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入药的巫术根源

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个人的或族群的各种思辨或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历过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依赖直觉的神学或虚构阶段，二是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三是科学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各种现象被看成是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形而上学阶段只是把神学阶段的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或人格化的抽象物。神学精神代表想象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神秘地将生命转移至通常肉眼见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上。

尽管孔德的人类认识演变三个阶段的学说还有争论，但实验医学奠基人克洛德·贝尔纳显然支持这个学说。医学起源于本能，经历过漫长的巫术和玄学阶段，至欧洲文艺复兴实验研究方法的兴起，打破了思辨哲学的统治，才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而东方的传统医疗则仍旧停滞在超自然的巫术和玄学阶段，所以，它与现代医学的区别其实是古今之异。

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劣，对宇宙怀有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他们相信疾病是超自然力的作用结果，邪恶的力量来自神鬼精灵或星辰雷电，来自不明或遥远的地方，或者来自动物。例如，天上的飞鸟像是神灵的使者，地上的蛇被看作是死人的差遣。因而对某些动物产生一种迷信，逐渐演变为灵兽或神。东非对羚羊角产生敬畏，顶礼膜拜，用来医治创伤，是因为“神住其中”，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同时原始人将超自然的力量赋予那些被自己制伏的动物，想通过吃它们的身体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智慧；或者用动物的名字或形状作为图腾，象征人与动物同源，吞食或涂抹动物或敌人的内脏或其象征物用来替代有病的脏器或增强其力量。弗雷泽在《金枝》里说：“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理解野蛮人为什么喜欢吃他奉为神灵的人或兽的肉体。因为吃了神的身体，便可分享神的属性和力量。”用动物的粪尿等秽物为药，目的则在于驱除致病的魔鬼。因此，用符咒、死人的骨头和动物的爪牙等悬挂在颈前，或者祈祷，求助于崇拜的灵兽和与神灵沟通的人。由此产生了借观察星宿天象，或察看动物内脏以预测吉凶的巫医。

古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对于“动物”神的信仰也非常普遍，就是把灵魂（anima）神格化。观察牺牲动物的肠子等内脏，特别是肝脏来进行占卜，预测吉凶。这种占卜师称为肠卜师，但拉丁文肠卜师haruspex的词根，却来自古迦勒底文的har（肝脏）。公元前3世纪皮亚琴察祭祀用的铜器，形状很像绵羊的肝脏。铜器分成许多小间隔，每个小隔命以司吉凶神的名字，与天上众神庙相对应。这实际上是肝卜器，可能是教授肠卜的模型。中国也长期把医卜星相归为一类。

巫术的思想根源在于原逻辑的思维，原始人在认识事物的关系上专注神秘因素的作用，却无视经验事实，也不关心表象关联是否存在矛盾，错误地把两种无关的事物看成是因果联系。巫术不但是一套荒诞的处理事务的原则，而且是一种虚假的自然法则体系；不但是毫无成效的技艺，也是一种伪科学。顺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是巫医的一种重要观念基础，根据“相似性”的联想，认为同类相生（like produces like），或结果与其原因相似(an effect resembles its cause)。其错误在于把相似的事物看成是同样的事物，“吃什么补什么”和药效形象（signature），都来源于顺势巫术的相似律（law of similarity）。巫术似乎也有“灵验”，但纯属巧合，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在希腊化时代，巫术迷信更为发达，古代的科学也就衰落了。

中国的传统医药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而又进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因而素有“医道通仙道”和“十道九医”之说。用桃枝画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桃是生命的象征，具有杀鬼的能力；虎形是传说中的食鬼虎，所以道士用桃剑，南方人家的门楣贴虎形来躯鬼。因此，《本草纲目》中虎药用途很多：虎骨可以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就连“屎中骨”，烧灰也可以治大病。

“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不仅是传统医疗的信条，而且已深入到大众文化。但是这个观念并不正确，因为吃进的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学结构成分才被吸收。李时珍虽然认为用人的骨、肉、胆、血为药，甚哉不仁，但《本草纲目》中仍然记述了从人的血肉至头垢、耳塞、月经、胎屎和粪尿等37种治病的药物。例如人骨主治“骨病、接骨”等，这些显然都是十分荒诞的。虎骨酒和牦牛骨髓也不能“强筋壮骨”。龙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当然不可能有哪么多化石入药，即使有其药用效果也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的龙骨其实只是牛的肩胛骨；动物骨骼和贝壳，如牦牛骨和牡蛎壳虽然含钙，但用这些东西来补钙，恐怕远不及乳酸钙等制剂。动物血液所含的铁虽然可以利用，但无法与硫酸亚铁等药物的治疗效率相比。牛鞭、鹿鞭、狗鞭和虎鞭等动物的阴茎（有些还连带睾丸组织）和海狗肾（海豹的睾丸）都不可能“补肾壮阳”。阳痿的原因一般并非雄激素不足，一些地区民间生吞动物睾丸的单方，乃至临床上注射睾酮也都无济于事，更不用说动物的阴茎了。尽管现代对动物药材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没有发现其中所含的成分或药效足以支持其入药的信仰。只有动物的甲状腺（甲状腺素）、肝脏（维生素B12、A）和消化酶类等曾被用作药品，不过甲状腺素和维生素早已由工业方法生产，制剂精纯，安全方便，已无需再用动物制品。

药效形象原指形状似人或其内脏的植物，对相似器官具有治疗作用的想法，例如人参似人，具有“滋补作用”。这正如林语堂所说：“有些中国药物完全来自文字游戏或怪诞的联想：蟾蜍的皮肤多皱折，所以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长在山涧里的青蛙，由于涧深水寒，就被认为对身体具有‘清凉’作用。”“上海的报纸充斥着‘肺形草’的广告，被鼓吹为治肺结核的良药”。鲁迅的父亲生病，“水肿逐日厉害”，用过“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因为“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蛮荒初民思维特性的残遗。由于不受科学方法的检验，‘直觉’有任意的空间，常近于幼稚的幻想。”现今这种巫术思维、怪诞联想，仍是传统医药的思维特征和用药基础。如珍珠粉可以美容使女人的皮肤白嫩；蛇皮光净，因而蛇和蛇蜕用来治疗难治性皮肤病。蜈蚣、蝎子等虫子善于钻爬穿行，因此可以“攻毒散结，活血通络”，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露蜂房（即黄蜂窝）可以“驱风攻毒”、“祛风止痛、祛风止痉”，治“风惊颤掉”，甚至“煎水浴身，治小儿癫痫”，在于“蜂”与“风”同音。其实，在《本草纲目》中，动物药治病大都是基于这类联想。如犀牛的角居中、怪异，因而犀角能“通神、破水”。由于对鹿的迷信，崇拜鹿有千岁长寿，频繁交配，因而鹿茸滋补、壮阳延年，治疗“阳痿滑精、宫冷不孕”。“象肉臃肿，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因而“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灰”治之。鲁迅批评说，“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是“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妄想。

道家思想充满神秘的幻想，因而用药也稀奇古怪。“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经霜三年的甘蔗”，还有“‘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神妙就在这地方”。动物体内少见的结石、病变和特殊结构，都被视为珍药。所以李时珍说：“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灵芝、天麻和冬虫夏草过去不能培植，稀罕难得，因此成为珍贵药材，并赋予神秘的名称，如今又因其名称的神秘而信仰不衰。

在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对有关冬虫夏草的无知妄说大发感慨：“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医学水平远非那个时代所能比拟，但人们的思想方式真是没有多大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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