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请问“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谁最先说出来的？有什么寓意？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东汉 张仲景
范仲淹在浙江宁波任刺史时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儒家是以济世利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医学作为一种一种除疾患、利世人的手段，与儒家的仁义观是完全一致的，古时往往称医术为“仁术”就是这个道理。儒士们所追求的是居高官，佐君王，以实现其济世利天下之志。但毕竟是业儒之人多而为官之人少，大部分儒生并不能做官，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仕途不通或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以完成其济世之志。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印光大师：古德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以其能济世救人也。无知之人，专志求利，于贫者则不介意，于富贵者则不令即愈，以期多得谢金。然以此存心，上天必减其福寿。其子孙必难发达。来生即不堕恶道，亦属大幸。决定贫病交膺，无可救药。倘能以人之病为己之病。兼劝病者吃素念佛，以消业障。则人感其诚，必能信受。是由医身病而并医心病，以及生死大病也。以此功德，回向往生，便可永离五浊，高登九品矣。相片不可挂于佛旁，当挂于去佛远处，以免获罪而折福。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相位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旣而又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之志也。”
为相，拯民於水火也。行医，救人於疾病也。君子有吊民之心，不能兼济天下，亦须惠泽百姓也。故云。
张仲景当时官至长沙太守，在任期间，一面广施良政，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一面潜心钻研医学，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的一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永远受到后人景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年来，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道路上，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北宋名相范仲淹概括得更加精辟一点，那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
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目标，同样的伟大。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医良则相，庸则匠”。尤其对于知识分子，仕途坎坷，成功者寥寥，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儒家学者的从医，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儒医。他们通晓百家，道德高尚，心怀天下，同时又悬壶问世，钻研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
《国语.晋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
医生在古代，在北宋以前地位很卑微，在四民中排第三位，他们的头上从来就没有神圣的光环，可这并没有阻止一大批精英为之献身，使之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体系，并让一个古老的民族永葆青春与健康。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始终体现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爱和对生命的敬重。当今社会的分工更细了，我们不一定要为良相，也未必非得为良医。但那种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敬，则应当永远回响在我们道德境界的深处。我想，这就是人们为医圣塑像的意义吧。
这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注释。谁都想治国平天下，但挤到高层，爬到能说话算数之地位的又有几个。所以，以悬壶而医天下病者，是另一种出路和追求了。自我排遣也好，真正的悬壶也好，另类职业也好，大凡这种视进退自若者，都是可赞许的。
这句话出典，当是范文正公所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个和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先之乐而乐”是内核相承的，这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情坏，进退皆造福世人，方法手段，地位高卑都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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