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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科学化的彷徨--百年中医沉浮录⑧

医案日记 2023-05-14 20:46:47

国医科学化的彷徨--百年中医沉浮录⑧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央国医馆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备感欢欣鼓舞,认为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

国医馆“科学化”

整理学术大纲

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并非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

各方面对“科学化”反应不一

这份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奇怪的是反中医的主将余云岫却肯定这份大纲。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中医也有不少。其中,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就很有代表性。

但是,中医与“科学”的融合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置中医基本理论于何地?在提倡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谭次仲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才合乎科学。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当时人们受西医药理学影响,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结果反而被西医用来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中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当时常规的科学思路并不足以完全阐明中医的科学道理。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中。

“统一病名”惹争议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统一中医病名。中医古代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比较杂乱。委员会认为,这些病名均与现代社会脱节,不如统一向西医病名看齐。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如果说适当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知识人们还能接受的话,取消中医病名肯定使中医临床无所依傍,因此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而且基本是骂声一片。

病名是与医学各方面的知识相联系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中医临床完全不是这种思路,同样的病人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正像民国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1933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于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致的。而在另一面,“科学化”也并不能消弭反中医者的敌意。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对这种“科学化”就不以为然,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

由此可见,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方面,中央国医馆陷入了彷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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