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剑峰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胡适看中医的文章,颇有感慨。
1920年,胡适罹患糖尿病和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方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朋友建议他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不料反而痊愈。结果,胡适又活了40多年,这把胡适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病。在事实面前,胡适只好退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
如今,和胡适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如果西医治好了一个病人,这是科学的必然性;如果中医治好了一个病人,这是不可重复的偶然性,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如果病人选择西医不治而亡,就会被认为是科学的局限;如果病人选择中医不治而亡,就会被认为是“庸医误人”。这样的说法,从骨子里透出一种傲慢与偏见。
自近代以来,关于“中医不科学”、“废除中医”的声音从未停息。一些人认为,任何经验都应通过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理论,而中医理论并未得到严格科学实验的证实,所以不科学。但是,更多人认为,中医确有与西医理论不同的地方,但其临床效果不可否认。有些中医理论尚未被科学实验证实,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而是说明现代科学尚不能完全认识中医。
应该承认,西医具有中医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诊断技术、外科手术、抗生素,这是西医的三大“法宝”。但在医学观念上,西医缺乏辨证思维和整体思维,把人仅仅当成一台由无数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外科医生习惯于拆除“坏零件”,却无法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结果,这个“零件”拆了,那个“零件”又坏了,还留下很多后遗症和并发症。内科医生习惯于从细胞和分子的病变说明全身的病变,但分子和细胞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一个细胞的单纯状态,并不能代表生命的整体状态。所以,尽管西医占据主流,却无法根治任何一种慢性病。
如果说西医对付疾病的思维是“战争模式”,那么,中医对付疾病的思维就是“和平模式”。中医的主导思想是平衡调节与扶正祛邪,通过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使体内失衡的状态恢复平衡。中医把人视为一个生命整体,而非可以任意拆卸的“机器”,这是符合生命的基本规律的,也是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尤其是在治疗慢性病、疑难病领域,中医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其实,不管如何争论,中医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中医之所以数千年而不衰,正是缘于其显著确切的疗效。事实上,中医的疗效并非来自实验室的小白鼠,而是来自数千年的人体验证。如果只靠“忽悠”,中医恐怕早就自行消亡了。
毛泽东曾说:“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无论西医中医,都是人类医学的宝贵财富。维护人类健康,需要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只有抛弃偏见,博采众长,才能使医学发展的道路更宽广。以科学的名义否定中医,不仅是无知的,而且是有害的。
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几乎就是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
民国时期,进步人士们为了推广西医可谓不遗余力。很多当时的新派人物公开抵制中医。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汪精卫、傅斯年等等。
最倒霉的梁启超
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
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启超出院后,尿血依旧。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充分表达了对西医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割了一个本没有任何病症的好肾。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甚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医的论战。
梁启超也只好昧着良心说瞎话。在《展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在追问手术的问题,但是协和医院对此却遮遮掩掩。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巳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人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北戴河期间病情加重。只好请中医唐天如看。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9年,梁启超病逝。
最尴尬的胡适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提倡新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是上世纪初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
胡适博士最初发现有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尿中含有蛋白,腿脚肿痛,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蔡元培曾建议胡适休假半年,而胡适的病情也确实持续了半年多。
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协和医院宣判“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后来,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复介绍,胡适才延医于陆。经过一番诊治,竟霍然而愈。
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了五百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
为了反中医胡适一样昧着良心撒谎。到了晚年,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却失口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
胡适的弟子罗尔纲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
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
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最无奈的孙中山
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曾经成了孙中山信仰坚定的证明。时人言之凿凿。
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事实上,孙中山到北京病重期间,一直要求保守治疗。当时协和医院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必须手术。
打开腹腔之后,发现无法手术,整个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而且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随即缝合。
手术后不久,便进行了放疗,两天不见效果,病情急剧恶化。
2月17日,刘瑞恒给孔祥熙写信,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和国民党内诸人士,明确表示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
2月18日,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等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数日后,孙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延至3月12日凌晨,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9时30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孙中山不是不看中医,而是一大堆人不让他看中医。
最可笑的康有为
台湾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在他的《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写了一则有趣的事,说康有为老年时期曾偶然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说一位叫沃罗诺夫的医生研制出了一种返老还童的医术,不过……需要把年轻猴子的睾丸移植过来,可以延缓衰老,而且能改善性功能。
后来,康有为经过好友江逢治的引见,认识了一位德国医生,然后做了睾丸移植手术,把年轻猴子的睾丸换在自己身上。之后一段时间,康有为都感觉神清气爽,记忆力和性欲都大大增强。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时代限制,很多医学理论都不成熟,后来猴子的睾丸在老康体内发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康有为最终暴毙而死。
最初看到以为是一个闹剧,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是真的。
康有为确实是暴毙。据说是七窍流血而死。康家人说是食物中毒。
第一,移植猴子睾丸的事是真的。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理学家斯泰纳赫以及欧美多位医生进行过睾丸移植手术。从此,其它一些国家的医学者开始频繁研究睾丸移植手术。
第二,报纸上说的“沃罗诺夫”医生也确有其人。沃罗诺夫是法兰西学院医学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他报告了人体接受羊、牛等睾丸移植的成功案例。
1927年,白俄报纸《俄国时代》刊登一则消息,说伊万诺夫教授试图在苏联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进行人猿杂交实验。这则新闻曾轰动一时。
“康圣人”有六位妻妾,需求迫切也是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他朋友让他用中药保守治疗治疗肾病,可他不信最后死于西医医疗事故也不让家人对外说还死要面子说自己以死殉科学。
鲁迅确实不信,后两位还是信的。
孙中山知道中医靠经验并在澳门镜湖医院当过西医主任医院是中医但医院还是给了他开西医科,孙中文就中西药都开过,1916年在绍兴陪同孙中山的胡汉民得了痢疾西医没看好孙中山请了中医裘吉生治疗,并题字救民疾苦四字,这也成为了后来汪精卫想废除中医时候这四个字被登载报纸上,最后废中医各方原因失败。
胡适明确告诉你他就被中医治好过并给大夫陆仲安的秋事研经图题了500个字还请过几次为他治疗(后来死不认账)还劝过孙中山并说服他用中药。
晚清民国时代西方文化进去中国那时候就行抛旧学新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一切都是要丢弃,那时候也有中医在西医院挂科只是不多,所以有些事情自己推敲一下就会想明白,如果中医不行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没有向欧洲那样爆发过黑死病那样严重瘟疫,中国人均怎么会在50年之前都平均高于西方,其实中医和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我们中国人的每天吃的食物许多就是中药常备药,许多都是中药方最最普通的药物,当然弊端肯定有但这不是我们纠结的事那些医生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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