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就以他编写《玉函方》(后缩短摘要写成《肘后方》)来说,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肘后方》自序)。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抱朴子外篇·勖学》)。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他的从祖葛玄,在吴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后来,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青有为,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
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一点也不过分。葛洪治学除了重视读、问、看外,还十分重视实验。这充分表现在他对炼丹术的研究上。葛洪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把炼丹术具体化、系统化了。他在罗浮山、日夜厮守丹炉,进行了许多实验。反映出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实验的精神。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东,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病中梦见一小鬼盗走玉笛以及杨贵妃的绣香囊。玄宗大怒,忽见一大鬼奔进殿来。此鬼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玄宗骇极,忙问是谁?大鬼向玄宗施礼,自称是终南山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幸蒙高祖赐袍葬之,遂铭感在心,誓替大唐除尽妖魅。唐玄宗醒后,病也霍然而愈。玄宗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图。图成,玄宗在画上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益静妖氛。乃告天下,悉令知委。”有司奉旨,将吴道子《钟馗捉鬼图》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
这段故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钟馗的来历,版本来自明朝人所引的《唐逸史》。后来的《平鬼传》等小说,更是将钟馗“相貌奇丑”这一标志性特点发展为“钟馗便因貌丑而被唐德宗嫌弃,未能高中状元,愤而自杀”的情节。因此,唐代是否已有这个故事流传并不一定。但是皇帝赐给大臣钟馗画像作为新年礼物,的确是盛唐以来的惯例,如开元时的名人张说及其后的刘禹锡等,都有谢赐钟馗图的作品传世。另外,人们还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唐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是为钟馗已在大傩仪中扮演主角的实证。所以,也有人估计钟馗故事的起源可能早于唐代。
对于玄宗梦钟馗的故事,北宋沈括已经提出质疑。他在《梦溪笔谈》之《补笔谈》中说,宋仁宗皇祐年间,金陵上元县曾发现一处古冢,乃南朝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由碑文可知,宗悫有妹名叫钟馗。此外,后魏有李钟馗,隋将有乔钟馗、杨钟馗。因知“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自开元之时”。
明人郎瑛、胡应麟等多从其说,但结论有别。郎瑛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北朝人尧暄,其人本名钟葵,字辟邪,“馗”乃“葵”字讹传,由于他表字“辟邪”,所以后人才附会出捉鬼的故事。胡应麟提出,钟馗捉鬼的传说“盖自六朝之前固已有之”,所以尧暄曾取名钟葵而字辟邪,南北朝时名叫钟馗的人很多,可能都取义于此。
明杨慎和清顾炎武、赵翼等根据《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终葵首”、《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等资料,认为所谓钟馗系由“终葵”演变而来。“终葵”是一种利器――椎,“大圭”是古时天子的仪仗,上端形状像椎,故云“大圭终葵首”。齐人说话迟缓,把“椎”的发音拖成了两个音节,乃成“终葵”。古人以椎为作战的利器,故《后汉书·马融传》中有“翚终葵,扬关斧”的描绘。“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日知录》卷三十二《终葵》)。南北朝时许多人取名钟葵或钟馗,是希望像古人用以刺鬼的武器终葵那样,令所有的鬼魅望而生畏,这种意义到了唐代最终演变为人格化的“钟馗”。近年来随着秦汉文书大量出土,古代盛行以椎击鬼的事实已被证明。如秦简《日书·诘篇》云,人被哀鬼缠上,可“以棘椎、桃秉(柄)以敲其心,则不来”;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也记有用铁椎击鬼治病的法术。故有人认为顾炎武对钟馗起源的解释是可信的。
关于钟馗,今人也有不少独到的研究。不过综观古今诸人的见解,应该说诸说并立,钟馗之由来仍然还是中国民俗文化史上的一个大谜。
郴州市(1994年12月撤地设市) 历任市委书记、市长 市委书记 梅克保 1957.3 湖南汉寿 95.4-99.2 李大伦 1950.10 湖南桃源 99.2-06.5 葛洪元 1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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