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之争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与汤尔和

中医之争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与汤尔和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奔波，孙中山得了肝病。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促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1925年1月20日以后，孙中山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手术者邵乐尔为外科主任，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如木，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当时西医治疗癌瘤最流行的方法是镭锭放射疗法，可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但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也不可不试。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效果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在孙中山手术后，围绕孙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声音。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朗，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尽管协和医院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但也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国父年谱初稿》下册）于是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一周。陆仲安的首次处方为：石斛3钱、人参3钱、萸肉3钱、寸冬4钱、生地4钱、沙苑子3钱、沙参3钱、甘草2钱。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10两，党参用至8两，不可确考。不过服用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

由中医诊视一周后，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孙中山的病情以及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对中西医的取舍就成为高度敏感的话题。当时的中医、西医的期刊及各大报章均逐日地、巨细弥遗地报道孙中山病情的发展，并密切注意孙所接受的治疗。正当此时，在医院之外已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最著名的是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争论。汤尔和是西医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汪精卫，公开对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治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同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对待中医的态度，其实就是当时轻中重西、中医药被蔑视的现实折射。不过反对者并没有沉默，此时的汪精卫与五年后对待中医的态度大不相同，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这时的汪精卫还是站在中医学的立场上为中医张目，对以汤尔和为首的西医派排斥打击中医极为不满。而在几年后的废止中医案活动中，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却与此大相径庭，判若两人，让后人费解。这里对汪精卫态度变化的个中缘由不作探讨，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是有可能变化的；一个人的言辞与其行为有时是矛盾的。

这里再举一个小插曲以为佐证：汪精卫在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期间，是一个铁杆的废止中医派。其间有一次，汪精卫的岳母患痢，泄泻不止，西医未能奏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名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只好同意一试。汪精卫岳母仅服数剂，病竟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不要送匾了，你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最后，汪精卫还是题字送匾“美意延年”予施今墨。

汪精卫简介：从汪精卫照片中还原汪精卫的一生

　　汪精卫简介：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年轻时投身革命，曾因谋刺摄政王而入狱，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少年，晚年却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从汪精卫的照片中也许能一窥当年革命时期的跌宕起伏。

　　汪精卫青年照片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虽然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狱中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浩然正气令国人人为之钦佩。本应斩首之罪，传说摄政王载沣见过他后，竟然改判终身监禁。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开始追随孙中山逐渐成为 *** 主要人物，后为中国 *** 副总裁。换句话说：出狱后的汪精卫，开始了其争权夺利的政治生涯，虽然有一段时间他曾远走它国，但并没有真正淡出政治舞台。此时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慷概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少年汪精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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