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医药交流

中外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

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医学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

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

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了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兰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

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

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就是印度限医一例。此外有印度来华的“方士”，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3）卷51，P887），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

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P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卷21，P562，人民卫生出版社，1655），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有耆婆方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王焘《外台秘要》，卷31，P85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现，显然也受到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

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

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大食传》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故宋、明记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公元647～762年间，波斯使节来中国有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皮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佳、芦荟、樟脑、生姜等。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载中国。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

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玳瑁盖、生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讫今为临床常用之温补肾阳用方。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擅等”。

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也密切，随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如：

吐火罗国（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开元八年。献……异药。至十二年。遣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湿迩罗，即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遗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八年……献胡药”。

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蓤菜、浑提葱”。此二者皆为药物。

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

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故从广义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滨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211下，P6260，中华书局，1975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667年)迫使献底也伽”，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657～659)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提制鸦片的植物为罂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罂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

中医能不能相信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显然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大家理解的“中医”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不过认真求实地考证一下，这个“中医”之“中”，本来的意思根本就不是指中国呢！
何以为证？“中医”一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病不冶，常得中医”句。早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了“中医”一词，那时西医还不成系统，更没传入中国（西医传入中国是在西汉以后又过了一千七百年的明末），西汉人连西医为何物都不知道，怎可能为区别“西医”，而称中国的医学医术为“中医”呢？
西汉开始有“中医”的说法，若“中”不指中国，究竟何意呢？中国最早认识尤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对后世的哲学，社会、堪舆、天文、地理、医学……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所以“尚中”和“中和”是中医之“中”的真正含意。
当然，今日“中医”一词指中国的医学，但是，若理解了“中和”之意，会明白大夫为何常说滋阴、补阳、调理……
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从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到现在流行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我们都在等待下一个考验我们的疫情。会是什么？该如何面对？然而，在对SARS和禽流感的防治和治疗中间，人们发现有一样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中医。中医学有着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它和国画、诗词，以至于《易经》、风水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体系。同时它又是一门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医学科学。
2003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广东省中医院后说，SARS患者接受中医治疗后缩短了发烧时间和住院时间。专家们还建议，如果能把中医参与治疗提升到常规治疗层面对世界其它地方防治SARS将会很有帮助。这大大鼓舞了中医界，也为这上千年的传统医学注入了一股实证的新鲜血液。
回顾中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长达1800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基础。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如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等，哲学体系影响下发展出了中医中药学。可以说中医拥有的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正是他与西方医学最重要的不同点。当人们开始懂得把从生活中学来的自救知识积累成一套医疗理论的时候，西方原始医学和中国原始医学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样的。有西方“医学之父”之称的希波格拉底指出，自然界由“四元素”组成即火、气、水、土产生万物的运动变化。在中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间概述了天体运行的“阴阳”规律，和地上万物生成的“五行”规律表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这四元素和五行，显示出了这时期东西方医学的概念距离还不是很远。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气在中国古代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朴素认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观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这种朴素的认识被引进医学领域在中医学中逐渐形成了气的概念：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机体，气散则形体灭亡。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全天下就是一个气。有了这个气就运动，就生生不息，就变化不止。没有这口气就完了。中国著名的近代著名的这个中医基础教授，内经教授。他说人就这一口气，这口气没有了这个人还在这什么都没有了，人这口气不走，这口气就在它就是活着。就你讲那个活体的。我们研究的就是有气的这个活体，有气的活体。精气学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认为世界怎么来的？中国的哲学家认为气一元论。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气来的呀，在上就是为气，在下则为形，就是地。这就是气。然后呢你象在《春秋繁露》里董仲书说的：“元气者，始也”。万物之始也。有了这口元气什么都开始运动了。没有这口元气，就没有，就好像上帝的推动力就像牛顿找上帝第一个推动这个地球一样。这就是大家都在找一个解释这个世界，而中医恰恰它可理解是这个世界。阴，阳。何谓阴阳？我们的祖先认为宇宙间一切能量、运动方式、空间方位、时间序列、事物的性质、以及聚万物之灵的气等等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阴阳是一切事物辩证对立的两方面。《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出：“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中医讲求阴阳平衡以致中，致和。在《易传》里，就是我们讲的《十翼》，《易传》里说了：“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万物之始也，有了阴和阳，才有了万物之始。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有了阴阳还有了气才有了万物。这就是我们讲阴阳的观念。
西医和中医呢它也有这种类似、相类似的地方。中医讲阴阳平衡。西医讲什么？酸碱平衡。电解质紊乱在现在医院里是个很难治的病。这个人如果岁数大一点电解质紊乱了，抗菌素就不好用了。肺炎肯定就死了，要了命了。酸中毒，碱中毒，一到酸碱中毒，我们很多医生就头疼，不好调整。你用点碳酸氢纳去也不好用，你给他用点酸，也不好用。那么西医它是怎么来认识酸碱平衡的呢？它认为这个人的人体，它的这个钾离子和氯离子，各有156毫克单位，它要寻求这个平衡，就叫酸碱平衡，就是PH值平衡。然后呢，它经常在变换，变化时候它就有一个缓冲对。它有三个缓冲对，它有最弱的是氨基酸缓冲对、磷酸缓冲对、碳酸缓冲对，这三个缓冲对是什么呢？就是来纠正这个淤值。你比如酸高一点，它可以调整调整；碱高一点，它也可以调整调整，它是个调节器。当你太厉害了，这三个调节器就无效了。无效了就出现电解质紊乱。它也在追求阴阳平衡，它认为如果调整不好，出现电解质紊乱的人就叫做酸中毒或者碱中毒的。用中医话，就是阴阳不平衡，它是怎么不平衡？钾钠离子不平衡。高钾的病人就很危险，低钾的病人也很危险，高钾的病人可以猝死，低钾的病人也可以猝死，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说西医就是在讲阴阳？不是，它也不是在讲阴阳，它是讲一个内环境的稳定。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和你讲的这个中医的这个“中”字，这个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医，是在讲究一个人体内环境稳定的医学体系，西医就可以接受。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中西医结合，去和西医对话，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2006年2月中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申请项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做斗争的漫长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名列其中。根据规定，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处于濒危状态，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而是否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是最关键的一条……
中医是在绝对性世界观和虚无轮回人生观基础上综合考虑人类生理、心理、行为、外界物理运动后对人类生理、心理、行为的非统一现象进行修正统一的综合性方法论。其世界观是深刻的、本质的；其人生观是超越生死的；起方法论是公正、公平、合天道的。

新修本草的成书经过

由于《神农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虽然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难免存在着片面性和错误。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苏敬提议修订新本草，唐政权组织了长孙无忌、许孝崇、李淳风、孔志约等22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征集全中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并令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修订时，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于公元659年撰成《新修本草》颁行。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的一部药典。
唐显庆三年（公元657年），在右监门府任长史的苏敬向高宗李汾进表请求重新修订本草，以修改晋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的一些缪误并增加新的内容。《本草经集注》经历了100多年，有一些新的论述需要更改和修订。同时，随着医生临证经验的不断增加和中外医药交流的进展，在中药谱上，又增加了许多新药和外来药，需要对于药物学的书籍进行一定的补充。另外，陶弘景生活在南北朝对峙的南方，对北方的药物无法全面的了解，难免会有遗漏。因此，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于是，苏敬的这个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
参加编书的有掌管文史书籍的人员，也有管理药物的官员，还有太医令等，共20余人，都是很有权威的人。编写时，也几乎动员了全中国的力量，朝廷下令，征集全中国各地所产药材的标本，并按标本绘制药图，编写图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图经”的方式撰写本草书。因此，正如序言所讲的“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稽之必正。”也就是说，以前在《本经》中未记载的药物，只要有肯定的效果，就一定要记录。《名医别录》中有记载的那些药物中若没有实际效果，也必予改正。这表明了编撰者实事求是，不泥古，不附应的敬业精神。
《新修本草》作为国家颁布的“药典“，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也成了医家必读的药物学版本。它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共54卷。本草部分记载了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集要点、治疗功效等；图经部分根据药物的实际形态描绘出图样，药解是对药物的文字说明。书中共收载了844种药物，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
这部书到了宋代就佚失了药解和图经两个部分，本草部分也只留下了一些抄本，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手抄本的《唐本草》，也在帝国主义侵略时被抢走了。2008年仅存一两个片断存放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2008年的《新修本草》是依据流传到日本的抄本影印发表的，亦非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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