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标准的重要性,所以说各行各业都分别在制定标准。中医给人们看起来是一个最缺乏标准的,所以说中医标准的制定现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事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了更好的普及和应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成果,促进学说交流,各行各业建立自己相关的标准体系是必须的。
西医作为现代科学领域最集中应用的一个领域也不例外,各种诊疗规范、指南纷纷出炉,这是西医的一个状况。
中医界也已经认识到建立自己的标准化体系的重要性,所以正在加紧进行制定。然而中医的流派众多,各有优势,又非常强调个体化治疗,所以说如何充分利用各家的智慧制定中医的标准,这就成了摆在我们中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医诊疗标准化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这是保证中医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措施,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不得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如果没有标准,那么学中医的人就无所适从。没有规范,临床疗效就不能保证,中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但是这项工作具体的指导思想和办法仍然不是非常清晰,有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标准的内容。诊断标准当然主要是辨证标准,和治疗标准到底是应该分开来制定还是应该诊治一体化制定?西医的诊断标准可以独立出来,什么病用什么标准诊断,可以不管治疗,它的治疗标准和诊断标准可以对应起来,那么中医的可以不可以割裂开来呢?所以说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回顾中医发展的历史我们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中医诊断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很丰富,但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很少有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黄帝内经》的特点。
《伤寒杂病论》则不然,它不但诊断指征明确,而且有相应的治疗方案,所以说历代中医在临床上对《伤寒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黄帝内经》的重视程度,所以我们在制定中医标准的时候应该以《伤寒杂病论》为榜样,将诊断标准和治疗标准一体化,这样便于学习和应用。
第二个就是标准的性质。这个标准到底是应该由少数专家根据他们的共识来制定呢还是应该怎么样来制定?标准的性质非常重要。
这个标准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少数专家共识性质的标准,还是一个疗效可靠性质的标准,那就是你要选择哪一种性质,按说应该选择疗效可靠这个性质,为什么呢?你制定的这个东西最终是治病的,治不好病你这个标准就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性质应该是疗效可靠性的。
中医积累了2000多年的经验,任何专家在其有限的时间和临床范围内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和验证,所以说少数专家达成的共识往往低于历代中医的总体疗诊水平,因此不应该寻求专家共识性质的中医诊治标准,而应该建立以可靠疗效为导向的中医诊断标准,也就是唯效是求的标准。
以前国家在制定行业规范的时候,基本上依赖部分专家,制定的标准不具有可行性,也就是几个人定,反应几个人的思想,所以说这样的行业标准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在用,只有在写中医论文的时候才会被引用,这个教训我们是必须要牢记的,不能够再重蹈覆辙。要还是制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没有用了。
第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标准制定的方式。既然我们已经认为疗效可靠性质的标准是最好的,仅仅依靠几个权威专家、教授来讨论制定,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通过综合提炼历代中医积累的有效经验来制定,至于具体的标准出现方式我们就不应该像以往那样,仅靠少数专家教授制定,而应该以历代记载的可靠经验和确切有效的医案为蓝本,以“证候-方药-有效三统一”为原则,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出代表整体中医水平的治疗标准。
中医临床精华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的标准是中医标准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制定标准才能够提高大家的认同度,这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中医标准必须反应中医临床的客观规律。中医是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实验性很强,表面上看中医有各种丰富的理论学说做指导,有时候能够有效的指导临床获得良好的疗效,有时候就不能,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辨证准确而治疗无效”,所以说中医理论的正确性是有限的。
实际上,无论用什么理论做指导,共同遵循的临床形式就是疾病证候,经过某种理论的分析,确定相应的治疗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能够发现疗效如何,这种“疾病证候——治疗措施疗——效结果”环环相扣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客观的,没有任何理论痕迹的,这就是中医临床的客观规律。
其次,就是中医标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它的可操作性要强。清楚了这个客观规律,我们就应该遵循它,通过大量搜集各种临床实际诊疗病案,应用数理统计方法,从中找出各种类别的证候规律,然后通过对有效病案的统计分析,找出各种证候的有效治疗措施,这样每个环节客观、具体。医生应用时章法清晰,可操作性强,这样才能保证取得好的临床疗效。
所以要依据大量各种临床实际诊疗病案,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应该是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标准建立的基本路线。
列举并论传统医学的特点如下:
中医学特点:
中医学起源于中国,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以及养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学科,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理论体系具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
整体是相对局部而言的,强调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脏腑、经络、组织、官窍等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相互传变;同时中医学还认为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只有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协调一致,才能保持健康状态,反之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中医学注重人体自身及与自然、社会诸多因素相关联的整体观,无疑与当今所倡导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不谋而合。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包括辨证与论治两个部分。其中辨证是指将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综合,辨明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位、病性、病因和邪正关系等(证候)。论治则是在辨证结论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及方法。
证候既可以表达疾病某一阶段的特征,又可以指多种疾病共同病理特征的某个阶段,所以中医治病着眼于证的异同,同一种疾病不同证候,治疗方法不同,不同疾病,证候相同,治疗方法则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如前所述,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常常是在宏观角度上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而在临床上对具体证候判定所依据的主要是通过四诊获得的一些症状或体征,在获得这些资料过程中常会参杂较多主观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医对疾病诊治的精确性。
特别是还有一些中医证候,如“心阳虚”和“心阳衰竭”二者的差别在于心阳虚损的程度,临床上很难精确地加以区分。因此中医学诊疗过程的不够精确性,制约了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疗效的可重复性。
医学与中医学相关性:
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也就是对于相同的疾病,还要依据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和患者所处的具体环境及体质状况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同病异治”,其核心充分体现了个体化治疗的思想。
而医学是以每一位患者的生物学基础状态作为确立治疗方法的重要依据,也同样强调个体化治疗,可以说二者在治疗疾病的出发点有一致性。但是中医学在诊疗疾病中更多的着眼于症状、体征及患者所处环境等的宏观因素,而医学更多的强调基因序列对疾病的影响,因此二者的关键点在于中医学所强调的宏观因素和医学所强调的基因序列的相关性,本文从以下4点讨论。
1、医学与中医证候:
中医在诊治疾病时,关键在于准确的辨证,正确的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案的前提。而“证候”作为中医学中特有而非常重要的概念,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
郭蕾等提出证候应包括“证”与“候”两个部分,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特点的复杂系统。而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每个个体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定义,找出每个中医证候的诊断标准相对困难。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对证候进行微观的研究,特别是蛋白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以及基因组学等研究手段的广泛应用,为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如刘姬艳鉴定并验证了载脂蛋白C-Ⅲ在肺结核肺阴虚、阴虚火旺、气阴两虚3个证候中有表达差异,因此认为C-Ⅲ可能为肺结核中医分型的血清潜在标志物之一。
以中医证候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微观层面的共性变化,这往往与现代医学对疾病分期、分型上有所差异。如肖诚等探讨了33例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活动期和非活动期寒热证候的基因表达差异,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静脉血中CD4+T淋巴细胞发现RA 患者稳定期和活动期的表达基因差异与寒热证候的基因表达差异不一致。
说明现代医学对RA分期与中医对RA寒热证候分类都有各自的基因组学基础。在中医学中引入医学的方法,无疑会对证候的诊断准确性提供重要依据。等认为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对不同个体的“证”状态的基因组进行扫描,绘出不同证的基因表达谱,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机分析来建立“证”相关谱,可望从基因水平为证候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研究提供可能。
2、医学与中医治疗用药:
将医学的理念引入中医学中,不但可以用来精确辨证,同时还可以指导临床用药。孙松娴通过研究表明,DUB3具有明显的癌基因特性。其在肝郁气滞证型乳腺癌中分布比例较高,这提示对于DUB3高表达的患者要适当配伍疏肝解郁行气的中药,如柴胡、白芍、郁金等。有研究证实,人体基因的差异常常呈现出对药物的特异性反应。
因此医学还可以筛选出不同基因群体对某些药物的敏感性,特别是某些基因群体对某些药物的特异性反应,从而有效地防止药物副反应的出现。如炮附子、马钱子等毒性药物的用量在不同患者身上差异较大,临床用药时不易掌握;如果在大规模临床观察并结合患者基因分析的基础上,可望找出不同基因群体对药物耐受的差异性,进而大大降低用药副反应的发生率。
3、医学与中医预防:
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出“治未病”的概念,当代学者对治未病的诠释有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这种预防思想结合气候、社会、心理以及个人体质等因素分别从病前、病中、病后3个阶段探讨疾病的预防。
疾病的发生与基因和环境因素关系密切,研究证明多基因复杂性疾病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等因素对有关疾病的遗传信息表达有表观遗传控制,而这种表观遗传修饰具有遗传性和可逆性。正是因为其可逆性的存在,所以通过对环境等因素积极干预能有效预防和逆转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与中医预防疾病的思想不谋而合。
中医的体质易感性与基因表达具有一定关系,研究中医证候学与易感基因的联系有助于积极预防证候的传变,这与精准医学所倡导的预防策略颇为相似。在广泛研究基因表达、基因修饰与中医保健、康复措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人群对不同中医保健方法的特异性,从而有针对地合理运用针灸、拔罐、推拿、医疗气功等方法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4、医学与中医药决策:
根据上述基础研究,运用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精确地指导中医疗法的选择与中医保健措施的应用,有利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在减少药物浪费和过度医疗,指导医疗保险的投资方式等方面都将有重要意义。
医学与中医学二者都十分重视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所不同的是,前者更注重人体基因序列等微观层面的因素,后者则注重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及体征,是在宏观视角认识问题。将二者进行结合既可以弥补中医学在诊疗中的不足,对提高中医、减轻药物毒副反应乃至制订相关医疗政策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需要建立患者疾病信息平台,进一步研究中医药药效、中医药毒副反应与中医保健康复措施对特异性基因表达形式的影响,这一工程需要分子生物学者、中医学者、临床医生、信息技术专家共同协作完成,这是当前科学研究者面前任重道远的工作。
目前,徐氏中医在上饶市信州区开设了两家医馆,单家医馆每日接诊量接近200人。建立了从问诊到抓药到煎药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在未来,徐氏中医将以1-2名医生坐诊的形式,每个县最多1家的覆盖率实现中医医馆连锁化。在未来2-3年内,实现上饶周边县全覆盖;未来5年内,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全线覆盖;未来10年内,实现华东、华中、华南8省覆盖。
中医连锁难在“诊治标准化”,每一个医师由于资质差异,导致诊治结果不同。徐氏中医凭借100年中医经验积累下来的12个秘方,解决了连锁中医馆“诊治标准化”难题。按照功能的不同,徐氏中医归纳了解表方、驱寒方、养胃方、滋阴方等共计12号基础处方。针对每一个患者,只需根据具体病情在基础方上增减药物,从而实现了中医诊疗标准化。在未来,徐氏中医将会成立“徐氏中医学苑”培训专职中医医师,以徐绍萍医生亲自授医的形式,毫无保留地将徐氏中医100年来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传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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