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育艰难转型--百年中医沉浮录⑩

中医教育艰难转型--百年中医沉浮录⑩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一座传统祠堂样式的建筑里，来自广州、香港等地的中医界与药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与60名新入学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学典礼。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正面两侧，悬挂着该校木刻篆体字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废科举之后的学制革新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语言……”

清代太医院的教材《医宗金鉴》，就是以这样的韵文为主，特别强调学医者熟读背诵。更进一步，中医还要背诵《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传统中医教育在形式上与私塾中的“读经”并无二致。

清末，兴学堂、废科举，中国教育开始向近代化转型。新建立的学制系统主要参考自西方和日本的制度。张之洞主持制定的1904年“癸卯学制”，为大学堂内设立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术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其中“经学科”是中国所特有，其他各科的课程设置中都注重中国的内容。像“医术科”下的医学门与药学门，虽然主授西式医药，但它们的主课之首则分别是“中国医学”与“中国药材”。但这套传统味道颇浓的学制，在辛亥鼎革之后遭到革命者的唾弃。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决心建立现代式的教育体制，他组织人员将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国学制尽行译出，计划舍短取长，创造适合中国的新学制。经多方讨论，最后决定主要效法日本学制。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确定了包括大、中、小各级学校以及专科学校等的整个学校系统制度。随后又陆续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以及1913年1月的《大学规程》等。这些制度后来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与世界各国学制接近。在医科方面，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的具体课程设置中，不再有与中医有关的课目。

争取中医纳入教育系统

西医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以来，虽然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但整体规模上还远远小于遍布城乡的中医。在民国成立前后，西医的培养主要靠外国教会所办的医学院校，国人自办的西医教育尚不多见。民国之初医科列入学制，意味着政府将开办各种西医学校，加强西医的培养。然而作为国家学制，完全不提及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西医之间，自清末以来既有交流也有论争。尽管大多数国民仍然认可并习惯于应用中医药，但清帝逊位后，象征着中医官方地位的太医院解散了，新政府将如何对待中西医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尤其有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前车之鉴，中医界对此更为关心。虽然传统上中医主要以师授家传为主，并不依赖学校教育，但有识之士意识到，学制系统并非仅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它将重新规划社会资源布局，影响许多行业的兴衰或更替。中医缺席于学制，未能纳入教育系统，将对它的未来有严重影响。一时间，中医药界抗议的声浪在大江南北到处高涨。

然而教育部解释之所以在学制系统内不列中医，自有一番说辞。其回复各中医团体的电文称：“部颁医药专门学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参照中西，择善详订，决非有所歧视。至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

在抗议无效之下，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的19个省市中医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成员有上海的叶晋叔、浙江的王问樵、广东的刘筱云、北京的陈春园等，一行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晋京，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信，要求“准予提倡中医中药，除前次西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拒绝接纳请愿书，并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代表们转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信，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也复文，解释教育部所定课程专取西医，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对请愿书提出的有关事项，表示“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中医学校教育的优势

不同意厘定正式的中医学校课程，则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愿目的未能达成。但复文说请愿书“其余各节”可以筹办，是否意味包括建立中医学校呢？这种含糊其辞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1915年，上海丁泽周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递交《呈大总统文》及《呈各部文》阐明理由。当时卫生属于内务部管理，内务部转教育部表态。教育部称丁甘仁此举“欲振余绪于将湮”，“殊足嘉许”，“惟中医学校名称不在学堂系统之内，本部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内亦未定有中医课程”，所以只是将所拟章程留部备查，其他让内务部酌情处理。内务部抓住其中“嘉许”二字，当即批文说：“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当赞同，应准备案。”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此成为第一只螃蟹。

稍后，1918年包识生等在上海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此后又有多个地方的中医学校陆续开办。文前所提到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实际从1913年就开始筹备了，至1924年也正式开学。只不过，这些学校的立案机构或为内务部，或为地方教育部门，民国教育部则始终未为中医学校立案。

学校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到底有何优势？广东名医江仑铨在送儿子江堃入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之时说：“医岂易言哉！非好学深思，集思广益，未易望其有成……省港药材行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集聘名医，分科编授，以最纷繁之学术，成有系统之课程。此校一兴，吾道庶有豸也。汝其从之。”将纷繁之学术，整理成系统化的课程教育，这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中医课程分化、新式教材编写、实践教学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各地中医学校对此均作了积极的探索。从近代中医学校的纷纷兴办，以及各地中医主动送子侄入学的举动，可见中医界对学校教育这种新形式的认同。

中医学校已成为培养近现代名中医的摇篮。可是民国教育系统一直拒纳中医，使中医学校的发展欠缺规范，办学也得不到保障。我们回顾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校训，不难体会到，其所谓“医国”、“觉民”，正包含着通过学校教育的成效来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深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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