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相胜学说与中医医案中的心理治疗

“情志相胜”理论出自《内经》,是古代中医学中最典型而系统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历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一种心理疗法,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对中国古代医学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将情志活动归为五志,五志过极就会出现各种疾病。而情志相胜疗法就是依据由五行相克理论而产生的不同情志之间相互制约关系,以情胜情来治疗情志疾病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的说法。这个理论对后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历代医家也多有阐发,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即对此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与发挥,并在《儒门事亲》中提出了更为详细而又实用的治疗方法:“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虚彼志此之言夺之。”这些方法,赋予《内经》五行相胜的枯燥公式以新鲜的生命力。中医一向注重对病人的心理治疗,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情志相胜法、移精变气法、顺情从欲法、解惑释疑法等多种方法,而其中情志相胜法则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在历代的中医医案中,有着大量运用情志相胜法治疗心理疾患的记载,时至今日,仍然对我们有着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

1　悲可以治怒

《筠斋漫录》中载有这样一则医案:“杨贲亨,明鄱阳人,善以意治病。一贵人患内障,性暴多怒,时时持镜自照,计日责效,屡医不愈,召杨诊之。杨曰:目疾可自愈,第服药过多,毒已下注左股,旦夕间当暴发,窃为公忧之,贵人因抚摩其股,日以毒发为悲,久之目渐愈,而毒亦不发。以杨言不验,召诘之。杨曰:医者意也,公性暴善怒,心之所属,无时不在于目,则火上炎,目何由愈?我诡言令公凝神悲其足,则火自降,目自愈矣。”医生采取令患者悲其足而忘怒的方法,诱使病人产生悲伤的情绪,有效地抑制过怒的病态心理,这是以悲胜怒的典型范式。

2　喜可以治悲

《儒门事亲·十形三疗》中记载有一则“戴人以谑疗心痛”的医案:“息城司候,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复杯,大痛不任,药皆无功。议用燔针炷艾,病人恶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此例乃据《内经》“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之病机,灵活运用“喜胜悲”的治疗方法,设法使病人感到欢快喜悦,从而有效地消除悲伤与忧郁的情绪。《古今医案按·七情》:“丹溪治陈状元弟,因忧病咳唾血,面黧色,药之十日不效。谓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伤肾,必用喜解,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之地处之,于是大喜,即时色退,不药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虽药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石山医案·忧》:“昔贵人有疾,天方不雨,更医十数罔效。最后一医至,脉已,则以指计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贵人疑曰:岂谓吾疾不可为耶?何言雨而不及药我也?已而夕果雨,贵人喜起而行乎庭,达旦,疾若脱去。明日,后至之医得谒,贵人喜且问曰:先生前日言雨,今得雨而瘳,何也?医对曰:君侯之疾,以忧得之。然私计君侯忠且仁,所忧者民耳。以旱而忧,以雨而瘳,理固然耳,何待药而愈耶?”《石山医案·忧》:“一人县差,拿犯人以铁索项所犯至县。行至中途,犯则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骗威逼至死。所差脱罪,未免费财,忧愤成病,如醉如痴,谬言妄语,无复知识。予诊之,曰:此以费财而忧,必得而喜,病可愈也,药岂能治哉?令其熔锡作银数锭,置于其侧。病者见之果喜,握视不置,后

病遂愈。此谓以喜胜忧也。”忧与悲同为肺志,喜既可以治悲,也同样可以胜忧。以上三则医案都是以喜胜忧的典型。但忧与悲尚有所不同,悲的情绪大多是在伤怀过去,而忧则多为担心未来,因此仅靠“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是不够的,一定要解决病人导致忧郁的病因方可。像第三则医案这样因贫穷而忧愤成病者,医家虽以伪与钱财之法奏一时之效,然一旦真相暴露,患者难免不会旧病复发。因此,在病人病情好转时应继续以正理开导之,使豁然省悟,方能永绝后患。前面两则医案同样是以喜胜忧,一则是忧心天旱者,“以雨而瘳”;另一则是失志伤肾者,得“足衣食之地处之”后“不药而愈”,这是直接消除导致患者忧郁的病因,效果无疑要好上许多了。

3　恐可以治喜

以恐胜喜的医案很多,而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那一段了:“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一个嘴巴打将过去,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文中“胡屠户”用打嘴巴的方法,令病人产生恐怖畏惧的心理,过度狂喜的病态情绪自然可以消除。这段文字虽然出自文学家之手,但也同样符合医理。不止是在小说中,历代医案中也有不少以恐胜喜的内容。《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论》中曰:“又闻庄先生者,治以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引《素问》曰:惧胜喜。”在《冷庐医话》中也有这样一则:“明末高邮袁体庵,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宜急归,迟恐不及矣。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之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医家与文学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不可能对着病人“一个嘴巴打将过去”,所以“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则是更加实用而有效的选择。

4　怒可以治思

以怒胜思的例子在中医医案中是最为常见的,而尤以女性患者为多。如《续名医类案·郁症》中有一则很典型的案例:“一女与母相爱,既嫁母丧,女因思母成疾,精神短少,倦怠嗜卧,胸膈烦闷,日常恹恹,药不应。予视之曰:此病自思,非药可愈。彼俗酷信女巫,巫托降神言祸福,谓之卜童。因令其夫假托贿嘱之。托母言女与我前世有冤,汝故托生于我,一以害我,是以汝之生命克我,我死皆汝之故,今在阴司,欲报汝仇。汝病恹恹,实我所为,生则为母子,死则为寇仇。夫乃语其妇曰:汝病若此,我他往,可请巫妇卜之何如?妇诺之。遂请卜,一如夫所言。女闻大怒诟曰: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遂不思,病果愈。此以怒胜思也。”在本则医案中,设法激怒病人以冲破郁思,使病人重新改变心理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是以怒胜思最常见的方法。怒胜思与喜胜忧类似,虽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若病因不解,则仍难免复发。古人治病时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如《古今医案按·七情》中记载:“一女新嫁后,其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床坐。丹溪诊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气结于脾,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怒则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其父掌其面,呵责之,号泣大怒,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粥食矣。朱曰:思气虽解,必得喜,庶不再结。乃诈以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医生自己来主动激怒病人的。如《儒门事亲·十形三疗》中记载:“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看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在《南蜀新志》也有这样一则:“一拳师桃李满天下,人以铁金刚称之。一日在家授徒,竞仆地不能起行,徒疑为急症,奔告某医,即随徒往,行至拳师门首,医见非中风症,乃放声大骂曰:何物小子,竟敢自称铁金刚,快来归降。言方毕,拳师已一跃而起,狂奔近敌,某医大笑谓曰:你病已愈矣。”无论是名医张戴人“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还是那个不知名的“某医”放声大骂,如此激怒病人显然很容易引起误会,医生本人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张从正也曾感慨道:“然华元化以怒郡守而几见杀,文挚以怒齐王而竟杀之,千万人中仅得一、二人而反招暴祸。若乃医,本至精至微之术,不能自保,果贱技也哉,悲夫!”尽管如此,但是这些医家却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为病人着想,这更能体现出医者的一颗仁心。

5　思可以治恐

破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应当是以正确的道理来开导、引导患者进行思考,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克服患者过度恐惧的病态情绪。张从正之“虚彼志此之言”,指的就是淡化病人恐惧对象的影响,引导其思索积极向上的内容,使病人从思想的误区中走出来。如《古今医案按·七情》中曰:“一人患心疾,见物如狮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见其无物,久久自愈,岂非真能破伪,伪难饰真耶?”在《续名医类案·惊悸》中的另一则医案就更为典型:“卢不远治沈君鱼,终日畏死,龟卜筮数无不叩,名医之门无不造。一日就诊,卢为之立方用药,导谕千万言,略觉释然。次日侵晨,又就诊,以卜当十日死,卢留宿斋中,大壮其胆,指菁山叩问谷禅师授参究法,参百日,念头始定而全安矣。戊午过东瀛吴对亭大参山房,言及先时恐惧状,盖君鱼善虑,虑出于肝,非思之比。思则志气凝定,而虑则运动展转,久之伤肝,肝血不足,则善恐矣。情志何物?非世间草木所能变易其性,惟参禅一着,内忘思虑,外息境缘,研究性命之源,不为生死所感,是君鱼对症之大药也。”通过说理开导,引导病人悉心研究性命之原,“不为生死所感”,恐惧心理自然消除了,情绪高昂,病也就不药而愈了。

6　不拘克制之说者

《内经》中虽然确立了情志相胜的治疗大法,但医家们却并没有被教条所束缚,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而设计治疗方案。在很多七情致病的医案中,并不是依照情志相胜的原则来治疗的,同样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如《儒门事亲·十形三疗》中记载:“项关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骂,欲杀左右,恶言不辍。

众医皆处药,几半载尚尔。其夫命戴人视之,戴人曰:此难以药治。乃使二娼各涂丹粉,作伶人状,其妇大笑。次日又令作角抵,又大笑。其旁常以两个能食之妇,夸其食美,其妇亦索其食,而为一尝之。不数日,怒减食增,不药而瘥。后得一子。”《名医类案·郁》:“州监军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当得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严甚,监军向所惮也,允与子请于宋卿,一造问,责其过失,监军惶怖出,疾乃已,此恐胜忧。”《簪云楼杂记》:“鹿邑李大谏,世为农家,获售于乡,父以喜故,失声大笑,及举进士,其笑弥甚,历十年,擢谏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医院某,令家人绐其父曰:大谏已殁。其父恸绝几殒,如是者十日,病渐瘳,佯为邮语曰:大谏治以赵大夫,绝而复苏。其父因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胜喜也。”《续名医类案·哭笑》:“邱汝诚治女子恒笑不止,求诊。问生平所爱何衣,令着之,使母与对饮,故滴以上四则分别是喜胜怒、恐胜忧、悲胜喜和怒胜喜,均未遵循情志相胜的原则,也同样效应如神。正如清代陆以　在《冷庐医话》中所言:“盖医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但这些医案若深究之,却也并非无迹可循。如项关令之妻病怒案,这则医案虽然语焉不详,难以明确病人当时状况,但从“不欲食”这一不属于怒则气上的症状,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病人很可能是因忧郁而致怒。忧与悲同属肺金,所以治忧郁之怒,以悲胜恐难奏效,喜胜应该是更合理的选择。李大谏之父案也是如此,病人因其子举进士而过喜,若仅言及自身之“恐惧死亡”,大概也很难对病人有真正的触动,因此谎称“大谏已殁”则是消除了患者过喜的病因,自然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心理治疗属于较高层次的非药物疗法,也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想真正掌握和使用这种治疗方法,必须识见广博,灵动机变,“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才器之人,亦不能用此”“,夫医贵有才,若无才,何足应变无穷”(《儒门事亲》)。这是对医者本身的医学素养及学识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么多德才兼备名医大家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才有了中医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高度发展,为我们留下了这些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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