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医藏象理论的反思

当代中医藏象理论的反思

我国传统医学中最早明确提出“藏象”概念的是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医中之圣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创新，乃撰《伤寒杂病论》，演绎成六经（六节藏象）系统模式。

当代中医教材撷取《内经》五行框架，以五脏为中心，以五行类比、归纳、推演而成现行藏象理论，迄已数十载，师徒相授，固执不变。先师许济泽曾著《六经藏象系统研究》一书（1984年内部版），认为即使只是“说理的工具”，或一种“框架结构理论”，六经藏象系统也比五行藏象系统精深博大，更为完美。

六经藏象系统以六元（六气、六节）为本。虽然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但是“阴阳者，一分为三也”（《十三经注疏》语）。

太极生阴阳两仪，阳一分为三则少阳、太阳、阳明；阴一分为三则太阴、少阴、厥阴。阴阳生、长、极尽，阴阳开、枢、阖，六六之节以本、标、中见（即中气、中介）形成三极规律。六经六气上下升降，六经六气表里出入境，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要素结构井然有序，其功能过程层出不穷。

六经藏象源本于六气（六节）藏象。由于人体以脏腑经络为中心，经络又是最富中医特色的合理内核，加之六经以具有最大抽象性的三阴三阳命名，既涵括了中医理论核心的阴阳学说，又能够密切地与脏腑经络学说相衔接，所以称为六经藏象系统是再也确切不过了。

读《素问》的人都知道，《内经》曾把心看成是阳中之太阳，谓其通于夏气；肺为阴中之太阴，通于秋气。只是太阳又称巨阳，为阳气盛长之象，怎么又有太阳寒水之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在天为燥，在地为金，肺太阴之属如何又有阳明燥金之谓？古代哲人真是那样幼稚，那样随意？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古代的气数（术数）的精深思辩至今依然令人惊讶与尊崇！

《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等等。六气为本；本之下，中之见；见之下，气之标。太阳、少阴从标本、以标为主；阳明、厥阴从中见；少阳、太阴化生于本。高下相召，阴阳相错，升降相因。太阳标阳本寒而中见热，阳明标阳本燥而中见湿，少阳标阳本火而中见风；太阴标阴本湿而中见燥，少阴标阴本热而中见寒，厥阴标阴本风而中见火。

《素问·五运行大论》认为，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夫数之可推者，人中之阴阳也。表明人身藏象阴阳是具体的、现实的。

如足太阳膀胱、手太阳小肠、手少阴心、血脉、舌等构成心太阳寒水藏象系统。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手太阴肺、皮毛、鼻等构成肺阳明燥金藏象系统。足少阳胆、手少阳三焦、手厥阴心包、腠理、咽等构成胆少阳相火藏象系统。足太阴脾、手太阴肺、足阳明胃，以及大小肠、四肢、肌肉、口唇等构成脾太阴湿土藏象系统。足少阴肾、手少阴心、足太阳膀胱、骨髓、耳、二阴等构成肾少阴君火藏象系统。足厥阴肝、手厥阴心包、足少阳胆、筋、目等构成肝厥阴风木藏象系统。这样，太阳少阴寒热相遘，阳明太阴燥湿相临，少阳厥阴风火相值——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不难看出，三阳各藏象系统二腑经一脏经、二手经一足经、二阳经一阴经；三阴各系统二脏经一腑经、二足经一手经、二阴经一阳经。

三阳经上下手足腑经相连，各以表里相合的手脏经为中见；三阴经上下手足脏经相连，各以表里相合的足腑经为中见。三阳经各以手经脏器为主导器官；三阴经各以足经脏器为主导器官。言心藏象即指太阳寒水藏象系统，言阳明经即指肺燥金藏象系统。

特别指出，中医的器官组织与西医同，而中医的生理系统由阴阳经络组合则与西医不同；六经藏象以脏器为中心与五行藏象同，而六经藏象系统既由表里经络、又由上下经络组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则与五行藏象系统不同。

在六经藏象系统中，表里脏腑经络和上下手足经脉做为内部联系、也即本质规律，调控着各系统的器官结构性功能和藏象综合性功能。

脏腑经络表里联系控制气血出入，脏经贮藏精气，腑经排泄化物，为阴阳对立运动过程；

手足经脉上下联系控制水火升降，寒热相错、燥湿相临、风火相值，为阴阳互根平衡过程。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太阳经为通体之巨阳，因此六经藏象系统在太阳经藏象系统总控下发生升降出入、开阖枢平衡运动。各藏象系统的脏腑经络自发主体性功能，又与他经的脏腑经络互相调节发生整体性功能，表现为三极阴阳基本规律的人体生命现象。

六经藏象的结构功能性规律，可以从各系统病理生理状态下及辨病辨证论治中得到进一步论证。

心为太阳经藏象系统主导器官，心藏神，主血脉。其“藏神”的内涵除了通常所谓心与脑的关系外，更直接也更重要的在于其心脏传导系统的自律性（窦房结等特殊心肌组织的固有激动性）。《灵枢·本神》谓“心藏神，脉舍神”，的确能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找到解剖学的基础——窦房结大量固有结细胞围绕窦房结动脉，窦房结动脉与窦房结在结构上极其相近——窦房结动脉进入窦房结后即失去外膜，固有结细胞代替了外膜，因此窦房结可视为窦房结动脉增厚的膜壁。“两精相搏谓之神”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心肌自律性继承了生命的基因遗传；另一方面是心肌自律性有赖于肌凝蛋白-肌动蛋白、肾上腺素受体-乙酰胆碱受体及G蛋白、离子通道、肌膜ATP酶、心房利钠肽等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可见，“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是古人非常朴实的猜想。

心与小肠合，心脏经温养小肠腑经，泌别清浊，精微入心脉化赤为血，输布周身，发散阳气，浊物下传大肠为糟粕；小肠与膀胱合，心火通过小肠温化膀胱寒水，产生诸阳主气，贯脊络脑，为通体之太阳，主一身之表，使腑精神明，抗御外邪。

发生心衰时，首先出现心主血脉功能不全，血瘀心脉，气短、倚息、夜喘；或心神萎靡，精神功能障碍，不寐、头痛、妄言；若手足太阳经脉失调，通体之太阳为之痹遏，则倦怠、乏力、形寒。进而膀胱气化失司，水饮停蓄，尿短、浮肿。乃至肠道静脉充血，不能分清别浊、取汁化赤为血，腹胀、纳呆、呕恶、便溏、消瘦等。治疗大法应当活血化瘀，益心宁神，温通心脉，利水理气等。

又如厥阴肝藏象系统标阴本风，从中见少阳相火为化。乙肝病毒入侵人体，犹如杂气之专入某脏经络，专发为某病。又如正邪中人，若有若无，若亡若存，莫知其情，莫见其形。勇者气行而已，怯者着而成病。初始风邪入通于肝，舍伏厥阴，禀藉中见少阳生生之气，渐渐淫虐，所谓“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肝为风邪所伤，血气生发不足，精气失荣，不能振疲起极，故谓“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继而邪势渐张，少阳相火郁发，阴血愈伤，所谓“风生高远，炎热从之，……风火同德”。

厥阴经以肝为主导，胆、包络、三焦为从属。肝体阴用阳，疏泄失司，气滞血瘀，日久常有肝积之变。肝不藏血，迫溢妄行，则吐衄、便血。胆为中清之腑，脏病及腑，郁热胶结，胆汁外溢，发为黄疸。三焦为决渎之官，肝络瘀阻，血化为水，凑渗灌注，决渎失职，水停为臌。包络为心主之脉，厥阴肝病，风火僭肆，内扰包络，或三焦受邪，循经逆传，蒙蔽包络，皆致昏谵痉厥，甚者危殆。

当然，肝病传脾，湿热蕴滞，可发瘅出黄；肝病及肾，水邪为患，亦成水臌。此又非独厥阴少阳之证，相较之下有主体性病症与整体性病证之别。

再如尿毒症的病理本质与肾、心、膀胱少阴经藏象系统失调有关。肾阴肾阳气化失司，水液代谢紊乱，则清者不能上归心肺，由经络布散周身，浊者不能下输膀胱，排出体外。肾与膀胱表里脏腑经络精气失调，脏经不能藏精成形，腑经不能排泄化物，精不化气，气不归精，遂致至虚有盛候（肿胀）。肾与心上下手足经脉水火失调，心火不能鼓舞肾水上升，肾水不能吸引心火下降，阴不抱阳，阳不化阴，乃至阴阳格拒（关格）。

由于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肾阳不能温煦膀胱寒水，以化生卫气贯脊络脑，使府精神明，而反致水浊循经上攻，蒙蔽清阳，故常出现脑组织水肿。肾精不能化血，心脉不能主血，故常有贫血、出血倾向。膀胱足太阳之病及于小肠手太阳、心手少阴之病及于小肠手太阳、肾水泛侮脾土，故常出现纤维素性肠炎。肾阴虚心阳亢则高血压。水气凌心则心力衰竭。水精不能四布，阴阳失其揆度，故表现严重的水电解质平衡紊乱。最终水火郁发，阴阳离决，导致严重感染，或心跳、血压下降而死亡。其中，肾、心、膀胱的自发病症为少阴以主体性病症，肾、心、膀胱影响其他脏腑或其他脏腑影响肾、心、膀胱的病症为少阴经整体性病症，二者有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

总而言之，中医藏象理论的学术地位时至今日依然毋庸置疑，同时，中医藏象理论也只能在新陈代谢中更臻完善。

而同样以生理病理现象为内容的六经藏象系统说，较之五行藏象说则具有更新、更广、更深的联想空间。仅言表里脏腑经络相合，不言上下手足经脉相连，仅言器官形态机能，不言藏象综合机能，是目前藏象理论最大的缺陷。

六经藏象系统学说所具备的系统的庞大性、复合性、适应性则从根本上弥补了现有中医五行藏象学说之不足，有待诸同道积极发掘整理，努力总结提高.

什么叫藏象学说？其主要特点是什么？

藏通脏，人体内脏的意思；象，表征的意思，藏象学说是指研究人体的脏府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是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概括总结而成的，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更多的可以参考百度词条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是什么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脏，古作藏，指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的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反映于体外的种种征象。藏象学说即研究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古代的解剖知识。如《灵枢·经水》中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二是长期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例如因皮肤受凉而感冒，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等症状，因而认识到皮毛、鼻窍和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三是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如从一些补肾药能加速骨折愈合的认识中产生了“肾主骨”之说。

六节藏象论的写作年代考释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六节藏象论》第一段或全文是《内经》中成文较晚之作。经由孙非（洛杉矶东国皇家医科大学）、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二人从岁首、置闰法与《左传》的引用关系，以及其九藏理论等4个方面对该篇进行研究，初步结论是其成文于公元五世纪之前。

关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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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中振兴中医--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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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4091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曲清文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看待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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