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中医教育,

去年下半年，网上流行着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这篇报告中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的此番论断得到了来自传统文化研究界乃至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同时亦引起了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的深层次的思考，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还是基本认为当代中医教育的确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更新观念，以求发展。众所周知，中医教育在中国，已有40多年的历史，然而中医界对其效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尽管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学本科生、硕士、博士，似乎成绩蔚为壮观，然而仍不乏中医前辈们声声哀叹：“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笔者不禁要问老一辈中医学家们什么会产生这样危言耸听的感叹呢？这对当代中医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怎样深层次的思考呢？正是基于上述质疑，本文将就当代中医教育中认识曾面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剖析与探讨，试图找出当代中医教育和“科研”的症结所在，进而探寻如何走出当代中医教育和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误区。

诊断中医：中医异化？

回首上个世纪中叶，我们中医队伍是不乏自己的佼佼者的，如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用今天的称谓，叫“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中医临床与学术研究上成为中医界的楷模，在他们的培育下，数以千计的新一代中医成长起来，这其中的佼佼者，当以几位院士为代表，应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比较师生两代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还是略逊一筹，还是师生各行其道呢？如果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几位院士的学生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轨迹与蒲、岳、秦等师祖辈已渐行渐远。设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时，其学术轨迹与蒲、岳、秦辈将相去几何呢？由此可见，前述悲观者的哀叹，并非虚语！为什么当代中医教育蕴涵如此严重的矛盾，以致导致如此强烈的“异化”呢？

正如杨振宁院士所言，中医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易经》的土壤之中，它带有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杨振宁把这种本质特性归纳为：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杨认为这些正是《易经》的精神所在。这些特性在中医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如在中医学中，人既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同时人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要认识这世界和人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不能置身于世界与生命之上来审视它们，而只能作为世界与生命中的一员来体察、揣测、领会它们。因此，中医学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于是在方法学上就必须使用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只能运用“容中的”(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违反“矛盾律”的)辩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所以中医学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坐标来分辨人的病证状态，这与现代医学的病因、病理、病灶分类方法根本无法类比，因为中医学的“八纲”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医学的分类方法与“原子论”、“分子论”、“门捷列夫周期律”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根本差异。

传统中医遭遇现代教育

然而，古老的中医教育和学习，却遭遇了现代教育的尴尬。1956年首批中医大学生入校，与其后入学的历届师弟一样，在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科学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其学习信念，对中医学整理提高是其学习使命，继承只不过是手段、是前期工作。于是在学习中对中医的理论、经典、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何况这些东西与从小学到高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如此地不兼容。与此同时，并行学习的现代医学课程则不断强化先入的现代思维模式。所以中医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以方治病”的“技”，而对此“技”赖以产生的“道”则置之勿论，或一言以蔽之曰“经验”。所以，在现代中医教育中，从一开始，传统医学理论架构的弱势就已确立，其被审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被动地位就已固定。

“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

上个世纪60年代，当姜春华、沈自尹先生关于“肾阳虚”研究的论文在《中医杂志》发表时，中医界的兴奋与钦慕，溢于言表，当时以为，姜、沈二先生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这些新一代中医的学术趋向。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立场一开始就立定在“现代”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身在“中医学院”而向传统“归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医也有了研究生教育。其以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瘀血与活血化瘀研究为样板，纷纷建指标，造模型，统计对比，深入微观，追逐分子水平、基因与后基因水平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中医界的活血化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用官方语言是该项研究培养了多达30多名研究生。）由此可见，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博士们的确接下了由“西学中”专家们开创的“研究中医”的接力棒．可以说，当代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是“中西结合的”（亦有悲观者说是“中西医凑合”），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后，他们已能替代最初由“西学中”专家开创的“研究中医”的工作。这些实事，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实际轨迹。在这些中医学博士与硕士的思想中，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观念能不日渐式微么？而当代培养的中医博士们（包括笔者在内），绝大多数又都在研究机构“研究中医”(然而，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研究所资深研究院陆广莘先生认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其实是两回事)。

新一代中医行医者的两个坐标

让我们审视一下当代中医本科生们的学术历程吧，实际上在“新一代中医”（注册为中医的行医者）思想深处一直背负着两个“十字架”，即两个坐标。一个是现代医学的坐标，即疾病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另一个是中医的坐标，即八纲、六经等辨证诊断标准。这两个坐标相比较，现代坐标总是更重、更实、更硬，而传统坐标无形中变轻、变虚、变软。例如，住院部收治一个“咯血”病人，医师接诊时首先考虑的是“明确诊断”，即是什么病？是肺炎、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血液病、肺癌……还是其他？由此而推出一系列的检查、分析和治疗。至于中医的诊断，是风热犯肺、秋燥伤肺、木火刑金、气不摄血……显然已退居次要、从属的地位，甚至被完全淡化。久而久之，传统坐标在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理念中，不但未加强，反而被削弱、被遗忘，甚至被否定。就中医的临床水平而言，新一代中医要“青出于蓝”，实在不免气怯。未必是他们比老师愚鲁，而是从学中医之初，即被“矮化”为“经验技术”的传统文化科学始终未能走出现代坐标的阴影，或者说传统文化并未在新一代中医行医者（我情愿不称之为“中医生”）思想中扎根，更不言开花结果了。

毫无疑问，现代文化是当今的强势文化，这正是杨振宁教授之所以发表前述之报告的先验逻辑。诚然，在中华民族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文化的普及与加强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令老一辈中医专家不能释怀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他们有“中医掘墓人的悲哀和无奈”呢？

笔者近日有幸聆听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易学研究博士张其成教授的一次名为《大易精神与中医学》的主题讲座，张先生认为，在整个易经的思维体系中自始至终贯循着“强用弱体”的思维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必然影响了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整个易学学术生态圈。既然谈到了体用之分，那么索性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19世纪末的那场关于文化的著名的“体用之争”吧。

当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时，严复驳斥道：“体用者，即以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医之“用”，但是我们不承认中医之“体”。事实上，我们今天教育界所谓的“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医”，实质上根本没有承认中医之有体！其逻辑起点就是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就是想“以牛为体而以马为用”，这显然有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之嫌！

概而论之，笔者认为中医学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原理，即自己的“体”，这就是“整体论”、“控制论”、“全息论”等；旧现代医学也有自己的“体”，即“还原论”“微观论”（笔者在此之所以称之为“旧现代医学”，是对新现代医学而言的，新现代医学亦越来越注重“人本位”思想，注重把微观解剖回归组织整体，甚至特别强调社会心理对人体的影响，以此而言，中医学和新现代医学仍有其殊途同归之处）。因此，一味地注重以还原论的方法妄图来规范整体论的中医，必将会导致中医的异化乃至消亡；而要保存和发扬中医，则必须强化中医对自身“体”的研究和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进而以中医自身的“体”来进一步研究中医，规范中医（并非标准化中医），发扬中医。这才是“中医研究”的“道”。

杨振宁教授的那篇报告，可堪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庖丁解牛”式的解剖，但杨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仍然不惜笔墨给《易经》乃至中医学作出了缜密的诊断，并开出了一剂良方：他认为易学（乃至泛易学学术圈）只注重实际，不注重理论架构(即“体”)，思维方式上只有归纳而无推演。由此可见，按照杨教授的思维逻辑，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现代医学就是因为中医没有推演，没有架构出具体辨证论治到分子水平基因水平的理论架构这个通向现代医学的“金光之道”！也正是有了杨的这种典型的现代思维模式既定的条件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的中医教育和研究的实际轨迹趋向了。但问题是这种既定的思维定式或者说是逻辑起点就一定对吗？难道除了现代文化之外，就再也没有堪称科学的文化体系乃至理论与技术吗？！

中医“异化”的根源“科学一元论”

实际上要承认中医学之有“体”，其实就是要承认中医学术体系据以产生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性。这个问题在前几年有过很激烈的讨论，《读书》杂志2001年第9期刊载田松先生《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一文，文中介绍了2000年8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并对“有”、“无”两派的意见作了介绍和评述。其中田松先生一段议论值得中医同道深思：“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是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田先生指出的中医被现代科学规范得行将消亡的现状，可谓鲜血淋漓！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科学只能有一“体”？科学为什么不能是“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呢？

导致中医行将消亡，不是科学的错，而是“科学一元论”的错，或者说是“科学霸权主义”的错。这正是老一辈中医学家们所悲哀的真正原因。的确，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成功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崇信，似乎舍科学而外无真理，舍现代科学而外无科学。于是就产生了田先生所说的“科学话语权的争夺”。

事实上，除现代科学以外尚有科学，这就是传统科学(或者称之为后现代科学)。传统科学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早期从整体出发来认识世界而构建的“知识系统”，中医学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从整体出发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周易》之中，正如荣格所说：“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来认识世界的其他古代科学，都已消亡了，惟独中医学孑留至今。这是因为：一，临床疗效的检验与反馈为中医学提供了发展和修正自己的实践基础；二，人具有其他认识对象所不具备的最大的整体性，使这一原理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多年来，中医教育和传授之所以发生“异化”现象，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在观念上隐含的“科学一元论”这个逻辑起点，根本上否认传统科学之有“体”，进而在教育与研究，甚至临床上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规范中医（试看中医学院历版教材，其修订轨迹就是越新越远离传统）。于是培养的学生就“不会号脉”（甚至根本就不信、不愿、不屑号脉）。或者学习日本汉方医学的思路：以西医诊断用中医的草药，“以牛之体，致马之用”。因此可以说，今天的中医队伍学术过程中一定意义上已发生了“畸变”——非牛非马，何以致用？好在有识之士已经有所察觉，继而大声呼吁中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要求在中医的研究、继承发扬过程中一定要尊重中医的理论原创性。

强传统之体　弘中医之用

那么该如何改变当前中医教育困境中的这种异化现象呢？笔者引用一位中医有识之士的话语，站在中医的角度，其“策略”应该是：一，你有你的奶牛，我有我的黄牛。二，你的奶牛乳多，我的黄牛肉嫩。三，引进你的奶牛，我家就有两头牛。四，千万别“人工授精”、“黄牛奶牛化”，丧失了黄牛的“基因优势”。五，如果因为黄牛不属于奶牛的“谱系”，就“座谈”一番“我家祖上有无牛”，岂不见笑遐方！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那么其中的宝贝我想决不止是藏于青蒿中的“青蒿素”、黄连中的“黄连素”、人参中的“人参皂甙”等等，笔者认为，中医学之“体”即中医学的内髓：学术体系，才是这个伟大宝库中的“至宝”！

尽管笔者不尽赞同杨振宁教授的那篇报告中关于中医的阐述，但我仍然要对这位智者表示我由衷的钦佩！杨振宁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时，强调了推演法对现代科学建立的重要性时引用了徐光启的一段有名的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可见在杨振宁看来作为科学的特质就应该是：明，简，易！既然中医学是来源于实践的一门科学，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实践中走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呢？为什么我们不可借用其他科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和途径来认识中医，进而在认识的基础上“另辟奇径”呢？为什么我们不把中医的理论搞得明，简，易呢？！

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觉悟，正确善待中医的精华内髓,积极寻求更加行之有效的认识途径，进而继承之、发扬之，那么中医作为传统科学的中坚学科必将得到伟大的复兴!(说明：本文引用了部分他人的观点！再次表示对其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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