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何时传到我国?古代中印文化

当印度佛教兴盛之时，阿育王派遣众多传教师到四方传布佛教教义，弘扬佛法。於是，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如斯里兰卡、缅甸以及中亚、西域一带传播，印度佛教终於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究竟在什麼时候传入中国，历来有多种的说法。大致可以推断，随著汉朝与西域交通的开拓发展，佛教逐渐经由中亚、西域一带进入我国。因此，自东汉以来，中国就已接触佛教，三国、两晋以前是佛教传入的适应期，南北朝更成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隋唐时期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发挥出了灿烂的佛教文化光辉，确立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历经二千年的发展，由於历代祖师的播种耕耘，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与结果，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夜梦金人的汉明帝
佛教传入的情形，有各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的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城，却遭到拘捕下狱的不幸命运；有的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当时以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传闻。
但在各种史料中，以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梦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全身金光灿烂，在金鸾殿的上空飞翔。梦醒之後，明帝遍问群臣，所梦金人到底是什麼？太使傅毅答说：「臣听说《周书异记》中有一段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平旦时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涨，四处的井水也溢出来，狂风大作，宫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动起来。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贯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红色。当时，昭王问太使蘇由：『这是什麼祥瑞？』蘇由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诞生。』昭王问：『对天下有何影响？』蘇由答道：『此时没有，一千年後声教被及此土。』於是昭王即派人把这件事情镌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计算，刚好就是当今之时，陛下所梦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圣人无疑。」由於这个因缘，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过大月氏国，遇到了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这是历史上空前的际遇，可以说，由於汉明帝一梦，从此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取佛法而开通西域的现实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迎接第一尊佛像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西域高僧随著蔡愔等人，用白马驮著佛像图卷轴及《四十二章经》等，自西域到中国弘扬佛法，这时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将携回的佛像呈给明帝。明帝一见，正与梦中的金人相同，惊喜万分，令人临摹多幅，分别供奉在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有佛像的开始。
蔡愔等人所带回的图卷中描绘的佛像，正是当年优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释迦像的画像。

◆最初东来的印度高僧
迦摄摩腾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经典。竺法兰也是中印度人，能够诵出几万章的经论。他们随著汉明帝的使者来到洛阳传教，并受到明帝隆重欢迎。西域高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远自西域而来的事，引起当时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计阻止皇帝允许佛教传入，故有一场轰动的佛道比试。 最终以佛教胜利而圆满。佛教从此流传天下。
在那个时代，佛教的出现，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最初，汉明帝以极隆重的仪式亲自迎奉两位高僧，招待他们住在洛阳鸿胪寺。「鸿胪」，本来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来朝觐者所住的宾馆；「寺」，原本是当时官署的名称。经过佛道比试之後，明帝敕旨将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用以赞扬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因此取名「白马寺」。
然而，据《梁高僧传》卷一记载，「白马寺」的命名由来是：相传，某天竺国的国王，曾破坏诸寺，仅有招提寺尚未遭损毁，夜裏有一匹白马绕塔悲鸣。此事传至国王耳裏，国王乃令中止破坏寺庙，因此改招提寺为白马寺。据说，汉明帝就是沿用这个天竺白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为白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并明令该寺为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的安居处所，所以後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称为寺。白马寺因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

◆汉译佛经的滥觞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阳後开始学习汉语，随後翻译出《四十二章经》等。汉明帝曾敕令将《四十二章经》收藏在朝廷藏书的兰台中。《四十二章经》，旨在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禅经的最初译者
自从汉武帝时代开拓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一条贯通中西的贸易孔道，往往伴随著贸易而进行文化交流、宗教传播。许多西域、天竺僧侣随著商队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佛教的播种者、拓荒者。

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之後，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因为他们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汉语，又缺乏原典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他们口述的经文大意，再由中国人记录为文字。藉由初期译经僧的译文来弘传佛法，中国人开始接受佛教的思想与知识。
继第一部《四十二章经》译出後，译经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放弃安息国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於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来到中国後，很快地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一四八～一七二)，共二十几年，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当时各译经僧所传译的诸经，或有谬误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译的经典，义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传入初期译经僧中的翘楚。他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关於数息的方法，带给中国佛教的影响很深。法数，即阿毗昙(阿毘达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以「数」的形式将教法加以分类，如四圣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可以说，继迦摄摩腾、竺法兰之後，在中国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译经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经典的初译
与安世高的翻译禅学经典占有同样开创意义的，翻译大乘般若学系统经典的是支娄迦谶。支娄迦谶，又称支谶，他也是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而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译出《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等共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经》对弘扬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传教江南的先锋
支谦是月氏的後裔，他的祖父早在汉灵帝时就率众数百人来华，因此受封为率善中郎将。支谦名越，字恭明，是一位居士，曾受业於支娄迦谶的门徒支亮。支娄迦谶、支亮、支谦三人，被世人称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誉。他住吴国三十多年，先後受到吴主孙权、孙亮的礼遇，拜为博士。他译有《大明度无极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大阿弥陀经》等，一共三十六部。由支娄迦谶介绍的《般若经》，得到支谦的大力弘扬，形成所谓的「般若学派」，与安世高的「禅学派」成为初期佛教弘传的两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传到江南一带的是支谦，继支谦之後，使佛教在江南扎根的是康僧会。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後来世居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便在交趾出家，广读佛书，并博览儒家和方技之书，能文善辩。吴赤乌十年(二四七)，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建业，从安世高的弟子受业，学习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与陈慧共同注解《安般守意经》。
康僧会在建业，除译经以外，立志要把佛法传播於江南，所以比较重视对一般民众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设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间托钵弘法。但是吴候孙权对康僧会惊服不已，因而发心建造佛塔，供养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扬。

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渐兴盛的情形。因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称建初寺，这就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把建初寺一带之地命名为佛陀里，江南佛法因此兴起，康僧会的贡献应居首功。

◆汉僧入道的开始
魏国初期对於宗教活动曾经明令禁止，但初传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间默默流传。到中期以後，禁令放宽，促使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侣又在洛阳积极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第一位翻译戒律经典的昙柯迦罗，在魏嘉平年间(二四九～二五四)从中印度来到洛阳。魏地原来就有出家人，但没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须发，外貌上不同於一般人而已，他们举行斋戒，从事祭祀。昙柯迦罗来魏以後，目睹这种情况，译出《僧祇戒本》，是第一部汉译律本。因此，昙柯迦罗也被後世尊为中国律宗之祖。他创立传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为真正的出家僧侣，朱士行就是当中最为知名的一位。根据史料记载，严佛调是中国第一位华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从汉末到三国，主要是透过这些印度、西域来华的高僧大德译经弘教，使佛教经典与佛教思想逐渐在中国播下种子。但在初传期间，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两家，必须经过一段适应的过程，才能融入中国文化社会当中，成为中国的佛教。当佛教逐渐传播於民间之後，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也在其後将近百年间，接受佛学思想，使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为中国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则是魏晋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图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以及中国的道安、慧远、僧肇等几位高僧的卓越贡献。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元一世纪顷)传入我国，历经百年，到桓帝、灵帝时期才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说：「文意隐质，诸未尽善。」《宋高僧传》卷三赞宁论述初期译经的情形是：「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因此，历代高僧冒千险，历万难，非西行求得正法，则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数走陆路，经甘肃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尔高原，过克什米尔，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数走海路的，经南海，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陆路一线为主，当时虽有商路可通，但困难重重。除了大漠与高山的险恶外，加上汉人求法僧侣多缺资财，不谙各地语言，只有少数人结伴前行，更加艰难。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於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留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高僧最为著名。

西行求法，先後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後，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於蒐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迹者有宝云、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钜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於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於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并且也成为後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後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弟子弗如檀终於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後达二十馀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後世著名的佛教学者，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後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於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於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萨竺法护

在鸠摩罗什大师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也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第一次译出，流布於世。鸠摩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僧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於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布於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馀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後，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横渡沙漠游历印度的法显大师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幼年时，三个兄弟先後夭折，父母惟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三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後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後，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慨叹律藏残缺，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东晋隆安三年(三九九)，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慇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

在张掖期间，一行人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横渡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於是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极，茫然一片，只凭偶而见到的枯骨为标帜。後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与宝云等一行人相逢。当时的乌夷国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礼仪，拒绝资助求法的费用，智严、慧简、慧嵬遂转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求助，而法显等人则得到符公孙的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横渡，实为艰难困苦，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後，终於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此地物产丰饶，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显等人因而受到优厚的礼遇。不久，慧景、道整随著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人则滞留在于阗国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观看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後，僧绍独自一人随胡僧到罽宾，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後，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二十五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四○二)，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地势惊险，常有恶龙吐毒风，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後，一行人又沿著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战战兢兢地攀过了七百多所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後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元兴二年，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风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气绝身亡，法显抚屍，悲痛难抑。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後经历三十馀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後，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鷲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後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祇律》。据说，这就是祇洹精舍所传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时，大众所共同奉行的法规。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论》。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也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於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为目的，祇好独自一人回国。法显沿著恒河东下，经瞻波国，於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後，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馀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八十馀日，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山东青岛)。法显登陆後，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六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已经过了十五年，游历三十国。

义熙九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馀言。

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後，再转往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圆寂，享寿八十六岁。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书中内容保存有关西域诸国的古代史地资料，为研究西域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译本，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
法显在佛教史上，不独为佛教的高僧，在我国留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对民族文化贡献与影响，可说是光耀千古。

东晋末年，受法显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时代西行求法者更为盛行，有昙无竭、昙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宝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法献、惠生、云启等，均独自西行。其中较有成就者，以昙无竭为代表。

继法显之后唐代的玄奘大师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们都是我国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绩卓著，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游历印度的史地著作，至今已成为研究中亚、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後，西行求法者日渐稀少。直到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壮举就从此终止。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他们为了探求佛教教义的完美，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周游佛教世界，留给後人为求真理冒险犯难的伟大精神，实为千古的楷模；他们所遗留的著作，更是後代珍藏的文化宝藏。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繁复，事业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之庞大来说，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业。《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那时正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由於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历代的译经事业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後，仍有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汉文、西藏文，也有从汉文转译成西藏文。中唐前後的这些译经事业及其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到了宋、元二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著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蘇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〇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於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於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逐步釐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於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後，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中印关系的交往史

中、印二国均为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几千年历史。

1、汉代及以前

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政治接触。但是，自1世纪起这两个国家就已经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特别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关系承担着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和印度也有一定接触。在古印度文学中出现了一个被称为“Chinas”的民族，现在被认为就是在指中国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约公元前5世纪）中有着“China”的记录，这可能是在指秦国，也就是之后的秦朝。

孔雀帝国的首相，曾在塔克西拉大学担任过教授的考底利耶（公元前350-283年）在他的作品《政事论》即用“cina”词头将中国丝绸称为“cinamsuka”（“cina”丝绸服装）和“cinapatta”（“cina”丝束）。

在《史记》中，张骞和司马迁（使用了“身毒”来称呼印度河流域地区（在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这一词应是来源于梵文中的“Sindhu”。当云南在1世纪被汉朝吞并时，中国政府报告在那里存在一个“身毒”社区。?

2、唐朝至近代

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中国传输后，许多印度的学者和僧人都前往中国，如早在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达中国，并将梵文佛经《修多罗》译成中文；

少林寺的创始人佛陀跋陀罗（约464-495年）和5世纪南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成为禅宗的创办人少林寺第一位禅师。

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和僧侣也前往印度，如中国高僧法显于402年，访问印度并居住10年，之后他将许多梵文佛经译成了中文，其《佛国记》成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一部极具历史价值著作；

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他们都曾在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学习。

7世纪玄奘于戒日王时期访问印度，在他的作品《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前往印度的旅程，这后来启发了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扩展资料： 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中印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步升温。

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回访印度，主要谈论经济话题。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对中国进行里程碑式的访问，其后中印关系得到显著提升。中国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同时两国开始着手解决边界争端。

2004年，两国还计划开放锡金的乃堆拉山口和Jelepla通道，这对双方都有好处。2004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一个里程碑，双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

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班加罗尔以推动中印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在演讲中，温指出“合作就像两座宝塔，一个硬件和一个软件。中印合作起来，我们就能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温家宝表示21世纪将是“IT产业的亚洲世纪”。

在这次高层访问期间，还签订了几项协议以加深两国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关于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温家宝起初似乎支持，但是在回国后又回到中立的位置。

2006年7月6日，中印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这是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通道。两国官员表示边界贸易的重新开放将帮助缓和该地区的经济孤立。

2007年5月，中国拒绝了一名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行政官员的签证申请。

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中国，会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并讨论了贸易、商业、国防、军事等双边议题。2008年7月，在第34届日本G8峰会上，胡锦涛和辛格友好会见。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印度向地震受害者提供了帮助。2008年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一个里程碑，贸易额超过了370亿美元。中印贸易额在2012年达到7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海军和印度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一同执行一项反海盗任务。

2017年6月18日，印度与中国发生洞朗对峙事件，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中印关系或陷20年最低谷 。

并且印度不断开始向边境增兵：4万印军集结中印边境 最近距中国仅500米 。

-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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