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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疫:考问医事管理--百年中医沉浮录②

医案日记 2023-05-04 00:52:04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慈禧60大寿,颐和园加紧装点,各地忙于筹办礼品。然而最响的礼炮来自东瀛,下半年中日在朝鲜开战,继清朝陆军一败涂地之后,北洋水师又于黄海覆灭……一项研究称,战争中清军伤亡约35000人。

或许是军国大事太重要了。这一年,在广州发生了有十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却很少在官方记录里被提及。

1894年广州疫况

1894年,广州天时不正,自春天起就陆续有瘟疫病人出现。一位中医生回忆说:“今春瘟疫渐行,……三月疫气流行,触目皆是。”而西医内勒司(Niles)也在1月16日诊视了一个病人,患者高热,腹股沟部疼痛肿胀。从症状来看,正是后来确定的此次瘟疫元凶——鼠疫。

广州的疫情,当时《申报》有如下报道:

粤东保甲总局会办委员候补道陈厚斋观察籍隶皖江,宦游粤海,正当强壮之年。3月27日赴局办公,毫无疾病,回寓时沾染时疫,28日早起精神稍觉疲困,即饬人赴宪辕请假3天,藉资调养。不料陡然变症,神志昏迷,多方救治,药石无灵,延至是晚4鼓时,溘然长逝。(《申报》1894年5月16日)

某姓,家男妇八口,一日之内死至七人,祗存一女孩,不能出备棺衾,致尸骸纵横,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令代筹七人身后事,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贼允之,既由市返,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申报》1894年5月17日)

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申报》1894年7月9日)

当时参与第一线救治的广州中医易巨荪形容全城之惨状说:“甲午岁,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2月,终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覄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于闾里。”所称十万死亡人数为粤海关1895年报告采用。与之相印证的是一位传教士Wales统计,在阴历3~6月间,广州城中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是全部死于鼠疫,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在惨剧面前,首先被人们寄予希望的自然是医生。

1894年广州已经是中西医并存了。粤海关报告当时广州博济医院的规模每年接纳住院病人约2000人次,此外还有一个较大的门诊部。作为广州最有名的西医院,博济医院在瘟疫流行时负责接纳了部分从香港遣返广州的鼠疫患者。但是对于治疫也没有特效药。西医对瘟疫的治疗向来要先研究病原,鼠疫杆菌也正是在此次与广州同时发生鼠疫的香港被发现的。因此在疫病暴发之初尚缺乏认识,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

因此,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医家李钟钰记载:“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不过,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容易在实践中出成效。很快医生们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还有从其它渠道探索获得成绩的,例如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江南杨粟山《伤寒温疫条辨》的治疗说:“今岁我粤,温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也有医家自出机杼,如名医梁龙章,因求之古书无良法可循,于是日夜推敲历代疠疫,创立了“易数运气方论”,治疫取得成功,受聘在各善堂、医院行医,“历年存活不下十万之多”。中医的疗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粤海关税务司的法来格在1894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源,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医生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医治无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后来逐步总结经验,放弃了吸血法,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甲午年中医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探索出有效治法,即使算上以后不断丰富成熟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相比之下,近代西医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到出现有效抗菌药物,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在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没有“非典”、禽流感等病名,而中医却能治疗的原因。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据谭次仲记载,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医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当,总之“治验之成绩,不如黎、谭远甚”。

呼唤城市公共卫生

可是,对于传染病来说,医治其实不是最佳策略。同样在1894年遭遇鼠疫袭击的近邻城市香港,死亡人数仅有2000多人,公共卫生管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曾经有人以省港两地死亡人数对比来证明西医优于中医,其实只能说明中国内地医疗卫生体制的落后。香港政府在一发现瘟疫之时,就采取了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集中隔离患病者,火化死者尸体,清洗发现瘟疫的区域等。这些工作,除了靠卫生人员外,还出动军队和警察来强制执行。这次鼠疫,后来促进了香港城市卫生的重大变革,使鼠疫危害逐渐消退。

而在广州,前面提到,很少看到官方关于1894年瘟疫的报告。这可能是由于官员们避免触慈禧祝寿的兴头而未上报,也可能上报了但未受重视。

广州之所以不能够像香港一样实施防疫,且不论有否防疫的意识和知识,就算有,也根本无建制可用。

以卫生而言,中医早就明白环境卫生与瘟疫的关系。吴存甫在《治鼠疫法》中提到预防措施说:“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但在瘟疫发生时,官府能够动员的组织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门的差役只能洒扫监狱而已,传统体制里根本没有市政卫生建制来负责街道清洁。

甲午之疫,以残酷的形式,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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