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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元素学术角度浅析《内经》五脏五味补泻理论(1)

医案日记 2023-05-16 16:59:14

从张元素学术角度浅析《内经》五脏五味补泻理论(1)

摘要: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最早源于《内经》,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药制方有着深远的意义。金元时期医家张元素探究《内经》,曾对其有所研究。本文试从张元素的学术角度去阐发此理论,望能从中总结临床用药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张元素;黄帝内经;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探讨

1历史源流

张元素,字洁古,为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开山者,张氏探究《内经》,师法仲景,遣药制方的理论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一方面。而这个理论概括来说又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是张氏对《内经》原文的补充,是其独到的用药经验,对后世临证遣药给予莫大的启示,临床价值很高。故本文以寻求《内经》原意为基础,结合张元素的用药,对五脏五味补泻理论进行阐发。

《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诃子……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知母;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用辛补之细辛,酸泻之芍药……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用咸补之泽泻,甘泻之人参、黄芪、甘草……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用苦泻之黄连,甘补之人参……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用酸补之五味子,辛泻之桑白皮……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柏,用苦补之地黄,咸泻之泽泻。”(小字部分即张元素补充的药物)这是内经关于五味与五脏的关系进行的专章论述。张元素在此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有所阐发,在其著作《医学启源》中为此理论的欲、补、泻均一一补充了药物,之后又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的《序例》中,并命之为“五脏五味补泻”。

2分脏辨析

2.1肝的五味补泻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张景岳云:“肝为将军之官,其志怒,其气急,急则自伤,反为所苦,故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柔能制刚也。”[1]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气有余,木性柔软,有余则急,故以甘缓之,且调中,以实脾也。”[2]

总结上两注,可有两点所得:①肝之急,是由肝本身之生理所决定的。肝主疏泄条达,太过不及皆为病,气有余为过,过则自伤而怒,甚者侵犯它脏出现乘脾或者侮金,这便是“急”。②甘以缓之的实质在于调中实脾,即所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意,通过实土,达到抑木的目的,此亦不治而治之之法,故曰“柔能制刚”。张氏用甘草缓肝急,无独有偶,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另一个名方——甘麦大枣汤。张仲景用之治疗妇人脏燥,此即甘以缓之之意。且方中三药甘温平和,均入脾经,与《内经》调中实脾缓肝的治则乃一脉相承的。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首先,笔者认为须界定此处补泻的内涵。李中梓提到“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这提醒我们考虑此处“补”与“泻”应立足于本脏的生理特性的基点上。肝如此,它脏也应准此。以肝为例,肝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散之,则条达,辛能散,故食辛以散之,遂其性则补,反其性则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若误以为其中补泻“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意思,则与《内经》的原意相去甚远了。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张元素补肝用的是细辛,补肝即遂肝性,临床上细辛用途主要有二:一是用治阴寒内盛,寒痰蕴肺之证;二是与黄柏、黄连等相配治风火牙痛,口腔溃疡,即宗《内经》郁而发之之旨。在未读此文之前,笔者围绕“郁火”曾有诸多疑问。而体会到细辛补(散)肝治郁火的内涵后,诸如郁火的定位及用药依据问题都得到解释。

2.2心的五味补泻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全元起云:“心苦缓,是心气虚。”[2]高士宗云:“心主夏火,有炎上迅速之机,苦缓而不收,心则苦也。治之之法,当酸味以收之。酸收者,助心气而使之上炎也。”[3]

上两注说明①心主缓,即所谓心神心气的涣散不收。②通过酸性药味的收敛作用,达到凝心神、固心气的作用。四季之中,心主夏,夏又易伤于暑。暑为阳热之邪,性开泄而能耗气伤津,令人脉虚汗泄。因汗为心之液,汗出过多便会引起心气的亏虚。生脉散治暑伤元气,自汗脉虚有奇功,方中五味子酸温收涩,敛阴止汗,此正和“心苦缓,酸以收之”的宗旨。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高士宗云:“心病则火炎,故心欲软。治之之法,当食咸味以软之,咸能软坚也。”[3]张琦云:“火甚则躁,咸为水,化水以济火也。水火交则神足,故曰补。火性急速,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曰泻。”[4]再查张元素为之补充的药物,可见软为芒硝,补为泽泻,泻为甘草、参、芪。此处之“泻”是最发人深思的,用参、芪、草来泻心乍一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这又再次证明此补泻并非为虚实而设,只是言心为火脏的特性。用芒硝、泽泻之咸以化水降火为补,而参、芪、草甘温助火,逆其性则为泻。

古代医学著作都有什么?

中医四大经典指的是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关于四大经典的具体组成存在争议。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看做是中医四大经典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也有部分中医教材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当作四大经典。目前采用前者说法的较多。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张志远的学术思想举要

1.倡论“医易相关”说
张氏认为,《周易》乃“群经之首”,其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周易》虽无阴阳二字,但其认识自然、分析事物的“两点论”却很科学。其中乾、坤二卦为基石,由此衍生了八卦、六十四卦,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乾坤乃阴阳之肇基,因此,一部《周易》所体现的主题就是阴阳变化规律,它为《内经》的阴阳学说奠定了基础。《内经》有关阴阳的特性、阴阳的关系及其变化,以至对自然的认识,无不与《周易》相通。特别是易学“两点论”的思维方法,框定了中医思维模式,如其中的上下、内外、出入、进退、损益、吉凶、否泰、存亡等分析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式,开启了古医家之悟门。
如《周易》乾卦九五之“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即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的滥觞;后世张元素的药物分类、李杲的升阳举陷方剂、张仲景的承气汤,以及吴瑭之温病三焦治疗大法,均沿用了“上下”互相对待关系的理论。
《周易》之卦变不离“盈亏”,每卦都有“—”(阳)、“--”(阴)组合的不同,从其阳与阴的变化,可知其损益。鉴于此,《内经》即有“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形成了中医补虚泻实之治则,从而指导了中药的分类遣用,或攻邪,或扶正,用于治病,以求“阴平阳秘”。
其它如“内外”、“水火”、“刚柔”、“动静”等注入医学中,对中医理、法、方、药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易学思维模式中诞生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之十剂,充分体现了“医得易之用”的观点。即便中医史上“贵阳抑阴”观的出现,亦是《周易》中“天尊”、“大哉乾元”肇其端。
2.研究各家重源流
各家学说虽重在研究医家,但不能孤立看待;当然,亦不可专主学派。正确的方法应是考证人物、辨析学术渊源、提炼学术思想并举,以便全面掌握。对每位医家,应按其师承、私淑关系、学术倾向、临证特点划分流派,归于系统;同时,也不拘于流派,而应突出医家各自的特点,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如叶桂的胃阴学说、久病入络说,即属温病学范畴之外的贡献。
探讨各家学说应注意补偏救弊,对医家评析应平正通达。每位医家都有自己的学术渊源、学术背景,因而,其主张自各有别;对医学的贡献突出在某一方面,不可能有面面俱到,将中医全面推进的医家。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各家之长,综合为一体,以便获得较为系统、完善的学说。也正是他们各自在不同角度有所研究,取得成就,才使得中医学不断完善、发展。所以,后人不能以某位前贤倾向于某种观点而非之。实际上,他们强调某种理论的重要性,并非轻视其它理论,如刘完素主火热病机学说,但他必不会以苦寒药来治寒证;李杲倡脾胃论,但他也不会以升柴来治火逆。当然,古代医家都有长有短,如张从正主张攻邪已病,对正气不足之治显属缺憾;赵献可善补命门水火,于其它脏腑则重视不够,等等。因而要全面而客观地评析他们的学术思想,取长补短,才能获取较完善、全面的理论和经验。此外,研究者亦不要拘于前人或他人之定论,而应仔细考察,以免认识片面。如,叶桂善养胃阴,但其对胃阳不足的调治,知者甚少。叶氏既重胃阴,亦重胃阳,对治胃阳虚之证有丰富经验,如胃中无火的食谷不化,主用辛甘温煦,鼓舞胃阳,常少加附子以理胃阳,且颇具匠心地用粳米理胃阴,以得通补两和阴阳之妙。叶氏还将胃阳与脾阳作了明确区分,胃阳受伤属腑病,应以通为补;脾阳不足,可用升柴顺其性以补之。
张氏对医家的生平、著作进行严格考证,填补了不少空白;对医家学术的辨析与验证,亦多精辟之论。如“成无己学术思想发微”、“丹溪相火论评析”、“论景岳阴阳观”及“张仲景《伤寒卒病论》考析”、“吴瑭生平史略”、“温病学派大师叶桂”、“张锡纯用石膏”等论文,均是其悉心研究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张氏强调临床实践乃研究各家学说不可或缺的途径。因前人的理论、经验均来自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运用,并判断其正确与否,才能进一步发展它。
张志远不仅理论上有建树,而且毕生重视临床,善于师法古人而勇于创新。不仅对妇科有独到经验,内科证治亦多体会,如学习喻昌“大气论”及张锡纯“升陷汤”法,自拟“通阳解蔽升气化痰蠲饮汤”(黄芪、肉桂、苍术、茯苓、薤白、柴胡、升麻),用治大气不足、痰饮

健康术语-五味所合

《素问·五藏生成篇》:“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 即五味与五脏相宜之意,与五味所入意义相同。

(一)五味所合滋养身体。
《黄帝内经》认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气化即天地之气化。《类经》释曰:“夫味得地之气,故能生五脏之阴”。阴者,脏腑阴精也,指物质基础而言。《素问·五运行大论》更为具体谈到“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由此可见,五味对五脏起着重要的滋养和协调作用,五味化生精血方能形成人的有机整体。一般认为心喜苦、肺喜辛、肝喜酸、脾喜甘、肾喜咸,五脏对五味各有特定的亲和性。掌握脏、味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正确使用药疗及食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五味所合以治疾病
1、由五味的特性,以类相从而“归其所喜”之脏以治病。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这里所谓某味先入某脏,说明五味的归脏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这是五味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前提基础。由于机体受邪不同,所中脏腑、经络各异,而五味与人体生理病理关系密切,五味所入脏腑经络、所发挥的补泻也各不同。我们便可以运用五味之性去纠正脏腑之偏,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后世以某药引药入某经,用以治疗该经之病的“引经药”,便是《黄帝内经》五味归脏理论的发挥。
2、由五味的作用,随五脏之“苦”、“欲”即去其苦、顺气欲以治病。
五味理论运用于临床内容丰富多彩。《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如脾之所苦为湿,临床上对湿滞脾胃、气机不畅者可参选平胃散化裁。方中苍术、厚朴、陈皮皆苦温之品以燥湿健脾。再如五脏所欲,脾之所欲为甘,临床上常以小建中汤治疗中央脾土受损,营卫气血生化之源不健所致虚劳里急。在姜桂辛甘化阳,芍甘酸甘养阴的基础上重用饴糖,甘温质润,温中补虚,既能益脾气而养脾阴,又可缓肝急而止痛。

1、李经纬、余瀛鳌、蔡景峰、张志斌、区永欣、邓铁涛、欧明.《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
2、张声生,朱培一,陶琳,《黄帝内经》五味理论浅析,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21卷,第3期

一李时珍的作品有哪些?

李时珍的著作尚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

1、《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

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2、《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中医典范之作。

3、《奇经八脉考》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扩展资料: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

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

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

《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

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

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李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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