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外医学交流

明代中外医学交流

一、中朝医学交流

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条。《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二、中日医药交流

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

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Metthoeus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julius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MartinusMrtini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Francisus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Joannes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

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Banhin)著的《解剖学论》。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

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JacobusPho，1593～1638)续译完。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

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

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五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为SantaCazade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

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deRade,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弥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Clavis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MedicineSinicae)，以Cleyerde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Sinensis)，但未见。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

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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