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惊悉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因病逝世,心中十分悲痛。30位国医大师,不到一年时间,已有几位病逝,中医药事业也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
国医大师的评选应该是一个常态的工作,或按30名的指标随时进行增补,或像两院院士那样每年评选若干名,不受指标限制。这样就可以使中医的高层次人才,源源不断地递补上来,带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
假如国医大师的评选是一项常设的工作,那就该在组织保证的同时,也就内涵建设提出要求,提出标准,即够什么条件才能评上国医大师?不久前,在一位70岁中医专家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领导不无玩笑地说,祝愿他在80岁的时候能够评上国医大师。“行医55年以上”,才能具备国医大师的资格,这的确是一个很过硬的指标。但是,大师更应具备大学问。国医大师的标准尽管很高,但也并非不可探索。以唐代韩愈对于儒学的《师说》为参照,国医大师起码应该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关于传道。当今中医事业传道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儒学。中医遵循的大道,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能听懂、信服的人群在“老龄化”。更有许多“下士闻道”,嘲笑、诋毁、歪曲的杂音不绝于耳。因此,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有不少“铁杆病友”支持中医,中医大道的传承,仍有不少阻力和困难。“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孔夫子的儒学传向了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正在全球不断扩张,而中医学向世界的传播,很多是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世界各地的中医诊所,也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个道,需要更多的大师来传。
其次,关于授业。中医的院校教育正面临着培养不出合格中医人才的困惑。教材规范方面下的力气不小,本来“标准化”的结果是为行业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可教材却变成了教条。比如一个腹泻患者,标准化教材规定脾虚型的一定要使用参苓白术散,你如果回答可以使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或者健脾丸,或者补中益气汤加减,即使临床上如此照做,考试时这样回答还是错误。必须按照单选题的要求,一个型对应一个方,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中医“活法巧治”,随症加减,都被当作“偏倚”的不规范行为,而且让治疗方药“一贯到底”,统一制定的标准。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病情?如何发扬中医学术?这个业,需要更好的大师来授。
再次关于解惑。中医是什么学科?它如何认识人体?如何认识疾病?它与西医是什么关系?它的有效性、安全性如何评价?中医面临医疗纠纷的时候有发言权吗?它用的语言有法律效力吗?中医为什么有效?靠什么有效?中医的现实地位如何?未来价值如何?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如何?中医与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的关系如何?当学子们从不同侧面提出问题的时候,大师们应该如何回答呢?这个惑,需要更高明的中医大师来解。
毫无疑问,目前正是需要中医大师的时代。
我们应该创造怎样的机制,让这个时代不缺乏中医大师呢?
这不应该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应该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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