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黑洞面前的中药产业

2003年注定是中药产业的多事之年。2月，“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龙胆泻肝引起严重肾病”的新闻被国内主流传媒披露，在社会和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成为“两会”话题，人们对中药毒性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月，“非典”爆发后，北京千万市民同吃一副中药“非典方”，一些服用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引起中西医专家的质疑；6月，“马兜铃酸事件”得出结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生产企业将龙胆泻肝丸中的关木通(马兜铃科)置换为木通，取消关木通的药用标准；7月，2002年中国药品单品销售冠军“排毒养颜胶囊”因主要成分大黄被疑长期服用造成继发性便秘而未在说明书中标明被告上法庭；与此同时，就在人们认为“马兜铃酸事件”已经划上句号的时候，受害者开始着手诉讼……

长期从事中药药理、毒理研究工作的张壮认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均与中药用药不当有关，而出现用药不当，特别是中成药用药不当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品说明书对毒副作用、不良反应的记载要么是一片空白，要么是语焉不详。比如，大黄是一味常用中药，作为排泄用药确实有效，但不能长期服用，否则将产生依赖性导致继发性便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论是生产企业还是作为药品生产销售管理部门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肯定清楚这一点，但在产品说明书中却只字未提。其实，只要企业在产品说明书中提到这种不良反应，就可以免责，这场官司就不成立，企业和管理部门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可能是第一个合法的中成药被消费者告上法庭的官司，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产品，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如果消费者能够赢得诉讼，那么对整个中药界而言，影响太大了。”一位制药企业负责人说。这位负责人指出，且不论这个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如果出现这样的判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会有超过50%的中药企业面临相当高的诉讼风险，这是这个行业无法承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消费者的胜算很小，即便如此，已经发生的这场官司仍然可以视为给中药企业敲响了警钟。

张壮同意这位企业负责人的观点，但他认为，司法介入除了对当事者会造成影响、对同行造成压力外，管理部门承受的各种压力可能仅次于当事企业。正是这种压力，可能会迫使管理部门加大对中成药的管理力度。一些中药的说明书将会改写，甚至一些中药OTC品种会被取缔而纳入处方药进行管理。“以目前中国老百姓对药品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的认识水平，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记载内容多的药品的销路明显要比记载少的差，这就是很多药品能少写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就少写、能不写就不写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悖论。”张壮说。

事实上，作为管理中国药品生产和销售的最高当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两年已经明显收紧了对中成药的管理，新报中药品种的毒理实验已经开始与西药接轨，说明书的内容也开始像西药看齐。“目前说明书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些过去批的古方、验方中药上。”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晓良说。他认为在目前的药品管理条件下，消费者选择诉讼的方式既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手段，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着医药行业向更规范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促进管理部门必须加快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谁解中药之毒

据相关报道“实话说，国家对中药基础科研没有一分钱拨款，我们只能靠每年参与科技部项目计划招标得到一些资金，这两年中标‘九七三’计划，共得到4000万元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中药的各项基础科研。每4年用于药品毒理研究的经费投入只有200万元，实在是杯水车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的苏司长对中药毒理的基础研究很是无奈。据介绍，近年来新发现的包括马兜铃酸在内的上百种中药毒性90%以上来自国外研究机构，中药基础科研的落后使得我们只能依靠国外来为中药识毒，而国外先于国内发现中药毒性的后果首先是限制中药，继而是更加不信任中药。

有关专家算过一笔账，每一味中药如果进行全面的毒理和应用研究，费用在500万元左右，1000多种常用中药材全部进行研究至少需要50亿元，对于市场规模只有几百亿元的中药产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每个复方中药进行毒理和药理实验，还需要200万元。”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晓良说

企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关键是企业做了这个工作后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王晓良分析认为。王所在的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这个所的前所长韩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传统配方中药的研究与改良得不到政策的眷顾，企业没有利益驱动是不会干的。同仁堂研究发现将龙胆泻肝中关木通用木通替代，便可以在保持原有药效的前提下避免出现马兜铃酸的危害，并主动向管理部门提出修改配方，现在批准了，但不是同仁堂一家，而是所有生产龙胆泻肝的企业，同仁堂并没有因自己的工作享受特殊待遇。“如果国家制订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基础研究，比如独家生产和销售，我想很多企业会非常乐意进行这样的研究与实验。”韩锐说。

“不仅很少有人投入基础研究，在管理上，有些明明是不适合进入OTC的产品被划入了OTC，有些组方很成问题的药品也成了OTC，在短期利益驱动下，有的产品甚至连最基本的不良反应和安全用药剂量、疗程都避而不谈，怎么会不出问题？！”国家新药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杜贵友研究员说。他认为目前中药的问题很大程度是管理的问题，在中药新药的开发方面的要求过于苛刻，而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检测和广告、说明书的管理又过于宽松，大的产业环境引导着企业“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家需要援手中药

张壮博士后的看法与杜贵友研究员不谋而合，他认为在中药新药的研发与临床阶段采用比西药还要严格的制度，在客观上既扼杀了中药企业开发新药的热情，不符合药物开发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无意中贻误了企业对中药的基础药理、毒理研究——新药在开发过程中必然要对组方成分的毒性进行较深入地研究和实验。

张壮大胆地提出，在保持目前中药管理的基本模式下，只有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由国家出资来完成对1000多味中药的全面、系统的毒理、副作用和不良反应研究。这笔资金的上限是50亿元，按照目前的实验成本，每年从中药产业的税收中拨出10亿元，5年时间便可完成。其对中药产业的意义和拉动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张壮认为，这个工作迟早都得由国家来做，拖得越晚，中药产业受安全问题的影响越大，损失也越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实验的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到时候，恐怕不只是研究成本上升，行业发展延后，而是因中药不良反应造成国家赔偿的制度也需要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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