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当时和我一起在海湾地区工作的其他中国人，也都有类似的病状。现在我们经常联系，互相鼓励，继续活着。”孙渤说。

海湾遗梦

孙渤发表过一部10万字的书稿———《海湾遗梦》。孙渤是真的把他的梦留在了海湾，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已经被那场战争完全摧毁了。

1989年7月，孙渤到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此后随着该地区战事变化，辗转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尚未宣布海湾战争正式停火之际，于1991年3月被调往科威特参加被毁的中国使馆重建工作，成为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国外交官之一。此后在那里工作到1992年2月。

外经贸部人事司1995年9月26日出具证明信，上写：孙渤为我驻科威特人员的紧急撤离做了许多工作，为保证国家和驻科人员的财产不受损失，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恢复和发展中科经贸关系做出了努力，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仍然频繁、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地雷密布的环境下搜集材料，曾被伊拉克士兵武装扣押；后又帮助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国人及时安全地撤离……

正是这些行动，将孙渤完全暴露在核辐射下。孙渤是当时在科威特工作的中国人员中清理战场、搜集材料最多的一个，这也使他成了有相关病兆的群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一刻也离不开治疗的病夫。

当时在海湾地区的新华社记者江亚平有同样的病痛：“虽然我的问题没有孙渤严重，但在回国后逐渐出现了影响健康的相关病兆。”

另外两位记者唐师曾、王继雨则称自己幸运：“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痛苦的生存

染色体严重变异，身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等方面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看病的医学权威王绵之等机构和个人，均为孙渤作出了类似的诊断。

“1991年4月，重返科威特后的一个月，我开始感到严重不适，胸闷、咳嗽、头部剧烈疼痛、控制不住情绪。随后，这种不适加剧。”从1997年开始，孙渤呕吐加剧，呼吸困难。“我经常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甚至还会打自己的耳光，反正也感觉不到疼。”孙渤说。

“我们这些人回来后，均有不适，后来发现我们的症状竟都一样，再后来，看到美国的一些关于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老兵的报道，才知道，我们得的就是海湾战争综合症。”

孙渤父亲现在患小脑萎缩，母亲眼睛哭得几乎已经看不到东西，不能生育、婚姻也于前年破裂的孙渤不但不能尽人子之孝，还让父母操心。

“我现在已经不能从事正常人的工作了。”说到这里，孙渤犹豫了一下，“我的性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我也是个人呀，但是现在我在物质上、精神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享受了。”

这一点，正是江亚平、王继雨、唐师曾对孙渤最同情之处。“他的确什么享受都没有了。”

江亚平则全身肌肉、骨头剧痛，“疼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磨自己的膝盖。”他说。摄影记者唐师曾现在的身体免疫力极低，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野外拍摄工作。

当时新华社驻海湾地区首席记者丁文及当时驻科威特大使馆武官曹彭岭，现在均患癌症。

曾经的精神寄托

有一段时间，孙渤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因为身体原因，孙渤从外交岗位被调回家乡烟台，边工作边休养。

1993年调入烟台大学后，孙渤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周授课28节，曾经是该校外语系授课最多的人。“我8年做了18年的工作，这是校方给我的评价。”孙渤说到了自己的成绩，露出了难得一见、饱含成就感的笑容。

对工作狂最大的摧残，莫过于让他丧失工作的权利。孙渤现在已经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了，这种基于成绩带来的精神寄托随之破灭。

“我还好，疼痛还是能忍的。”江亚平说，“但给我按摩的盲人医师曾经和我说过，没见过背部肌肉硬得像一块铁板的，这种情况，说不影响具体工作也是假的。”唐师曾则明确表示，由于身体情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所以现在很少有机会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采访了。

身体的价值

“惟一支撑我的，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体本身还有价值。”孙渤一直想把自己的身体无偿献给相关的医疗研究部门，他甚至怕等不到那一天，现在已经想好了遗体捐献的事情了。

孙渤的新梦就是把自己变成“实验品”：“在中国，我们这些饱受现代武器侵害的人不多，这个群体却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如果能通过研究我们这个群体，得到缓解甚至找到救治‘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方法，那在战略上的价值得有多大？”

“但是我辗转了很多医院、医疗研究机构，都没能实现我的梦想。我身体这么多年的变化，是多么珍贵的一笔数据，但现在，一点系统的记录也没有。如果就这么死了，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我们这个群体对于治疗这种病是有价值的，存在价值却被忽视了！”

“王绵之老先生曾经表示，不要漠视我们这个群体出现的新病状，要新事新办，如果漠视，就是失职。在海湾战争中有80％的武器是首次使用的，需要我们国家就此作出研究。但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这个群体仍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在我们治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高级研究部门的领导人说我们没病，不要往‘海湾战争综合症’上靠了，好像我们这个群体在利用这种病，我们感到无比的气愤！”孙渤对他求医路上曾经遭受到的误解一直愤愤不平。

江亚平则说：“2001年3月我们一起在北京治疗时，孙渤就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表示了他这个想法，2001年3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给我们这些在海湾战争后身体有明显变化的人———我、孙渤、丁文、曹彭岭及王继雨，做了一次免费的体检，有一个结果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五个人全部是染色体变异。染色体变异在普通人中只有千分之二发生率。五个人中丁文和曹彭岭还身患癌症。专家都清楚我有病，但都不能确诊是什么病。正是因为不能确诊，我们这个群体才有被研究的价值，这也是王绵之老先生的观点。”

孙渤再赴海湾

孙渤现在正在等签证，他要自费去科威特治疗，同时也是身体力行宣扬和平。

“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对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治疗很有心得，但不公开。如果能把我及我们这个群体当作实验对象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也会在海湾战争综合症上有突破。这个想法2001年3月被拒绝后，我还一直主动和很多研究机构联系过，但仍然没有任何回应。也有很多朋友正在帮我联系，都希望我的这个想法实现。”孙渤说。

“对个体关注我是个突破，中央领导、山东省委领导都对我的事做过特别批示，我非常感谢。指示明确，但落实方面，我是着急的，我现在一直在等那些指示更好地执行。2001年的11月18日就有了批示，但我希望能执行得再快一点。”

“很简单，我想活着，想做事情。”孙渤说。

李贵珍中毒事件的资料

望采纳哦亲

昨晚8时56分，在经过解放军203医院近3个小时抢救后，李贵珍停止了呼吸。18天，日本鬼子留下的芥子气耗尽了他的生命。
就在同时，李贵珍的父亲李国松和爱人刘爱

萍一同走进重症室。亲人就在身边，可李贵珍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他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显得那样的干枯！
他在这个地方整整躺了18天，18天啊！
他不再大口大口艰难呼吸，他的胸腔趋于平稳！
他终于……解脱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解脱啊！
妻子，刘爱萍，缓缓走到李贵珍身边，她站在了李贵珍身边，那就是她朝思夜想的丈夫吗？瞬间，她瘫在地上，晕厥了过去。
父亲，李国松，嘴蠕动了蠕动，又一次蠕动了蠕动……他好像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泪水，滚滚从他脸上流下来。他身子抖得厉害，牙齿格格打战。
一边的医务人员将他扶在了凳子上。
“病情好转”，仿佛只是在李贵珍身上打了一个旋儿，给李贵珍和所有关心李贵珍的人一个空幻的希望，就走了。
“李贵珍的状态现在不太好，你得有心理准备！”前天晚上，负责给李贵珍治疗的大夫对刘爱萍说。听到医生的话，刘爱萍的泪水喷涌而出，一路痛哭，当晚赶到齐齐哈尔亚麻厂附近他们租住的简陋小屋，哭倒在屋里。实际上，早在几天前，医院已经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自从下发病危通知书的那天起，病人家属就得有“心理准备”，刘爱萍不懂这些。医生的话，让她一下子明白了死亡离李贵珍到底有多近。
父亲李国松也感到了不妙，遂和李贵珍的堂兄李长见陪刘爱萍回到医院，守候在了那里，等待李贵珍的消息。据医生说，细菌已经感染了李贵珍的肌体，这就意味着，病危中的李贵珍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抢救是从昨晚6时许开始的，医务人员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上呼吸机、吸氧、升血压，8时刚过的时候，他的血压曾经升了一点，但最终又降了下去。
刘爱萍被人搀着回到她曾经住过的小屋，再次瘫了下去，她不能再说任何的话。弟弟李爱民拿手掐住她的人中，但她就是不愿睁眼。
李国松蹲在了墙角旮旯，只顾在那里发呆。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他不知道，任凭别人说着。一屋子的人都忍不住掉了眼泪。
李爱民傻傻地站着，别人都等着他拿主意。可他还病着。从前天晚上开始，他不停地呕吐，头晕，脚轻。而且他还不想吃药，因为他不愿花那个钱。父亲手里总共不到30元钱。
刘爱萍被人扶起来，可又躺了下去。
恩爱的丈夫走了。
撇下她和孩子。
■民声
还我公道
据新华社齐齐哈尔8月21日电 齐齐哈尔社会各界对“8·4”事件反应强烈，曾经在16年前被芥子气伤害过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医院职业病科医生王建丽等5人说：“我们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在华遗弃的化学武器问题，收回其遗弃在我国境内的所有化学武器，不要让类似的悲剧重演。因为我们渴望在安全中生活！”
自去年以来，一直积极运作并发起“深挖日军侵华罪证、消除城市隐患、解除城市危机”活动的齐齐哈尔市工人文化宫主任徐文秀说：“‘8·4’事件令人震惊，过去人们多是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化学武器的危害，今天当40多名父老乡亲被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之后，震怒之余，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还中国人民一个公道。”
本次“8·4”事件的中毒者多数为工地的民工，生活条件与李贵珍的情况相似。面对现实的赔偿问题，他们在默默地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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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军医颜新见证痛苦
自“8·4”中毒事件后，女军医颜新就一直在隔离病室，见证了病人入院和出院的前前后后，也见证了他们的痛苦。
8月4日，解放军203医院首次接收了3名病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中毒，还以为是皮肤病，到8月5日，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病人，他们的症状都很类似，院方迅即请有关专家会诊，经化验才确定是芥子气中毒。
“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动病人！”颜新说。她不敢动病人不是对病有恐惧心理，而是害怕病人痛苦。
“你眼睁睁看着那肉一点点溃烂，你都不敢用手动，一动那皮肤就烂了！平时接触的病人不少，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在对他们的中毒感染处进行处理的时候，心就像被刀割着，真的是小心翼翼！知道那女老板牛海英吧！她刚来的时候，很惨啊，当时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拿手掰开她的眼皮，泪水汩汩流了出来，在场的人见了，都落了泪！”
最初的几天，为了看护病人，颜新和同事基本都没有回过家，一直守在医院隔离病区。
“我真的不愿再见到这样的病人了，对于中毒者来说，是一种抹不去的痛苦，对于见证着他们病情发展的医生来说，也是一种痛苦?一种心灵上的创痛啊！”
从澳大利亚送来关怀
昨日上午11时许，解放军203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澳大利亚籍的扎伊卡先生，他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捐赠药品的。
扎伊卡先生的外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扎伊卡生在哈尔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做手术时，中国人为他输了血，对中国人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自己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扎伊卡先生所赠的26盒药品是从一种名叫鸸鹋的鸟身上提取的专门促进皮肤愈合的药，非常昂贵。但这种昂贵的药也没有能挽救李贵珍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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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事件死者李贵珍家属向日方提出七项要求

新华网齐齐哈尔8月22日电（记者吴晓东 孙英威 梁冬）“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重患李贵珍因医治无效死亡之后，他的家属向日本政府提出7项要求。
今日上午早8时40分，闻讯赶到解放军第203医院的记者见到了李贵珍的父亲李国雄和他的几个河南同乡，他们均表情沉痛。他们表示愿意将李贵珍的遗体捐献给医院，用于医疗研究，以揭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李国雄还通过地方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包括赡养费、抚养费、精神抚慰费、伤葬费、误工费、交通费在内的7项要求。（新华网）
“8·4”事件重患李贵珍多器官衰竭死亡

新华网齐齐哈尔8月22日电（记者吴晓东、孙英威、梁冬）“8·4”侵华日军遗毒弹伤人事件重患李贵珍虽经解放军第203医院抗感染、创面处理综合支持治疗等全力抢救，终因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于21日20时55分死亡。
李贵珍是河南省人，在齐齐哈尔市以收废品为生。8月4日上午，他在齐齐哈尔市民航路北疆小区路口处花200元购买了5个毒气罐，并将其运往当地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在废品收购站将毒气罐两头的铅块和铜帽卸下，在拆卸过程中其中两个罐内的油状液体溅到李贵珍的身上。当日22时，李贵珍住院，被医院诊断为95%皮肤深2度烧伤，重度眼烧伤，重度吸入性呼吸道损伤，生血功能消逝，住院时医院给李贵珍使用了最先进的药物，请优秀专家对其会诊，但终因其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新华网)
“8?4”事件伤势最重受害者父母13日才得到消息

新华网齐齐哈尔8月19日电（记者吴晓东、梁冬）“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中，伤势最重的李贵珍的父亲19日从河南老家紧急赶到齐齐哈尔，看望病重的儿子。
记者19日在解放军第203医院见到了刚刚到达这里的李贵珍的老父亲李国松和李贵珍的女儿李静。今年已59岁的李国松一心想见病危中的儿子，但医院方面考虑到目前李贵珍身体的烧伤面积较大和伤口易于感染的实际情况，暂时未答应李贵珍家人提出的要求。
李国松告诉记者，由于近期河南老家的电缆被人割断，使村里无法与外界联系。因此，他8月13日才从邻村人那里得知了儿子被毒剂伤害的消息。但由于家庭困难，心急如焚的李国松连看望儿子的路费都拿不起，多亏郑州当地一家媒体的协助，他才于18日紧急赶往齐齐哈尔。
面对忙碌中的医生们，李国松含着泪请求道：“大夫，就让我看看病重的儿子吧！”
年仅7岁的李静拉着医生们的衣角哭着说：“叔叔，阿姨，求你们救救我爸爸！他答应过我，放暑假领我来这里玩，现在我来了，他却……”

东京备忘录，巴黎备忘录和印度洋备忘录 有什么分别

2003年8月4日凌晨4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近日发生一起侵华日军遗弃在华的化学毒剂泄漏事件，致多人受伤。截止到8月12日上午十时，齐齐哈尔"8· 4 "中毒事件的住院人数已增加到36人，曾代理过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炮弹受害者跨国诉讼案的中、日双方律师代表团已介入齐齐哈尔"8·4"毒气泄漏中毒事件。中国人战争受害损失赔偿日方律师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拟于17日抵达齐齐哈尔，相关调查。 事件回放 2003年8月4日4时，齐齐哈尔市一公司的挖掘机在施工时，挖出5个金属罐，其中1个被当场挖破。当天9时，5只金属罐中的4只被两民工转卖给一小贩。小贩将金属罐切割时，造成罐内油状溶剂外泄，现场多人被感染。这次事件有44人受到毒气感染，一人死亡。中日双方专家对5个毒剂罐的权威鉴定表明:5个毒剂罐为日本侵华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 齐齐哈尔市8·4毒气事件受害者分别在齐市和日本东京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控诉侵华日军在中国遗留毒气弹给他们造成的终身伤害，要求日本政府作出真诚的道歉，并给予赔偿。 3日，齐市203医院院长孙景海对记者说，医院对40多名受毒气侵害者进行了全力医治。他们查了大量的资料，二战期间只在日本有6个病例，但都没有此次病例严重，如何治疗没有先例。中国军医学院对此也十分关注，将此确定为全军医疗新课题。在对毒气受害者紧急救治后，他们每年进行两次跟踪检查，发现有些受害者消瘦，肝细胞、肝功能改变，今后病情如何发展和需要多少医疗费不可预测。 3日，记者采访了年仅14岁的受害人盖尊旭。他说，2003年8月4日在齐市第五中学院里玩土时，被毒气污染的土感染，眼睛红肿、睁不开，呕吐，左脚起水泡，直径有5~8厘米，挑开后流黄水;双手和左脚发黑，起黑斑点。他父亲说，孩子治伤已花了7.3万元。现在孩子身体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咳嗽。 3日，家住讷河农村的高文华向记者讲述了两个儿子高占伍、高占义受毒气侵害的痛苦经历。2003年8月4日中午，高占伍、高占义在北疆花园建筑工地闻到辛辣刺鼻的味道，在这种气味中施工一直到晚上，当晚又值夜班。6日早晨7时许，高占义感到双眼刺痛，红肿流泪，难以睁开，而且浑身瘙痒，手臂起泡。高占伍脚、后背、肚子多处起泡，开始呕吐。两个儿子医疗费花了四万多，现在都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不能在农村住。因为现在种地都上化肥，他们一到外面受化肥味刺激，创伤面就发肿，流脓水。无奈之下两个儿子分别在去年春和今年3月到河北矿山亲属家住。他去探望儿子时，见到医生硬是把儿子身上发脓的皮肤刮掉，痛得儿子头直撞墙的情景，心如刀绞。高占义已22岁，这种病把要娶的姑娘都吓跑了。全家靠几亩地勉强糊口，从今年3月到现在给高占义邮生活费和医疗费就达9000元。 齐市云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海洋3日对记者说，他们历时两年，对43名毒气受害者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他呼吁媒体给予关注，唤起那些麻木冷漠的国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 八名齐齐哈尔市8·4毒气事件受害者7月29日赴日本东京后，于30日与日本茨城县鹿岛郡神栖町井水化学毒剂泄漏事件受害者青冢美幸一家，以及日本律师和中日友好人士参加了交流会，控诉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祸害，讲述各自的不幸遭遇。次日他们接受了日本媒体采访，受害者和家属分别陈述了受害后的痛苦和精神压力，以及对今后生活的极度不安。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作出真挚的道歉，并给予受害者在医疗、学业以及生活等方面的保障。 该事故中除李立珍死亡外，受伤最严重的当属现年25岁的王成。他的全身皮肤大面积受伤，在接受医疗时，每当糜烂的皮肤要刮掉并换上新药的那一刻，都会痛苦地直撞墙壁，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受害者代表丁树文谈到换药时也是脸色发白，他说，一看到护士进来就害怕得浑身出汗，好几次出现寻死的念头。他还当场给记者看了他的双脚，脚趾都连在了一起。 现在大部分受害者除了皮肤疼痛瘙痒，还有呼吸系统受损、视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容易患感冒等症状。 中国律师说，他们将与日本政府就此进行交涉，如果日本政府不答应这些要求，他们将诉诸法律手段，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外交调处 中日双方将用近一个月时间对齐齐哈尔市日军遗弃化学武器进行处理。参加作业的中日双方部分人员5日已抵达齐齐哈尔市。 此次作业的主要任务是对保管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地区的不明炮弹等实施X光鉴别，在确定弹种的同时对化学弹进行密封包装，使炮弹能安全保管到正式销毁。 参加作业的有联合国官员及中日两国政府外交官员、军方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约100多人。作业以日方为主体，中方协助进行，中日两国各编制作业团进行回收。作业时间预计将持续到下月初。 据介绍，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地区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临时托管库，储藏着近些年发现的部分化学炮弹。由于长期存放，一些弹体腐蚀严重，如不及时处理，将有可能出现毒剂泄漏，污染周围环境，造成人员损伤。 各方反应 中方 中国此次诉讼行动可能要打"持久战";历史上中国放弃的战争索赔只是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从未放弃过中国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 2003年8月15日是一个标志--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58年，但中日双方对于这场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严重伤害的战争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日本近来通过修改《战争史》及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美化或遗忘这段历史;而10天前，8月4日，中国齐齐哈尔市发生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泄漏事件，迄今已造成中国公民1人死亡、40余人受伤，更加剧了事态发展。 在中国的强大外交压力下，日本外务省近日承认毒气泄漏事件是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所致，但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赔偿问题却态度暧昧。中日两国的一些专家表示，根据目前局势分析，日本政府可能将会按照中方的要求赔偿相应的"金钱"，但不会用"赔偿"的形式。 中方索赔底线 据"8·4"中毒事件救援领导小组组长、齐齐哈尔市政府顾问郭海洲近日称，齐市政府根据中毒受害者及受害单位的强烈要求，已经向日方郑重提出4点要求:日本政府要支付全部事故清理费用，包括专家侦查费、材料费、运输费、洗消费等;日本政府要支付中毒人员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等;日本政府要赔偿受伤人员人身损害补偿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和处理伤亡人员费用等;日本政府要赔偿工程停工损失和商业信用损失。 郭还表示，随着事态发展，齐市政府将保留进一步追究赔偿的权利，对于中毒者个人要求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身的权利，市政府亦积极给予支持。 为受害者提供协助的中国律师苏向祥则表示，如果因为这次事件的责任问题要诉诸法律，诉讼当中要求日方正式向受害者谢罪、提供医疗援助、向每一名受害者赔偿1000万~2000万日元(约合65万~130万元人民币);并要求以司法形式，令日方承担因遗留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全部责任。 即使"外交途径解决不了，我们也还要据理力争!"参与此次索赔行动的张博义律师强调，"目前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凿，打赢这场官司我们有信心。" 但以往的经验显示，中国此次诉讼行动将是一场"持久战"，其结果目前尚很难预料。今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受日本化学武器伤害的5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一案做出判决。判决书中虽然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将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和给原告造成伤害的事实，但又称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赔偿被赋特殊含义 《财经时报》注意到，日本在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没有给予中国2000多名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遗留下化学武器的伤害者任何赔偿。但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今年4月，在日本茨城县神栖町的井水中检验出同日军使用过的毒气成分相同有机砷化合物。喝了这种井水的居民出现了手脚麻痹，不能走路等健康问题。对此，日本政府环境部门除了为受害人提供医疗费和疗养津贴，还向饮用了井水而住院的伤者每人支付70万日元的"健康全力调查协助金"。 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冯昭奎认为，由于"8·4齐齐哈尔事件"的特殊性，中国方面可能会获得日本方面"不是赔偿的赔偿"。 冯指出，此前日本法院不给予中国受害者赔偿的说辞是"证据不足"，"战争赔偿不对个人"。但此次由于齐齐哈尔市政府出面，以及日本官员承认毒气泄漏事件确为日本遗留武器所致，冯昭奎认为，尽管目前对事件的发展进行完整预测还为时过早，但最终中国将会获得日本方面的赔偿，即使日本不采取"赔偿的名义"。 "8·4齐齐哈尔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中国媒体上，每天都会有对于此事件的追踪报道，而日本媒体则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漠。除了日本共同社在其网站上进行了报道，日本的其他媒体对此都没有进行报道。 冯昭奎认为，两种不同的反应显现出中日两国都将赔偿问题赋予了更广阔的含义--日本承认历史。中国的民众把日本政府的赔偿看作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日本对华侵略的事实;而日本政府则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日本正在极力回避面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同时，日本政府认为，如果对中国进行赔偿，将会开一个"不好的先例"，日本将面对众多中国民众的类似索赔，因为日本在华遗留了200万枚毒气弹。 从未放弃民间索赔 中国律师认为，由政府出面，就日本遗留化学毒剂伤人事件控告日本政府是有法可依的:一是有关的国际法，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签字国，在讨论这个公约时，中国政府坚持要将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作为一个条款放在公约中;二是1997年7月30日，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日本政府表示，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为处理和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的技术、专家、资金、装备和其他一切物资。国际惯例也是如此，哪个国家造成的战争遗留问题，就应该由哪个国家承担并负责解决。德国通过立法，从根本上解决战争责任和战争遗留问题的做法，成为日本解决同类问题的借鉴。据此，日本理应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 冯昭奎也注意到日本国内一些人士提出"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但他指出，这不能作为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根据。因为中国政府此前的有关承诺，只是放弃了中国政府的要求赔偿的权利，而从未放弃过中国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 齐齐哈尔市民 在获悉"8·4"侵华日军遗弃毒剂伤人事件重患李贵珍死亡的消息后，齐齐哈尔市民纷纷谴责侵华日军的罪行，对遗弃毒剂致人死亡事件表示愤慨。 8月4日，不慎接触到侵华日军遗弃毒剂的李贵珍伤重入院，被解放军第203医院诊断为95%皮肤深2度烧伤，重度眼烧伤，重度吸入性呼吸道损伤。21日晚，李贵珍虽经第203医院全力救治，终因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22日上午在203医院采访时，许多人还不知道李贵珍已经死亡。获悉这一消息后，已在这里住院20多天的患者常忠民十分吃惊。常忠民说:"李贵珍的死太让人痛心了!我恨死侵华日军留下的这些毒弹了。在这次事件中遭受苦难的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以后还要生活，因此日本政府应该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对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 开出租车的齐齐哈尔市民王先生对记者说:"我刚刚听'8·4'事件的一名受害者死了，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造的又一个孽。日本人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事件，给死伤人员及其家属一个满意的交待。" 7月份刚刚从齐齐哈尔大学毕业的宋佳美在知道这一消息后气愤地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留下的又一丑恶罪行，日方应该给予相应的赔偿。虽然这是过去日本政府在中国留下的毒剂，但后任政府也应该勇于承担这一责任，处理好这些毒剂及其造成的后果。 据悉，在李贵珍死亡以后，其父李国雄已经通过地方政府，向日本方面初步提出了赡养费、抚养费、精神抚慰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多项赔偿要求。 日本政府 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对中国齐齐哈尔发生的侵华日军遗留的毒剂罐泄漏事件中死亡者表示衷心的哀悼。 他并说，为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危害事件，日本政府将尽快处理处于危险状态的遗弃化学武器，遵照禁止化武条约中规定的有关遗弃义务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同时，对今次事件，继续与中方密切合作，诚恳地对应处理。 本月四日，在中国齐齐哈尔一处工地发生侵华日军遗弃的毒剂罐泄漏事件，有四十三人先后中毒，其中，河南民工李贵珍重度中毒，抢救无效，于二十一日夜死亡。中国外交部今天上午向日本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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