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之名——,论海派中医名实之内涵（上）

海派中医之名——,论海派中医名实之内涵（上）

谭春雨 张如青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编者按：中医学在其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各具特征的派别，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海派中医”这一观点很有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派中医这一提法是否合适？二是海派中医的内涵特征到底是什么？有鉴于此，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谭春雨、张如青从“名”和“实”两个方面对“海派中医”这一医学文化现象作了分析与阐释，本版将从这两方面分别予以介绍。

“海派中医”作为一个近代广泛流传的医学文化名词，究其本质，首先是一个具有特定形式内涵的学术派别概念。所以“海派中医”这一提法是否合理，首先需要站在文化历史规律层面，审视其是否符合学术派别概念的一般定义方法。

学术派别通常简称为学派，考察人类文化史，学派是一个广泛出现在自然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名词。何谓学派？我国权威的百科性工具书《辞海》的定义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按此观点，学派的概念只能是因缘于学说观点及其师承关系而建立的。但实际上，如果仔细考察中外文化史料就会发现，除了有以“学说师承”为命名依据的学派概念之外，还广泛存在着以地域关系以及以研究主题等为命名依据的学派概念。所以学派的成立不仅仅都是依赖“学说师承”关系为核心要素，实际上还有根据地域以及研究问题等来命名学派的。中医学的学派情况也与之相似，不仅存在大量学说师承性学派概念，还广泛存在地域性以及问题性学派概念。

以学术观点以及其师承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学术派别，可称之为师承性学派。师承性学派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有相似的学术观点，二是有比较清晰的师承关系。在我国历史上，以学术师承关系为名称基础的学派非常多。如著名的“程朱学派”，就是指发端于北宋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集大成于朱熹，学术上以“理”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的师承性学派，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朱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在中医学中，以学术师承关系命名的学派非常多，具体有以学术观点和学术代表人物命名之不同，以学术观点命名者如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滋阴派、温阳派（扶阳派）、肾命学派、经方派、时方派等；以学术代表人物命名者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丹溪学派等。如著名的“丹溪学派”就是指创始于元代朱丹溪，发扬光大于其传人赵道震、赵良仁、戴垚、戴思恭、王履、刘叔渊、刘纯等，以理论上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临床上强调滋阴降火、保存阴气为主要学术特征的一个中医学术派别。

以文化和学术活动昌盛地区为基础形成具有特色学术成果的学术群体，可称为“地域性学派”。地域性学派的定义要素在于强调一定时间段中，某一定地域形成庞大且富有研究成果的学术群体，而不在于强调这个群体在具体学术问题、学术观点是否一致或者相似，更不在于这个学术群体之间是否皆有师承关系。如我国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稷下地区曾先后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史称“稷下学派”。“稷下学派”在学术观点上很不相同，内部也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所以“稷下学派”属典型的地域性学派。再如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学派”，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荟萃于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庞大的学术精英群体，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以及气象学等多个方面，也无从谈起其学术观点的一致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师承关系。中医学派中，以地域范畴定义的学派也很多，历史上著名者如新安医派、孟河医派、钱塘医派、吴中医派、岭南医派等，较小的如江苏的山阳医派、龙沙医派，江西的盱江医派，浙江的永嘉医派等。

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学术观点的学术群体，可称为之“问题性学派”。问题性学派的核心要素是围绕某一问题展开，其特征是围绕该问题形成各自鲜明的观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针对《易经》卦象这一问题研究已经持续三千多年，并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象数学派主要从卦爻象、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的角度研究易学，着力探索易学象数符号系统的本质、机制、应用等问题；义理学派主要从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在意蕴的角度研究易学，着重阐发易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哲理。中医学中，针对某一问题研究而形成学派者也不鲜见，如针对中西医结合问题出现的“汇通派”与“守旧派”，针对《伤寒论》条文次序问题形成的“错简重订派”与“维护旧论派”等等。

海派中医即“上海中医学派”或“上海医派”，从名称形式上看，主要是基于上海这个地域概念范畴，而不着重于学派内部学术观点的一致性及师承关系。海派中医的这种名称定义方法与前面提到的“稷下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中医学中的新安医派、孟河医派等属于同一定义方法范畴。所以从名称定义方法来看，海派中医的名称定义方法有大量先例可循，自是无可厚非。

世界上每个地域都有其文化学术群体，但是历史上能够形成并称得上“地域性学派”的学术群体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地域性学派，除了地域范围这个前提条件之外，还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存在一大批高水平的并能够引领相应学术文化研究方向的学术精英，这一点并非每个地域的文化学术群体都能达到的。海派中医之所以能够称得起“派”，正是因为近一百多年来，上海这个地方凭借其独特的经济文化优势，不断吸引荟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中医界精英在此行医论道，并引领了中医学百多年来的发展方向。

他是国学泰斗、民国先觉，业余中医，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导读：

1、乱世中耀眼的“明星”

2、自信爆棚的业余中医

3、任三大医学院院长，为中医站台

他以一张口、一杆笔，傲立于乱世。

他这样填写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他被称为“疯子”，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

他爱骂人，骂人水平极高，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口诛笔伐从来都不会留情。

他很“邋遢”，不爱洗澡，脏兮兮的衣服，长长的、黑乎乎的指甲，不妨碍他“指点江山”。

他满腹经纶，是一位通古博今的大学问家、思想家，被尊为“一代大儒”“国学泰斗”，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胡适语）。

他是坚韧的革命家，被视为“民国先驱”， 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鲁迅语）。

他师从古文经学、诸子学和小学等领域的大师，青出于蓝胜于蓝，却被老师骂为“不忠不孝，非人类”。

他的弟子众多，不管是最得意的“三大巨头”“四大天王”，还是后人列出的“八大弟子”，都是影响中国近代文化响当当的人物；此外，还有几位是中医界的知名人物。

他 生于余杭书香门第，家中珍藏古书5000多卷。6岁能诗，9岁起随外祖父习诵四书五经，并“涉猎史传、浏览老庄。”

16岁，他参加童子试，不屑论答“论灿烂之大清国”，据说因为写下“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排满言论，被逐出考场。家人为掩人耳目，以“突发癫痫而弃考”为说辞。

21岁，他入诂经精舍，师从清末朴学大家俞樾，历7载，学问大进。37岁时，公开发表了一篇《谢本师》，与政治思想不合的老师“反目”。

28岁， 在上海任《时务报》撰述时，与康有为门人发生冲突，被殴打，避走杭州，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他鄙夷功利、虚伪的“康圣人”之流，讥讽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是“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34岁，他在《苏报》提倡民族革命、谩骂满清而身陷囹圄三载，也因此将革命之火彻底引爆。

39岁，他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因排满、宣传革命新思想，二入牢狱，庭审时，辩驳的裁判长理屈词穷。最终，由鲁迅等代交罚金而获释。

44岁，婚后不久的他，“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而遭软禁，被好吃好喝的伺候了3年。

58岁，脾气不改，在康有为70岁寿诞，送上一副取自《中庸》《论语》语“ 国之将亡必 有 （妖孽）”“ 老而不死是 为 （贼）”的对联，暗戳戳而又明目张胆的骂康有为是“妖孽”和“贼”。

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他也因为思想壁垒和成见，被一批别有用心的政客所裹挟，被“拖去做反对大革命的炮手”“ 起劲为‘反赤’摇旗呐喊”。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中华民国遗民”身份自居，远离令他失望的现实世界，回归到书本的学问中，其中包括了他的业余爱好——中医学。

“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寇为患，国难当头之际，他时而会放下书本，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

63岁，一次在燕京大学演讲，五大弟子“护法”，阵仗非比寻常：钱玄同负责板书，刘半农负责他满口的余杭土话方言的翻译，黄侃负责倒水，马裕藻和吴承仕负责回答学生的提问。

生活的他有点可爱。

34岁时，上报刊发“征婚告白”征婚，列出续娶五条标准，有地域限制却又开明，言“夫死可嫁，亦可离婚”。他还说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

44岁时，他续娶民国才女汤国梨，前卫的举办了一场西式“文明婚礼”，一时之间，轰动上海。

他与流氓大亨杜月笙交好，杜月笙的名字，也是他给改的。他还给四个女儿起名，章㸚（lǐ）、章叕（zhuó）、章㠭（zhǎn）、章㗊（jí），江湖传言，这几个生僻字吓退了不少青年才俊。

他的逸闻趣事，还有很多……

他的学生陈存仁，写过一本《阅世品人录》，曝光了章太炎的不少“料”，以及被困北京时期的84封家书。个人事迹、人情世故、 情感 八卦等等，趣事多端，倒是有点像写小说。

他“追星”，因为仰慕顾绛（顾炎武）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他就是章炳麟（1869 -1936年），世人口中的“太炎先生”。

可他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荟编》中记述说道：“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书香门第出身，祖上又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即使后来家道中落，也是“瘦死的骆驼”，家境也算殷实，书香未断。其祖父章鉴（字“聿昭”），妻子生病被庸医误诊致死，遂发愤读医书，小有所成，开始为亲友开方看病，效果还不错，于是慢慢地开始给乡邻看病。就像喜欢藏书一样，对章氏来说，行医看病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到了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兵连祸结，但凡有点家底或者有投奔去处的老百姓，都在奔走避难。章氏一门也不例外。直到3年后，战乱平息，才回到余杭，只是物是人非，家无余财了。好在章鉴有医技在身，行医乡间就成了主业。

彼时，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字“轮香”），正值盛年，学问也大，受到了官方的赏识，担任县学训导，一时之间也还算风光。不幸的是，因为与造成“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知县刘锡彤过从甚密而被牵连革职，不得不退居乡里，在为章氏子弟讲课的同时也以医立身。后来的县志，言其“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

似乎是受家庭的熏陶，章太炎也喜欢医学，特别喜欢收集古代医籍和古今医方，也写过医学论文，著过医书，有《霍乱论》和《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出版。个人以为，但凡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人，谁又不会爱上中医呢？中医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片沃野。

章太炎曾说：“吾家三世皆知医。”

三世，包括了他自己。

然而，尽管章太炎说在自己的所有学问中“医学为第一”，为何医学史上却没有他这么个人物呢？

毋庸讳言，中医理论水平和医术差强人意。

“将传统医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话说的似乎有点大。

有人说章太炎“为亲朋治病,常能手到病除”。

有人说他“精于理而疏于术”。

我个人不赞同这两种说法，不敢恭维章太炎先生的中医理论水平和治病水准。

不敢妄评先贤，但也不做一个歌颂者。

人无完人，谁也不是全才。

（1）医术

章太炎，爱读医书，喜研医理，时而会按奈不住给人开方看病，并且爱用经方。那么，他的医术水平怎么样呢？看几段文字：

1904年，因《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一起被监禁狱中。为邹容看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为邹容看病开方是事实，但看病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至于给孙中山先生开方，应该是在日本期间，药吃没吃都不得而知了。

至于1920年，章太炎自治愈黄疸的事，不敢妄加揣测。但是，这一年他还自己

诊断过“阳明少阳病”，自己开方四五剂没有疗效，后来请来中医仲右长诊治好了，倒是事实。

《伤寒论》96条小柴胡汤方后加减有言“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猜想，章太炎按图（症）索骥（检方）所致。按仲右长所诊“阳微结”，是“必有表，复有里”，用小柴胡汤就可以了。他在《医术平议》里批判郑文焯说“按病检方，而不察起病之本，是亦徒知经方，不知医经者。诚用其术，惧不可以应变”，却应在了自己身上。

对于，章太炎的医术还有一个流传版本，大概是这样的：

章太炎认为自己医术高明，很爱给亲朋好友开方看病。但凡见到有谁患牙痛、发胃病什么的，便主动为人诊治开方。他说理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效果根本就不行。据说，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但是，碍于情面，当他问起时，都说吃了他开的药好的。这样，章太炎越来越自信。中年以后，自信心更是爆棚。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夫人汤国梨深知他的脾气，表面上让他开方看病，背地里却偷偷另请医生来治。孩子的病好了，章太炎就以为是自己治好的。如此一来，他更为自得了。他常和人说起，谁谁的病吃了他的方子如何灵验，听的人似乎都知道事非如此，但也没人当面说破。

我个人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看到此处的您呢？

说一说另一个根据——医理未透。

（2）医理

章太炎通医理是毋庸置疑的，看过那么多的书，也写过不少文章。他对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都是下过功夫的，只是还欠点火候。

但是他学通、学透了吗？没有。

尽管章太炎的传统文化功底很深厚，但是他医理不精。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还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觉得中医的理论不科学 ，主张废除阴阳五行之说，摒弃“天人通应”的理论。在他的头脑中，这些都是杂草、糟粕，太低级了，是会让别人耻笑的东西。他说“五行、六气字样，徒令人厌笑”“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后来，对六气又有了新的认识，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说“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不知六气三候，而欲按病疏方，则人人能为医矣。此本专门之技，岂文儒泛滥者能袭取。”）

他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在上海国医学院任院长时，撰“发凡起例”，说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这是西方来的“赛先生”（SCIENCE）造就的一个时代现象，能有几人幸免？和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写到的胡适、鲁迅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章太炎是中医爱好者，有着一定的中医功底。这才更令人感到悲哀。

1927年12月，中医界的秦伯未、王一仁、许半龙、严苍山、 章次公 等7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 ，公推章太炎为首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 徐衡之 、章次公、陆渊雷、章巨膺等，在1928年重新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 ，同样推举太炎为院长。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

1934年秋，章太炎对上海繁华嘈杂的生活心生厌烦，由上海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 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太炎先生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题写校训“诚敬勤朴”，在苏州国医研究院医刊上题词“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

还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房子，还是章太炎以二万四千元巨款购得。

由此可见，章太炎在医学界的声望也是很高的。只是，这与他的医学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一身的名望所致，也与他的两个学中医的学生陈存仁、章次公的参与促成有关。章太炎不缺这些头衔，他有的只是对中医的喜爱和想为中医教育助一份力。

章太炎虽然学医不精，但在中西医论争、“废止中医”案中为中医站台。

他说：

中医迂缓而有神效，其失也糊涂；西医切实而直速，其失也执着。

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

……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是《废医论》（1879年）的作者，是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提出轰动全国的“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的始作俑者余云岫，是他的学生。

在“人民网”看到一篇文章，令人……无语。

我个人对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十分敬佩的，写这篇文章是就事论事，不妄评先贤，也不做一个歌颂者。

参考文献：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觉民.汤国梨谈太炎（续）/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八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邓铁涛.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曹东义. 中医近代史话,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

朱鼎成，李鑫.海派中医.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

朱德明编. 杭州医药文化图谱.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姚奠中，黄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章太炎全集·医论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章念驰.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鲁迅批判梅兰芳原文

细说鲁迅与梅兰芳的恩怨
鲁迅与梅兰芳的恩怨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记得在纪念梅兰芳百年诞辰的时候，当时文化界的两位名人柯灵和黄裳就曾大动干戈，双方你来我往笔斗了数个回合，很热闹了一番。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更是敏感，“拥鲁派”和“拥梅派”文攻武卫，争鸣不已，时常狼烟四起。
近日检索《鲁迅全集》，将其中鲁迅评论或提到梅兰芳的全部文章查找出来，研读了一通，略有心得，现将这些文章胪列于此，与大家分享。见仁见智，各凭慧眼，惟求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文章中，《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和《论照相之类》两篇较为完整的表达了鲁迅的观点，流传较广，为论战诸公广为引据，其余各篇大多是信笔提及，或属于鲁迅自谓的“捎带一枪”的笔法，并无特别的用意，从中却也能看出鲁迅的某种心理。
以下按发表时间为序，将这些文章一一索引点评之。
1、《论照相之类》 （《坟》）
该文主要有两点：一是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对梅氏扮的林黛玉颇有微词：“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注：此处的“她”是指作者心目中的林黛玉，非指梅兰芳。）认为与原著不符。 二是鲁迅由此生发开去，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产生反感，并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本人认为是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体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
时隔九年之后，1933年，鲁迅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见《伪自由书》），仍坚持他的观点，并且重复《论照相之类》一文的话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是这篇文章却只字未提梅兰芳，鲁迅只是以“男旦”这一现象为注脚，阐发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2、《厦门通信》 （《华盖集》续编）
原文：“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
这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通过这段文字，也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知道鲁迅是不太喜欢京戏的，尤其不欣赏梅兰芳的戏。“艺员”一词是借用捧梅的人士的称呼，加了引号，多少带有嘲讽的味道。但这里鲁迅主要是针对他的论敌——一班捧梅的“正人君子”的，捎带一枪而及于梅兰芳了。
3、《宣传与做戏》 （《二心集》）
原文：“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
该文主要是讽刺当局惯于作虚假宣传，自欺欺人，愚弄民众，举杨小楼、梅兰芳为例而已，实与梅无涉。
4、《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南腔北调集》）
原文：“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该文记述英国作家萧伯纳访华时，上海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会的情形，仅此而已。“博士”云者出自鲁迅笔下，未必有多少敬意。
5、《“京派”与“海派”》 （《花边文学》）
原文：“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
此处援梅兰芳为例，以论证所谓“京派”、“海派”并非由艺人的籍贯来划分的。
6、《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 （《花边文学》）
上篇是鲁迅评论梅兰芳的最完整，最有针对性，也是最重要的文章。该文大家都熟悉，故不多引。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京剧要如何改？如何才能保持京剧的生命力？——是要一味的雅，还是要雅俗共赏？是要变成脱离现实的象牙塔里的玩意儿，还是要让它更加活泼有生气？
中国的士大夫惯于将一切都变成趣味，变成清玩，一旦“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往往会促其灭亡。鲁迅不客气的批评了梅兰芳和造梅、捧梅的一班士大夫的这一倾向，并且叹惜梅兰芳“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该文还举出谭鑫培和老十三旦来，说“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值得一提的是，曾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解放前也曾说过：“京戏走上‘内廷供奉’的道路之后，脱离民众。”与鲁迅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吧？
鲁迅还断言：“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这话他老人家就未免有些武断了，迄今梅派艺术的光芒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还“发扬”了，当然，也是因为梅兰芳并没真的被玻璃罩罩住。
此外，我个人以为，艺术既要雅俗共赏，也应雅俗并存，百花齐放才是春嘛。较之皮黄，昆曲算是更雅的艺术了，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不希望京剧也像昆曲一样，成为“文化遗产”，成为“化石”，我希望它是活的。
至于下篇，则是借梅兰芳来抨击杜衡等所谓“第三种人”的，这帮文人也是捧梅健将，算是“一石二鸟”。
7、《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集外集》）
原文：“书上的人物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是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么高明。” 这是鲁迅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在此，鲁迅仍然坚持他个人对梅兰芳《黛玉葬花》的看法。
8、《两地书?四二》
原文：“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这也是鲁迅在厦大时写给许广平的信，可参见上引《厦门通信》一文。鲁迅看不惯他周围的那些浅薄无聊的人，便是连他们听梅兰芳的戏也反感，态度一以贯之。
9、《致姚克》 （《书信?1934年3月》）
原文：“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
此处借用当时报纸上流行的对梅兰芳的称呼，也是鲁迅一贯的戏谑的笔调，见诸生前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书信之中，似亦无可厚非。
学力有限，查到《鲁迅全集》中涉及到梅兰芳的文字，大概这些。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鲁迅不喜欢京戏，对梅兰芳当时的艺术尤不欣赏。
2、鲁迅的一些话虽然尖刻，或可谓之“酷评”，但并非恶意中伤或是人身攻击，他只是对梅兰芳的艺术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已，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不值得大惊小怪。
3、在正式的文本（如《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论照相之类》）中，鲁迅是将梅兰芳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当作某种象征，并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来分析的，在他的笔下，梅兰芳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4、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正是由于他能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媚俗，不阿世，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 鲁迅式的批评，有利于京剧艺术的发展。鲁迅毕竟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今天的搞京剧的人，读一读他的这些文章不是没有益处的。
5、鲁迅的特点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的话也有片面武断之处，甚至会带有某种偏见，我们要具体分析。例如他对我们的另一“国粹”——中医，早年也曾颇有非议，视为糟粕的，晚年的看法就有所修正。
行文至此，基本可以交卷了，忽然又冒出一点感想来：那就是在围绕这一话题的争鸣中，似乎“拥鲁派”较为理性，平和，而“拥梅派”则激烈得多，易流于情绪化。这与当年的情形恰恰相反，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乱曰：鲁迅不是圣人，梅兰芳也不是神，鲁迅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梅兰芳也并非是神圣不可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真善美，一切都得让路！
作者：哈哈靖子

十九世纪中叶的海派,对传统中国化色彩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主要创新是什么？

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体现时代生活气息。具体如下：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是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扩展资料：

十九世纪中叶的海派文化的历史意义：

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为底蕴、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缺失传统士绅功能、融合近代西方文化元素、以追逐实利为目的、彰显个性、立足大众，灵活多变的上海城市文化。具体表现为四个特点，即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开放性。

无论是绘画、戏剧，都跟商业有关系，因为要牟利就一定会重视世俗，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会迎合老百姓的胃口，就会做什么，老百姓喜欢的不断变化，所以文化会不断的改变。还有就是开放。它因为要世俗、灵活，必然要开放。

-海上画派

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

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
从上海的成陆和崛起，伴随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回顾海派文化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到，在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吴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化。这使我们了解到海派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客观存在。
上海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三千分之一左右，人口只占一百分之一左右，但却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地位相当重要，色彩异常斑斓，内涵非常丰厚……它在短时期内为什么会迅速发展的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文化的因素却不应该低估!文化正是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可以说文化是城市持久的生产力、竞争力!
报载，解放初期，毛泽东视察上海在和上海市主要负责人谈到上海港起源时，曾经问到，既然叫上海，那么一定就有“下海”了，“下海”又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生活工作在上海的同志需要问明白的内容就更多了。
据研究，在距今一亿八千万年前，上海与苏南地区为古老的陆地，后经地质升沉、变迁，在距今二万多年前，上海冈身外缘，即今北起娄塘、嘉定，经南翔、马桥，南至拓林一线以东一带，悉为海水浸没，以西一带则逐渐淤积成陆。近年考古发现，青浦崧泽遗址、金山查山遗址、上海马桥遗址等，表明六千多年前，先民们已在这一带劳动、生息。所以有学者概言：“上海历史六千年”。当然，今天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区，在六千年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推移，先民们的活动也不断顺势东移。
起初，这里只有几户人家靠打鱼为生，直到十一世纪才形成村藩，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成镇，因地处上海浦西，故称上海镇。上海浦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在明代永乐年间被黄浦江浸没。与其相对的有一条下海浦，在近代租界辟设以后被填没。今杨树浦地区有下海庙遗址，不久前，在原址重建了下海庙。
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负责管理中外商船，对货物征税(在今光启路上)。此后十五年，元二十九年(1292年)经松江知府奏准，正式设置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9月动工筑城，当年11月就完工，筑成一座周围9里、高2丈4尺的城墙，城墙外还有护城河。1914年冬拆城墙，填护城河，修筑了环城圆路，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人民路。
1949年5月27臼上海解放，掀开了上海历史新的一页。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而不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同时，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50年的上海人口，本地的只占15％，非本地的高达85％，国内移民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近40个国家，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人。抗日战争初期，主要是孤岛时期，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人。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人，势头之猛世界罕见。上海也是中国最大港口经济发达的城市。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这里最早开办西人工厂和学校，最多引进西式建筑、市政管理，等等。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就连编门牌号码、人车分道等等，也都是学自西方。
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突出，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吧?
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有过一次关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争论，对海派文化褒贬不一，这里不及细述。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俨京派”与“海派”》一文，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我们应该从鲁迅先生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得到教益，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期问题，我认为是否可以分为：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就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了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19世纪30、40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等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拔乱反正，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海派文化开始新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健康地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然，海派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
海派文化基本特点
同国内其它地域文化，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客家文化……比较，海派文化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认为，首先必须明确，海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丛树枝，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知道，海派文化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较多的一个复杂的地域文化，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全面地认识，给予正确的评价，以便清醒地加以扬弃，积极而又慎重地看待。
什么是海派文化?它的定义应该怎样表述?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上海滩通向五湖四海，上海人宋之四面八方，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上海戏剧舞台上常年百花争艳，上海的菜肴兼有多种口味，上海的建筑物堪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真是五色斑斓，异彩纷呈，充满竞争，洋溢活力……
要对海派文化下一个定义，首先，要对什么是文化有个一致的定义，因为全世界对文化的定义多达260余种。我倾向于中国《辞海》给“文化”的定义：“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但对此还需要概括得简明扼要，是否可以说：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那么，我们再来对海派文化下定义，是否可以说：“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明的总和”?显然这过于简括了。
我个人意见：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以为可以说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一是开放性，海派文化姓海，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
二是创造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的海派京剧开创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动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之下，有些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及时地提出这时特别需要清醒地辨别，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是复杂的共同体，不应该要求它纯之又纯，单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甚至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也有可能混杂其间，特别需要清醒地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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