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着的传统文化特点（上）

中医论着的传统文化特点（上）

中医论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深深地融合在其内容中。现综合起来,其传统文化特点有以下几种。1、民族文化特点1.1　《周易》文化中医论着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孕育形成并经数千年而不衰,是光辉依旧的中华文化瑰宝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肇始于《易》。《周易》是我国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巨著,是炎黄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化的先祖。自古以来,《周易》不仅被哲学家、史学家所重视,而且同样被医家所青睐。《内经》成书年代和《易传》接近,故深受《周易》影响。《周易》的许多哲理、易理都渗入《内经》,《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等,皆导源于《周易》。故张介宾在《医易义》中说:“伟哉人生,禀二五之精,为万物之灵;得天地之中和,参乾坤之化育 ;四象应天,四体应地 ;天地合辟,即吾身之呼吸也;昼夜之潮汐,即吾身之脉息也 ;天之北辰为群动之本。人之一心为全体之君也。……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易经》具《内经》之理,《内经》得《易经》之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自汉以降,王冰、刘温舒、马莳等又以易诠释《内经》;张仲景融易之象数于六经,并制方剂 ;成无己又复以象数注原文 ;刘元素以易论病机,后陈修园著《医学三字经》用卦象阐发诸病之病理,王肯堂以八卦之理创眼科八廓理论,杨继州以八卦论按摩,周事藩以八卦论推拿,李时珍以卦象体会脉象,吴鞠通以八卦之理阐述方义,张景岳将医易视为同源相通,著《医易义》。漫漫数千年,易说未衰,贯通于中医生理、病理、经络、脉学、方剂等几乎所有的中医论著中,实为中医论著的河头源水。1.2　宗教文化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由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中国殷商时代兴起的巫祝文化是神本文化人格化的体现。巫术是当时人类征服自然愿望的一种流露,它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是人类社会早期出现的文化现象。1.2.1　道教文化道教起源于商周的巫祝祭祀鬼神及战国秦汉时代的方士求仙采药。在古代神仙信仰的基础上,沿习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观念和修持方法,于东汉中期形成。道教是吸收和融会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华夏民族古老而复杂的文化中许许多多优秀有价值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构成的一种宗教。道教利用“符水”、“咒语”为传教手段并兼修医术,随后道教与医学紧密结合为中医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春秋战国时代结集的《黄帝内经》经唐·王冰加注后公布于世,王系道家,按一作全元起本第九卷中的《上古天真论》等道家语言作为第一卷,注中广引道家仙经之语,自王注盛行致人遂以《内经》为道家之作,而实际上道家思想在中医学中亦起到了防治作用。汉代另一中医论著《难经》,文中亦杂有纬说及道家语言,此书在中医学上影响较大者为左肾右命之说,与《内经》左右具属肾者不同,其说与道术有关,此后中医命门相火之论即由此开端。自汉魏以降,以至六朝,魏晋谈玄,以老庄为主而道家养生服石之术清流不免,葛洪、陶弘景等可为其代表。葛洪《抱朴子内篇》20卷,是一部研究道教史和中医学不可缺少的资料,特别是其《肘后救卒方》与中医学更为密切,糅合儒道,兼综医术,总结了一些特效药。如茛菪子治癫痫,鹿角末治乳痈,首创用狂犬病的犬脑髓敷贴被狂犬咬伤的伤口治疗狂犬病,是世界免疫学的最早记载。南北朝道教医学家陶弘景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其中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及医药养生、服饵炼丹等方术书就达50种。《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将《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分类发展到七品,内容丰富,条理分明,为唐《新修本草》、宋《证类本草》所继承,对隋唐以后本草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养性延命录》引魏晋诸道家书言养神、炼形等长生成仙方术,认为人可以通过锻炼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无须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人的“强弱寿夭”不在于天赋,而在于人为,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1.2.2　儒教文化儒教源自儒家思想,由孔子所创立,是一种和谐均衡的“中道哲学”。其特征是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图式。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知识结构的形成。集先秦医学之大成而承两汉医家之心传的我国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体系的雏型,这个体系为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中医临床学专著《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集》曰:“怪当今居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中上疗君亲,下救贫贱,确属儒家“孝仁”思想的集中表现。由于儒家思想基本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一方面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渗入中医思想之中。如用君臣关系阐述脏腑十二官的《黄帝内经》的十二官说,《神农本草经》的方剂“君、臣、佐、使”之说,金代张子和著医学名著《儒门事亲》,其书名之所以冠以“儒”,“其意以为非吾儒不能明辨而是正之”。明代李濂《医史》以为:“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亲者不可以不知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历代医家著述《格致余论》、《儒门保赤》、《儒门圭臬》、《儒医规矩》、《儒医精要》、《儒医医宗总略》、《儒门事亲集要》。清道光年间《李氏医案》一书分为五卷,以仁、义、礼、智、信为卷名等等,无不嵌刻有儒家伦理思想的标记。另一方面,儒家强调仁和礼的统一,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调解功能以及“推己及人”、“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等方法、原则,大量渗透于中医学的伦理道德之中。因此,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以显要的位置,大量的篇幅或辟专篇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素问·征四失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一》中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文,元代曾世荣的《活幼心书·戒毁同道》、明代李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及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时,儒家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使之保持了连续性和继承性。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习着儒家崇古尊经的保守作风。主要表现在,凡学医之人,必熟诵《内经》等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人们凡要论述自己的观点,必在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借经文来阐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儒家崇古尊经的思想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习医之人,必以研读医经为首务”。而研读医学之人,也都以注解医经为归宿的治学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治学方式,才使中医论著史上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经注释、发挥类的著作。如张介宾的《类经》、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等等。这种以四部经典作为医学基础,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2000多年来的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1.2.3　佛教文化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与儒道融合,演变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来了印度的医学知识,丰富了中医学论著。隋唐史上记载了10余种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佛教《大藏经》还有医方明之学,存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唐代医家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引用印度佛学“地、水、风、火”四大理论,对疾病的自然痊愈和人的必然死亡提出了四种可能: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 ;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闭塞 ;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 ;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孙氏在按摩法中还引用了天竺国按摩,诸治方中亦引录了不少外来方剂。唐代另一医家王焘著《外台秘要》,在眼科方面记录了《天竺经论眼序》,补以往未有之论。另在中医养生学方面,佛教文化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佛教的养生是治心养心,即从认识彻悟的角度教会人如何保持心的宁静。《格致余论》说:“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类经》在谈及禁欲、养心与养生之关系时亦说:“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遂气亡。释氏有戒欲者曰:断阴不如断心,心为功曹,若止功曹,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此言深得制欲之要,亦足为入门之一助也。”中医论著的传统文化特点（下）1.3　民俗文化 清代考据学风盛行,许多文人致力于考据,编纂了大部典籍,如《四库全书·医书类》等,此期医学同样注重于考证,大多医家都致力于研究古书、整理文献的工作,但在中医论著的写作体裁上却呈现出多采多姿的面貌:既有宏富严密的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悍的医学小品,如医案医话、随笔杂谈、书评序跋乃至歌诀、箴言、戏曲、剧本等,尤以医话与歌诀最具中医特色,医话做到了将科学性、实用性、文学性恰到好处地融会在一起。而且内容简洁精练,“以一目尽传精神”,像《叶天士未刻医案》、《冷庐医话》、《醉花窗医案》中都有不少此类力作。正如程门雪教授评叶氏医案:“清真灵活,如思翁笔法,渔洋绝句,令人意远。”尤为可喜的是有大量中医科普作品出现。其一是以歌诀形式编写,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此作品言简意赅,医文并茂,加之音韵天成,所以脍炙人口。余如徐大椿《道情》,程钟龄《医中百误歌》,汪昂《汤头歌诀》等,因其简捷明了,朗朗上口,使人喜读易诵。其二是用诗词、赋文戏曲形式编写,如《伤寒药性赋》、《疾病》、《草木传》。《伤寒药性赋》是蒲松龄以赋体形式,对《伤寒论》用药特点和规律所作的专题阐述,概述了《伤寒论》113方的89味药物。采用通俗易懂、自然流畅的叙述方式,介绍了仲景常用药物的药性气味、所属经络、主治功效、配伍应用,颇具特色。全文运笔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普及医药知识,启迪后学。《疾病》是蒲氏关于医药文献的精粹之品。全文以七言律文形式书写,字句虽少,然言简意赅,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全文把繁多的病名、病机、诊断、治疗均有机地贯穿、融合在全文中,以通俗、形象、具体、集中的方式进行表达,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并采取韵文形式,利于记忆。《草木传》剧本,是蒲氏以戏曲形式把中医药搬上舞台,使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能了解、接受中医药知识。《草木传》采用拟人化的方法,将药物人格化,通过生、旦、净、丑等戏剧角色的对话、道白、唱歌,从国老甘草令栀子为其女儿菊花请黄芪医生前来治病始,到甘草辅助金石斛将军,打败侵犯中原的番将木鳖立功受封为止,生动介绍了500多味中药的性味、形态、功效、主治以及药物配伍,配伍禁忌和加工炮制。蒲氏把众多的中药性味、形态、归经、功效、主治有机地贯穿、融合在一起,以通俗、形象、具体集中的方式进行表达,使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综上所述,对于以儒、道为治学初阶的中医家来说,把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学深深地融化在其对医理的论述,学说的创建以及临床诸方面。也就是说,既重视“以名举实”的语言功用,又力图超脱语言对医理灵活理解与运用的种种束缚,乃是中医论著语言文学的一大特色。4、美学艺术特点 中医论著,作为古代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毫无疑问的存在着大量的医学美学思想,具有丰富的美学艺术特点。4.1　医学美学思想《黄帝内经》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它在《四气调神大论》篇中以“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为理论根据,阐述了“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医学道理,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疗预防观点,阐发了“和谐为美”的医学美学思想。在《脉要精微论》篇中又以“五脏者,中之守也”、“身之强也”为理论根据,论述了“得守”、“失守”和“身之强也”为理论根据,论述了“得守”、“失守”和“得强”、“失强”的生与死的医学道理,揭示了“充实为美”的美学思想。又如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病论治观,养生论,经络学说等等,把医学、哲学、美学融为一体,集先秦时代祖国医学科学、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和古典美学之大成,为后世医家之圭臬。中医养生名篇《养生论》,承袭了老庄的美学思想,体现了玄学为主体的美学观。《养生论》不但较全面地阐述了嵇康的养生学观点,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意识。如他说:“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明确地阐述了形体的健康外在美和精神充实的内在美,二者兼备统一和谐的美学思想。明·张介宾的《类经序》,说理透彻,句式多变,明证暗喻,恰到好处,其间的医学美学内容十分丰富,文中的12分类几乎每类均有美学成分可鉴。如文中说:“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又曰:“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阐明了天人合一之理论,它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根本,也是人类对自身和客观世界认识的一个飞跃,是对人类自身创造力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自然规律、生长规律受制于天地自然,阴阳既立,三才位矣,天地阴阳变化,对立统一,使三才位置确定下来,构成一个各在其位的统一整体,成为和谐、完美、神奇的自然界,美即融合在这“神奇”的创造中。4.2　艺术疗法 中医艺术疗法,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以后经历代医家、养生家的不断发展、研究和运用,使这一疗法展示出熠熠光彩。《逸士传》载:在远古尧帝时,有成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击壤而歌。这里的“击壤”是一种古老的手舞足蹈的游戏。“击壤而歌”是指边舞边唱,说明当时古代人已知歌舞能增进人体健康,防御疾病,从而达到祛病延年。到了春秋时期,《周易》、《黄帝内经》对“音乐导引”及音乐治病作了阐述。《周易·乾·文言》载有“同声相应”之理。《庄子·刻意》李颐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内经》认为,音乐是“和合之气”,“音者,天地之和气”,“律乃天地之正气,人之中声也”。音乐可和合人体阴阳,达“阴平阳秘”。魏晋时期嵇康精于音乐,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又曾作《琴赋》,对琴的表现力和奏法做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他在《琴赋》中说:“寻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过于音声也。”元代刘郁《西使记》载有音乐疗效验案。“哈理法患头痛,医不能治,一伶人做琵琶曲72弦,听之立解。”清代《儒门事亲·卷一》载:“项关令之姜,病怒,不欲食,常好呼叫怒骂,欲杀左右,恶言不辍。众医处药,半载无功。”后张子和令二娼以舞蹈形式进行治疗,其妇大笑,后以饮食调之而愈,此为舞蹈疗法一实例。除了音乐和舞蹈,绘画、曲艺等亦同时得到了发展,这些艺术的养生和疗疾作用,普遍得到人们的公认和赞赏。如《北史·崔光传》云:“取乐琴书,颐养神性。”清代医家吴尚先《理论骈文》云:“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更说明在清代以前,琴、棋、书、画等不仅用于养生保健,亦用于疗疾。总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的精神食粮,又是中华文明一切成果的思想母体。中医论著也正是由这一母体孕育出来,并在其哺育下茁壮成长。因此,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丝丝入扣的亲缘关系。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使得中医论著从传统思想文化这一丰腴的母体中,源源不断地吸收其养料,积淀起深厚的内涵与功力,从而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为中医药学的发展铸造起辉煌的历史碑铭。

传统文化有哪些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很多,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之类的特点外,最富个性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崇尚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重视政务的价值取向、推尊入世的处世哲学、强调统一的政治理念和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 关于文化的概念，学术界尚无公认的定义。从结构要素看文化不仅包括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宗教和各门具体科学以及蕴含于这些学科之中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包括作为非知识形态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民族精神等。在这些结构要素中，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然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文化。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那些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 因此，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必须联系繁生中华民族文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进行分析。 (一)地理环境的隔绝状和大陆性文化 中华人民生活在富饶的东亚大陆，东临浩淼的太平洋，西北有漫漫的戈壁横亘其上，西南有险峻的青藏高原耸立。这种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的地理状况，给版图辽阔的中国，造成了内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使中国古文化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而这种“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 所以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虽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系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没有出现过象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民族的文化因异族的入侵而被摧毁或中绝那样的“断层”。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隔绝状态却同时滋生了中国古文化强烈的中央观念，形成了闭锁内向的思维定势和自足心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人心中只有“中国”，没有他邦，或者把自己的国度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王国”的心态傲视周边各族和异域他邦。这就使中国文化不可能象希腊海洋文化那样，通过海外贸易和向外扩张，在汇集古代世界各条知识之流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 中国古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独立地产生，而且比周边各族成熟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往后的发展中更注重自身体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强调对传统的评价和解释，并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和阐述求得发展。对于外来文化，则往往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吸收，也是重其同，斥其异，并最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体系中。 (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一个家庭便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内部实行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生活所需，各个家庭和社会组织彼此间只有简单的交换关系，没有精细的分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重农抑商”、“仰本抑末”的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严格控制，限制农民迁徒或改业，使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简单再生产。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目标，不过是“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以保持安居乐业、稳定和谐的状态。这种规模狭小，简单重复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明显的保守性和狭隘性，而缺乏希腊工商文化那种竞争、冒险的进取精神和向外扩张的四方观念。如钱穆先生所云：“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农业自然经济的性质也决定了农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很大程度要靠天吃饭。而对于天灾人祸的发生，人们又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农民的心目中，天(自然)是可敬又可畏的。它既能给人造福，也能给人降灾，人对于天意只能顺从，而不能违抗。而且，农民的实践经验也决定他们必然采取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农业生产必须趋农时，赶季节，及时耕作；作物培育必须“顺物之性”，遵循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抵御洪水灾害，必须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引水排洪。如此等等，都是一种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方法。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致思取向的是“天人合一观，而不具有西方文化那种征服自然的强烈观念。在生产规模简单狭小、科学认识水平低下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们无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掌握，还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无论是生产技术的改进，还是防病治病知识的提高，都是靠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这种经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直观性，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正因为经验来之不易，且在局部范围又十分有效，因而人们把它看得十分珍贵。而对于个体小农来说，迫切需要的也正是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实用知识，而那些高深的理论问题，则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这一社会心理积淀的结果，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思维定势：重经验直观，轻逻辑抽象；重日常实用，轻理论思维。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区别于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人工灌溉。而水利工程的兴建，需要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同时，个体小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使农民必须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通过群体的组合，协同劳作，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保证自然经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农业自然经济这一生存方式，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较强烈的群体观念和集体协作的精神，而不象西方文化那样强调个人奋斗和追求个人利益。这种群体观念折射到科学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整体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整体思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宗法血缘社会和宗法制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宗法制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由原始时代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在宗法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血缘的亲疏被固定在社会组织的网络之中，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之间，都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血缘观念作为情感交流的心理基础。在政治结构上，宗法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关系、君臣关系不过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伸延；对家长的孝和对君王的忠互相沟通，并在维护政治统治和协调社会秩序的职能上统一起来。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伦理化、感情化。人们都习惯于生活在温情脉脉的伦理纱幕之中，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也多是“道德教化”、“齐家治国”等社会的政治人事问题，而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奥秘，却缺乏希腊人那样的探索热情。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 这种伦理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发挥过巨大作用。同时，由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实践的结果，使中华民族养成了讲道德，重礼义、守信用等美德。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伦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之上，为巩固君主专政服务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宗法制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先王观念和传统崇拜流行。由于宗法社会是建立在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之上的，而家庭又是以家长为核心，因此，孝敬家长和族长便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和基本的伦理原则。在国家社会中，君王也应依孝道行事，以孝治天下，才能“德教加于百姓”，从而“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这样，以孝立身，以孝治天下便成为宗法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不可动摇的人生准则和社会心理。顺此，必然生发出尊祖敬宗的伦理观念，进而被提升为“事其先王”，“事其先君”的政治原则。 历代君王无不高举“法先王”的旗号，以格守祖训、谨遵祖制相标榜，思想家们往往以代先圣立言为己任，把古圣先贤的言行作为衡量道德水准和能力的标尺。而那些带有激进色彩的言行、风格和人格；无一不受到指斥，被作为异端而取消。所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就是先王观念的集中概括。先王观念从家族血缘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把崇拜的对象神圣化、理想化，从而竖起了一面象征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正义善良、圣德仁智的旗帜。 在这个意义上，先王观念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以及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而大大强化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但另一方面，先王观念作为一种致思取向，却养成了尚古复古、因循守旧的心理，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和进取精神，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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