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源自神农时代

经方源自神农时代

冯世纶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经考证，《伤寒论》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是王叔和加入，从而扭转了“《伤寒论》理论来自《内经》”的错误说法。

《神农本草经》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其用药理念与《伤寒论》一脉相承；《神农本草经》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其述证主要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理论的起源。

经方的理论并非来自《内经》

对经方的理论来源，一直存有争论。主要原因之一，是李心机教授所指出的“《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因《伤寒论》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以致误导后世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自《内经》。

上世纪30~90年代，杨绍伊、胡希恕、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认为23字是王叔和加入，开启扭转误读传统。同时众多经方家，通过仔细研究《伤寒论》原文，认识到《伤寒论》的六经、主要理论与《内经》不同，如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宋刻《伤寒论》序写到：“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本草之经。”章太炎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日本人喜多村直宽在《伤寒论疏义》中提出一个较有影响的见解：“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胡希恕先生更明确地指出：“《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说：“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直逼实验科学的堂奥。……《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岳美中医学文集》)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晚年叹曰：“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经方临床应用与研究》)

经方源自神农时代

经方医学起源于神农时代，己由考古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认为神农时代在黄帝所处的时代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的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属仰韶文化的石器、陶器等。1995年，经过对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发现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

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冬天为了防寒，则盖窝棚、房屋而居，并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同时门向南开；夏天为了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寒热阴阳之理。同时，由于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这时用火烤则感到舒服，如果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被记载下来。

《神农本草经》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其用药理念与《伤寒论》一脉相承。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

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已懂得在生活上以八纲理念适应自然，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即天气寒加衣被，天气热减衣被。患病后，亦以八纲理念应对，即《神农本草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在表的证(必恶寒)，用生姜、葱白、麻黄发汗则愈，里热证用大黄、石膏、黄芩清里则愈，经历了百年千年，屡试屡验，无疑是科学总结。更可贵的是该书详细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要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理论的起源。

2021-01-09

阴阳的来源

阴阳来源于太极图，故而要想清楚阴阳的来源，就先要明白太极图的概念。 太极图其实是古人观察各种自然界的动态变化，自然形成的一个模式。古人按照24个节气测量某一年中太阳影子的变化，把这些数据连起来就形成了太极图。

现在教科书把夸父追日讲成是古代有个人每天跟着太阳走，找太阳下山的地方。但在《山海经》里写得很清楚，夸父追日是“欲追日景”。“景”通“影”， 夸父就是专门研究太阳影子的专家。 如果说夸父是追着太阳落山走，理应是向西走，但是《山海经·海外北经》和《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夸父都是在向北，夸父“北饮大泽”，他要找的是北方，最后未至，道渴而死。“渴”通“竭”，“道渴”就是走到后来没有路走了。所以， 夸父每天研究太阳的影子，是第一个在时间上找到冬至点，在空间上找到北的人。正是因为夸父有这样的巨大贡献，古人才会用故事来纪念他。

太极图源自科学观察，不仅观察太阳的影子可以形成太极图，观察自然界中各种动态变化的周期规律，都可以形成太极图。 譬如，按照日间、夜间时间的变化数据：夏至晚上最短，过了小暑，晚上时间长一点，大暑时间又长一点，晚上时间不断增加，到冬至点晚上时间最长，这样按照24节气白天、晚上时间长度的变化，可以形成太极图。 太极图就是自然界周期性变化规律的一个模式，不是哪个哲学家为了说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设计出来的图。出现这个自然模式后，我们可以看到阴阳是互相对立统一、互相消长、互相转化的，这就是哲学的内容了，所以哲学是对自然模式的智慧解读。

阴阳的本义

太极生两仪，“仪”是一种象态，不是指物质。若阴阳是两类物质，那就成了“太极生两物”了。 从太极图可以看出，由衰到盛的象态叫作阳，由盛到衰的象态叫作阴 。一年中上半年阳，下半年阴，它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的时态。白天跟晚上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的时态。了解了太极图的来源，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太极图。 北宋周敦颐画的就是哲学的太极图，因为他没有见到古代的太极图。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艺术化的太极图，不能表达太极的真正含义。 曾看到过一个中医文化进校园的太极图，图中冬至位上阳气最大，以后阳气不断减少，到夏至点阳气最少，这样阴阳颠倒的太极图，能给我们的儿童什么教育？

开阖枢与三阴三阳

《黄帝内经》中有一篇有关太极阴阳动态变化的章节《阴阳离合论》，讲的是太极的开阖枢变化产生三阴三阳。原文：“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把三阴三阳的时间点和方位定得非常明确，这就是阴阳“六气”的来源和本义。六气就是三阴三阳，三阴三阳来源于开阖枢。教科书讲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讲六气相应的气象，不是六气本义。从阴阳的离合运动才能理解为什么太阳是寒水。有医家认为太阳是阳多，阳多怎么能叫寒水呢？应该改成太阳君火；少阴在北方，怎么配君火呢？要把少阴改成寒水。这都是因为他不了解开阖枢产生的误解。

《史记·历书》曰：“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以冬至点作为阴阳离合的起点。开阖枢思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被我们忽略了，就是洛书怎么来的？ 洛书就是由太极的开阖运动产生的，是数字化的太极图，和开阖枢产生的六气高度一致。 冬至后天气越来越冷，进九，所以太阳配寒水，洛书的点数是十以内最大的偶数八。 这里“太”不是大的意思，是最早的意思，最早的老祖宗叫太祖、太宗，阳气刚出来的时候叫“太阳”。 不懂得动态开阖枢的位置，就不理解什么叫“太阳寒水”。

哲学概念的阴阳与《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阴阳离合论》中黄帝有“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之问。中医有了三阴三阳的阴阳学说，更完整地显示了古代阴阳学说的科学内涵。看到开阖枢的图，就知道洛书的数是怎么来的。广明之下，就是过了夏至点温度最高，一天中过了中午，阳气最多，阴气最少，所以此处是2个点，表达阴气最少；中午以前阴气较中午以后阴气要多一些，所以是4个点；半夜以后的阴气比半夜以前的要重，所以代表半夜后的东北位是8个点、半夜前的西北位是6个点。整个洛书的点都反映了动态的气化状态。所以，看了动态的开阖枢，才能理解洛书是怎么来的。

什么叫三生万物

许多研究《道德经》的专家不研究《黄帝内经》、五运六气，不懂得开阖枢，把三生万物的“三”讲成是天、地、人。《黄帝内经》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天、地、人都是由三产生的，所以三不可能再是天、地、人。 三是开阖枢的三种象态，是动态的。“三”一分阴阳就变成“六”，《黄帝内经》讲的是六生万物，《至真要大论》曰：“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左传》也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六生万物跟三生万物是一个思想。

河图、先天八卦是怎么变成洛书、后天八卦的？其实就是从开阖枢来的。先天八卦的“离”卦在东边，代表太阳，但是太阳升起来以后不会停留在东方，要转到南方，所以后天八卦的“离”卦就从东方到南方。以后又要不断地下降，所以代表最大阳的“乾”卦就要落到西北的方位了。北方原来是“坤”卦，都是阴爻，为什么后天八卦要变成“坎”卦，里边加一个阳爻？因为冬季，植物地面上的茎叶枯萎并不是阳气没有了，它的阳气要以种子的形式储藏起来，作为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原动力， “命门”思想就是这样来的 。通过开阖枢就知道，少阴中一定要有阳，这是开阖枢也是《黄帝内经》中非常重要的思想。

开阖枢思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我们现在太局限于文献研究，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也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 而甲骨文记载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来表达，大多数留下的是图。 在河南濮阳的西水坡墓葬是6500年以前的，这比黄帝时期的5000年前早，比伏羲时期的8000年前晚。这个墓葬里出现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文化现象。现在流传的四象八风、二十八宿是伏羲文化，6500年前的墓葬出现青龙、白虎，证明了早于6500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青龙、白虎，古人留下的有关伏羲文化的记载，完全可以从许多出土文物、考古遗迹中得到印证。另外还可以通过天文考古恢复古代的天象： 二十八宿作为时间坐标，最合理的年代是在7700年前，当时二十八宿在赤道上的分布相当均匀，所以把二十八宿作为时间坐标。现在的二十八宿间的距离已经相当不均匀，不可能把现在的二十八宿作为二十八个时间坐标。

西水坡墓葬的周围还有几个殉葬的小孩，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小孩跟墓主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把那些小孩丢弃了，只要了中间部分。当时发掘出来的陪葬的小孩有4个，最小的是个大约10～12岁的小女孩，在墓主人的西边；最大的是个16岁左右的男孩葬在东边，北边有一个14岁左右的男孩；南边还有一个小孩被丢弃了，未及作鉴定。为什么最大的男孩放在东边，而最小的女孩放在了西边？ 因为在八卦中，东方是震卦，代表长男，古代“东宫太子”就是这一文化的代表；西方的卦是兑卦，兑卦象征着少女；坎卦是中男，在北方。 这是非常强烈的后天八卦的形式。由此知道，后天八卦不是由周文王创立的。现在讲授《易经》的都讲后天八卦是由周文王创立的文王八卦，在6500年前的神农时期墓葬中已经有了后天八卦，比周文王早了3500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但是考古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墓葬的文化意义。

关于神农文化

现在人们对神农文化的了解极少，误解很多。看到有些书上讲神农文化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的创始人，创造的是钻木取火和翻土的农具。曾看到一个神农塑像，一只手拿的是钻木取火，另一只手拿着水稻，这是对神农文化的极大误解。 中国的农业社会到6000多年以前的神农时期才有吗？河南贾湖遗址9000年了，里面农业社会的各个要素已经相当完备，湖南也发现了一万五千年以前的水稻。因此，不是神农时代才有农业社会的，钻木取火更是多少万年以前就有了。

我们通过对濮阳墓葬和三星堆遗址的考察可以知道神农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是把先天八卦变成后天八卦，把河图变成洛书。 他们的文化符号是南方的九数，南方色赤，所以把神农叫作炎帝。不了解神农文化这一特性，看到三星堆遗址就不会解释了。神农把代表太阳的离卦从东方转移到南方，说明他们重视南方的太阳，所以洛书南方的数要取最大的奇数“九”。三星堆出现的大眼睛头像、三只脚鸟的铜器等，许多人不明白，所以出现了“外星文化说”“西亚文化说”“中华文明西来说”“甲亢说”等谬论。 懂得神农文化后就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眼睛那么大？因为“离为目”，神农用同时代表太阳的离卦作为他的文化符号，所以要突出眼睛。为什么是九头鸟？本来河图南方的成数是7，神农推崇南方的太阳，故把最大的奇数9放到南方。南方朱鸟跟太阳联系起来，所以出现了太阳中的朱鸟，再联系到9数，就有了“九头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星堆中有两棵巨大的青铜树，1号树高3.96米，二号树只有1号树的一半大；1号树是细柳，2号树是扶桑。扶桑代表日出，有专家问“为什么代表日出的树，比代表日落的树小一半呢？难道日落比日出更好看吗？ ”懂了神农文化后就非常容易理解。有一次我问一个小朋友，代表东方太阳的树和代表南方太阳的树应该哪个大呀？小朋友脱口就说：当然南方的树大呀。 而有的专家却解释说，因为三星堆在西部，这是三星堆居民的地方主义。

中华文明的三大里程碑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经过了伏羲、神农、黄帝这三大里程碑，其实这也是阴阳学说发展的三大里程碑。因为到黄帝时期才比较成熟，所以我们把中华文明的标志定在这个时期。 伏羲时期，太极生两仪，有了阴阳；两仪生四象，有了一年四季；四象生八卦，又生出八方、八风等格局，但这还是阴阳的初级模式。到神农时期有了开阖枢，有了三，产生了六气，形成九数。到黄帝时期找到了十二律，十二律使六气成了标准的“律”；黄帝又建立了五行学说，“五”跟“六”的结合产生了六十甲子，有了沿用至今的黄历。三皇的文化沿革非常清楚，不是不可考的神话。

黄帝时期确立了三阴三阳“六律”以后，六律成为万事根本，“王者制事立法，一本于六律！”依据六律建立的黄历，应用到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促使了社会的繁荣辉煌，所以把黄帝讲成“人文始祖”和“人皇”。 天皇、地皇、人皇不是一个比一个低，而是逐级发展，到黄帝时期发展到中华文明的最高级，所以讲“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而不是以伏羲、《易经》为标志。

要深入发掘现存的文献资料里找不到的信息，可以“象罔索珠”，从无字文献中下功夫。像三星堆里有那么大的青铜礼器，说明古人把这个看得非常重要，是传承给我们后人的重大文化信息，我们要读懂这些东西。五运六气对理解整个《黄帝内经》理论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六”代表“炎”，“五”代表“黄”，所以五运六气是炎黄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不懂开阖枢，就丢掉了阴阳离合思想，就讲不好什么叫“七损八益”。七、八的概念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为什么说“七不出，八不归”？为什么“七上八下”是不好的词？这些都跟阴阳离合运动的特点有关系。北宋沈常说：“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这是阴阳学说和天人合一的关键。通过三阴三阳，就可以知道古人治病思想的高明。《伤寒论》是应用三阴三阳学说的典范。最近盛行的龙砂开阖六气针法，不需要找具体穴位，直接找三阴三阳，思路清晰，非常简单，效果超过传统针法。其实许多早期文献上都不讲具体穴位，只讲“治阳明”“刺太阳”等。通过疗效，我们看到，在治疗时，可以不去关注疾病本身而治愈疾病，真正的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健康为中心”。

五行的五气更立中，为什么木生火，是因为春天过后就是养长的夏天，而不是因为木材燃烧了产生火。天六地五，开阖枢是自然层面的天的变化规律，六气是天的象，五行是地上看到的象，所以五行是地数。不把文化搞清楚，不把三皇文明梳理清楚，这些全都成了糊涂账。

       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教授对《伤寒论》“六经”及其“欲解时”见解独到，将“欲解时”释为“相关时”，广泛应用于临床辨证施治过程中，取效卓著。今就笔者多年来与顾植山讨论所闻，结合临床实践，酌加个人理解，概述如下。

【“六经辨证”实为“六律辨证”“六气辨证”】

《伤寒论》中本无“六经”之名，仅见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是为三阴三阳“六病”。自宋人朱肱倡“六经”说始，后人以“六经”代称三阴三阳“六病”，已为约定。

柯韵伯《伤寒论翼·序言》说：“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恽铁樵《伤寒论研究》言：“《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而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凡读《伤寒》者无不于此致力，凡注《伤寒》者亦无不于此致力。”

顾植山认为，讨论“六经”实质，关键在对“三阴三阳”的理解，在对气化“开阖枢”理论的掌握。张志聪《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本义》在阐述六经时言：“此皆论六气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古人把天地间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橐”运动。老子《道德经》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橐运动一开一阖，出现“开、阖、枢”三种状态。《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顾植山认为“三生万物”之“三”是开、阖、枢而不是有些人讲的天、地、人。阴阳各有开、枢、阖，就产生了“六气”。《黄帝内经》命之曰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开阖（又称“离合”）运动又与时间周期相关。《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

橐运动产生“龠”律，古人通过“葭管飞灰”发现了时间周期的“六律六吕”。顾植山认为“六律六吕”是自然界万古不变的基本“律”，《伤寒论》“六经”之所以能“钤百病”，实因其遵循了时间周期的基本“律”，“六经”实即“六律”之意；“六经”之“经”是“经纬”之“经”。

图1 开阖枢三阴三阳太极时相图

《素问·阴阳离合论》对开阖枢产生六气的时空定位有完整的论述，可参图示（见图1）。结合“开阖枢”图示看，太阳居东北寒水之位，时序“正月太阳寅”，故配寒水；太阴居西南坤土之位，时序长夏主湿，故配湿土；阳明居西北乾金之位，时序秋燥，故配燥金；厥阴居正东风木之位，时序属春，故配风木；少阳居东南巽风生火之位，时序初夏，故配相火；少阴居太冲之地，虽正北寒水，但与正南君火子午相应，标阴而本火，故配君火。这样“三阴三阳”与“六气”的关系就明晰了（见图2）。习惯讲的“六经辨证”实质就是以“六律”“六气”为标准的辨证法则，亦可称“六律辨证”“六气辨证”。

图2 三阴三阳配六气图

【“六气”理论指导经方确立仲景“医圣”地位】

宋以前方书众多，当时与张仲景《伤寒论》齐名的尚有其他方书，如宋人孙兆等在校订《外台秘要·序》中指出“古之如张仲景、《集验》与《小品》最为名家”；林亿、高保衡在校订《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指出“究寻于《千金方》中，则仲景之法十居其二三，《小品》十居其五六”。张仲景用三阴三阳“六气”思想来指导经方的应用是张仲景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抓住了“三阴三阳”，能提纲挈领，执简驭繁。

逮至北宋运气学说成为显学，北宋嘉祐二年宋政府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对经典古医籍进行校正和刊刻印行，所校订医书中以“嘉祐八书”为代表，方书选定的是张仲景基于三阴三阳“六气”理论创作的《伤寒论》，因此《伤寒论》脱颖而出，得到广泛传扬，张仲景“医圣”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 “欲解时”是厘定分辨“六经”的时间节点】

《伤寒论》中的辨证是多维度的，是“病脉证并治”，即辨病、辨脉、辨证相结合。辨“病”是辨三阴三阳，张仲景辨三阴三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辨“欲解时”，通过“欲解时”来判断三阴三阳的归属。

脉、证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象”态，“开阖枢”是时相，“欲解时”是厘定分辨“六经”的时间节点，抓住这个节点，对于判定证候的六经归属具有特殊意义。惜乎仲景未详述“欲解时”的临床运用，后人不甚明了，致使千年以来鲜有和韵。

【六经病“欲解时”源于“开阖枢”时空定位】

《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条文

《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原文分载于第9条、193条、272条、275条、291条、328条。具体如下：“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9条）；“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193条）；“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272条）；“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275条）；“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291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328条）。可参图示（见图3）。

图3 六经病欲解时示意图

六经病“欲解时”实为“相关时”

六经“欲解时”提出的是和三阴三阳相关的时间节点问题。顾植山对六经病“欲解时”的独到见解为“相关时”。“相关时”不是“必解时”，可以“欲解”而“解”，也可以“欲解”而“不解”，还可能因“相关”而在该时间点出现一些症状的发生或加重。

六经“欲解时”是依据《黄帝内经》“开阖枢”理论对三阴三阳的时空定位来确定的，参照“欲解时”判定证候的六经属性，并据此遣方用药，常取得良效甚至奇效，已经在临床得到广泛验证。

【六经病“欲解时”临床运用体会】

厥阴病“欲解时”的特殊临床意义

对于厥阴病历来争议较多，近人陆渊雷指出，“厥阴病篇竟是千古疑案”，认为“无可研索”，甚至否定。柯韵伯则感叹“六经以厥阴最为难治”。但运用欲解时理论后，我们发现临床上厥阴病并非少见，治疗也不复杂。

依据厥阴病欲解时与厥阴的相关性，凡在夜间丑时（下半夜1点到3点）后症状出现或加重者，多考虑属厥阴病，用厥阴的代表方乌梅丸治疗，每能收到意外效果。近年来，笔者见到顾植山据厥阴病欲解时用乌梅丸治疗的病种十分广泛，包括盗汗、失眠、胃痛、咳嗽、哮喘、泄泻、头痛、无名背热、肺癌、不孕症等不下数十种，涉及肝、心、脾、肺、肾各系统多种疑难杂病，其临床疗效足以让人叹服此方的神奇。

对于乌梅丸，清代伤寒大家舒驰远曾评论此方“杂乱无章，不足为法”，甚至发出“乌梅丸不中之方，不论属虚属实，皆不可主也”；《汤头歌诀》《医方集解》等方书及现行通用的《方剂学》教材等都将乌梅丸列为“杀虫剂”“驱虫剂”的首方，忽略了其作为厥阴病主方的意义，使乌梅丸在胆道蛔虫症已少见的当代临床中成了一张冷方。对六经“欲解时”的解读，破解了对“千古疑案”厥阴病的认识，也激活了千古名方乌梅丸。

为何厥阴病的“欲解时”运用机会更多呢？因厥阴为两阴交尽，阴尽阳生，阴阳转化之时。在六经传变中，厥阴为病程演进的最后阶段。把握住厥阴的时间节点，助推气化由阴出阳，则疾病得愈。故厥阴病“欲解时”在临床上运用机会最多。

辨“欲解时”需结合平脉辨证整体分析才能更有把握

顾植山认为，《伤寒论》不是简单的辨证论治，而是通过辨证、辨脉、辨时相结合来达到辨病（确定病在三阴三阳的何经）的目的。其中看“欲解时”是张仲景辨时定经的重要特色。

由于辨“欲解时”只是《伤寒论》辨六经病的方法之一，所以对“欲解时”的临床运用不能刻板拘泥，还需结合平脉辨证整体分析才能更准确。例如用乌梅丸时若仅仅只依据“欲解时”，就会出现有时效果很好而有时又会没有效的现象；若能结合《伤寒论》326条中“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所言，对同时伴有口渴、手足厥逆、寒热错杂等表现之一者使用，疗效就更有把握。

三阴经“欲解时”应用更注重其起始时点

太阴、少阴病“欲解时”重叠于“子丑”；少阴、厥阴病“欲解时”重叠于“丑寅”；三阴经病“欲解时”共同重叠于“丑”时。如何把握三阴经的时间重叠问题？顾植山对三阴经病“欲解时”的应用经验，认为每经欲解时的第一个时辰意义更大，即太阴病“欲解时”以亥时为要、少阴病“欲解时”以子时为要、厥阴病“欲解时”以丑时为要。

笔者曾见顾植山治疗一位盗汗病人王某，女性，53岁，自汗、盗汗5~6年，昼夜不停，汗如水洗，汗出身凉，肩背冷痛，夜间喉中干如撕裂，膝软无力，大便黏滞。首诊予当归六黄汤合乌梅丸，盗汗未有明显改善，复诊询知每至半夜子时起即盗汗，遂从少阴病“欲解时”治，施以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投剂辄愈。处方：炒黄连6克，炒黄芩10克，炒杭芍10克，紫油桂2克（后下），东阿胶10克（烊化），鸡子黄1枚。

【六经病“欲解时”用之得当妙不可言】

顾植山曾治疗一位女性患儿，7岁，山东人，自2009年因鼻衄反复发作，伴全身皮下瘀斑，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血小板最低至3×109/L，多次住院给予激素冲击、输入血小板等对症治疗，患儿对激素治疗不敏感。2012年6月16日，因血小板再次下降严重来诊，时患儿大便偏干，时有鼻衄。顾植山询问知其鼻衄常在下午发作，并有大便干，遂从“阳明病欲解时”治，予承气汤法。处方：制大黄6克（后下），川厚朴6克，炒枳实8克，炙甘草6克，7剂。2012年6月27复诊，奇迹发生了，服上方后患儿鼻衄未再发生，大便转畅，诸症平稳，复查血常规提示PLT：89×109/L。后以承气汤等合方出入善后，病情稳定。

笔者曾指导同道用“欲解时”理论治疗一位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患者为老年病患，有多种基础病，血小板反复低下10余年，每1~3个月就需住院治疗，反复用激素或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收效不佳。2014年10月再次住院，当时血小板12×109/L，患者有下半夜易醒的症状，醒后有口干、耳鸣，舌红苔薄，脉象不详，笔者根据“厥阴病欲解时”经验，建议用乌梅丸原方，附片量小用3克，乌梅60克，头煎药睡前1~2小时服，2剂后，睡眠明显改善、夜间不再醒、耳鸣消失，复查血常规PLT：25×109/L。1周后，再次复查PLT：60×109/L，此后间断服药，半年血象尚稳定，未再住院。

有关六经病“欲解时”的临床运用，实际上是基于运气病机理论的实践与深化，是基于对“开阖枢”时相、时机的把握，更能体现中医天人相应的特色。基于六经病“欲解时”指导临床可以有效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

中药学的相关理论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
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中医典籍有四种，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请问什么是经方，神仙和房中

通常的说法是：
经方指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的方剂，对证神效。但仲景方出自汤液经，故汤液经中的方剂也是经方。辅行诀中取汤液经中六十首方剂，故这六十首也是经方。又，中藏经中部分方剂据信也出自汤液经，故这部分方剂也属于经方。但也有说经方是定型的有效方剂。
神仙说法有二，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人造神话里的神通广大的角色，如太乙真人之类；一是现实中掌握并利用中国传统养生术修身养性，具体一定造诣的人物，如吕洞宾之流。
房中指性生活。

李东恒和经方的关系

追随者。经方派是金源时代在他们学的唐朝以前的方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主要追随者是李东恒，因其深奥的医术让李东恒深深入迷，李东恒晚年自号东恒老人。金元时期著名医学家，今河北省正定人。他是中医界金元四大家之一，开创补土派。著有《脾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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