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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是新中医--百年中医沉浮录(20)

医案日记 2023-05-03 15:44:27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晚清和民国的百年风云,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医药最为曲折发展的时期。时代大潮中的中医生们,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探寻新的路向。

传统中医众生相

传统中医,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国广州日报》,曾描述了广州中医的众生相。

医生之中,有一类被称为“大轿医生”。“医生而曰大轿,殆指大乘常班轿之行时医生也。三名轿伕,喝道而驰,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轿,诊金有润例可查。早晚出轿,诊金加倍。此大轿医生之常例也。”这一类都是名气较大的中医,有时又叫“叮当先生”(人拉车的铃声)。

另一类被称为“黄绿医生”,这是庸医的代称。“何谓黄绿?或曰黄黄绿绿,不成正色之谓也。然欤否欤,总之所谓黄绿医生,乃指庸医而言。”“黄绿医生之坏处,是在不学无术。或因家传而未得要领,或仅一知半解,便贸然挂牌。……谚有曰:‘识症唔识药,十医九唔着;识药唔识症,十医九唔应。’其为黄绿医生之谓也欤!”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医生”,“出身药店之司药,或闲居略读药性赋之流,治病皆从口给,用药乱杂无伦”,“千症万症,不外株守通方数条”,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一类。

医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医生,颇负时誉。每晨踵门求诊者,座为之满。日上三竿,某医生犹作元龙高卧。弗许人惊寝。既起矣,浣而脸,漱而口,毕,吸烟袋,吃茶点,复与家人谈笑一顿,始出而诊脉。”

有的医生脾气很大,“切脉之下,只用简单的告以病症,随即订方。如病者有疑问,即表示讨厌,甚或愠色厉声。尝闻有病者问某医生曰:粥可食否?某医生即厉声曰:汝以为可食,不必问医生!”

报刊偏好登载的,往往是负面新闻。但旧式中医确有许多不良习惯。1936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曾说:“今国医界有新旧之分……旧派大都富于经验,法术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时始起床。病家请诊,辄喜迟到,不喜清洁,随地吐痰,穿件污长衫,拿根长烟杆,高傲自得。此种行为,虽法术高明,恐亦难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中医,需要有新的职业意识和社会形象。

“新中医”的养成

新式中医的缔造,是以新式的中医学校教育与医院执业机构为阵地的。

学校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系统的医学知识,也灌输着进步的时代精神。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不同于仅为谋生的庸俗医生。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刊物发刊词所说:

“于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末日,互助生存的开始时代,那的科学,我们不可以去学习,而偏来学习这枯燥无味及预备去做卖技的困苦将来生活呢?习医不要紧,我们何苦来故纸堆里习人所唾弃的中医而不习西医呢?我们自信不错!中医有中医的价值,西医有西医的价值,这是事实上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承认医学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科学……立个志愿,先习中医而容纳西医,以求中西医得有一日中和,建设完全公共的医术。”

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青年中医们也接受了新的业务规则,尤其是医院制度的约束。中医医院建立之始,就参照着近代西方医院的模式进行管理。像广州较早的慈善医院城西方便医院,设有中医留医部,其《医生条例》规定:

“医生必须日夜常住院间,或因事告假须声明钟点,征求医务主任同意并报告干事长同时登记考勤簿内,以备考查。在告假中应将医务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数离院。”

“病人到院,无早夜,即由当值医生立加诊视,随即发药,不得藉辞稽延。”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在学校赠医处实习的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实习生应穿制服,佩襟章,以昭庄重而免混淆。”

“在赠医室中,容貌当端正,言论常审慎,毋吸烟,毋嬉笑,毋耳语,以重人格。”

这种“穿制服”、守纪律的中医,在形象上较诸前述开业中医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生曾雨亭所说:“我们虽然经过了五年的苦学,两载的临床,我们相信自已的功夫却不劣,但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所学却不曾有深刻的认识。还以为我们仍是老朽中医时代的中医,而不知我们却已站在时代之前,做一个未来的新国医。”

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中医界早有实践。著名医家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近代风行一时,影响巨大。曾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提出中医“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新中医”的内涵是:“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蹇涩难行。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在学术上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对“新中医”模式的探索,已经从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将来恐怕还要摸索相当长的时间。但首先必须保证中医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为未来的医学科学作出更重大贡献。这或许是近代中医风云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注:《百年中医沉浮录》系列文章至此已刊登完毕。其内容已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以《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之名集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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