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贴诗斥汪精卫

刘一贴诗斥汪精卫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亲日派首领，抗日战争时堕落为汉奸。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院长兼国府主席。他对内残杀爱国同胞，搜刮民财以支持日本侵略战争，并追随日本参加德、日、意《国际防共协定》，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国人恨之入骨。1935年11月1日遭人刺杀弹中左颊、左臂及脊柱，其脊柱弹头一直未能取出，成为隐患。1943年旧病复发。

汪早年比较信仰中医，孙中山患肝癌经协和医院用手术治疗、放射性治疗无效宣布束手以后，他力主服用中药，并和反对用中药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创始人、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拍案争论，争论中曾用汤的话回敬汤“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汤汪之争载于1925年之《晨报》和《民国医学杂志》第三期。1929年余云响以“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等向中医发难时，国民党内激进派多推波助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此时汪精卫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每药愈重，行将无望，有人建议请中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之下惟其如此。施今墨先生抚脉而诊每言则中鹤，汪精卫的岳母点头称是。施今墨处方之后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服数剂后果应其言。之后汪精卫题字进匾，不再提取消中医之辞。1929年3·17事件过后，时任卫生部部长之薛笃弼曾致公函到上海聘请谢立恒、陈存仁为卫生部顾问。陈存仁提议为使国医有一个法定地位，应制定国医条例，但初稿到南京以后，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函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是主张要废止中医，其中最反对的是国医条例初稿中有一项是卫生部门要设立一个中医委员会。到1932年，中医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之内容之一，中医药归内政部主管，内政部隶属汪精卫控制的行政院．汪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而标榜科学，一变而力主废止中医，说：中医“治病效能，殊为渺茫”，“用中医治病，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1943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汪精卫悲哀已极，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旧病复发，并日见恶化，不仅背部，连胸部及两肋也疼痛难忍。11月21日曾请日本医生为之会诊多次，但手术与否争论不休。此时无锡名医刘一贴在宁执业，被汪逆延请治疗，初诊后汪曾赠刘以重金。服用刘一贴药疼痛有所减轻，后来反而加重，刘也不知去处。之后收到刘寄来书信一封，笺中仅具一诗，曰：“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贴，宜不不宜狗。”汪阅信后，病情愈重。于12月中旬住进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取出了弹头。但1944年1月病情又突然恶化，创痛复发。后赴日本就医，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死去。

慷概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少年汪精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此诗已无人记诵！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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