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过完,“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开始的一段时间,村口村尾的小溪沟壑里,总有一群一伙的黑压压数也数不清的小蝌蚪游来游去。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同样的季节我再回到曾经的村口,看到的却是枯萎的河流,被污染的没有生物的沟壑里数也数不清的塑料农药瓶子。这个时候哪怕你“涸泽而渔”肯定也是一无所获。
自古中医主张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等等,在今天这个被污染与被损害的环境里如何去做?在“夏三月”的日子,你“夜卧早起”伴着晨曦漫步于散发着淡淡腥臭味的沟边,看着本当“蕃秀”却早衰而叶黄甚至叶落的白杨或黄柳,鸟雀不见,“哪怕你披发缓形”,心情又当如何?而且古代煎药水质火候也颇为讲究,有的需用流动的河水、有的需用泉水,还有的需要用雨水或雪水,可是现代你作为一个中医,山泉已难得,单问你还敢不敢让你的病人煎药时用河水或者接到的雨水?如若不能,会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再说火候,辨证论治,辨好证选对方不过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方面,恰当的炮制煎煮方法也是确保药物功效发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武火先煎、文火其后,比如打碎先煎、后纳诸药,还比如煎后去上沫等等。可是今天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年代,有谁能一天到晚两次的守候在微微的柴火旁,看着黑色沙锅里的药物被煎煮出吱吱的笛鸣,然后按着医嘱行事?甚至有些被斥为迷信。正如昂斯丘尔德所指出的,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是系于它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背后的世界观。
怀念“听取蛙声一片”的年代,那个年代我还不懂中医,每天看着因为不孕的婶婶清晨将大大的一包热乎乎的中药渣子倒在被压得整整的黄土道上,一年后婶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也依稀记得姥姥得了蛇串疮(带状疱疹),西药怎么也止不住,母亲拿出上年重阳时候割下阴干的苦艾,将叶子小心地捣成丝绒状,然后搓成一根虔诚地给姥姥艾熏的情景。更记得童年在野地里打猪草,不小心被镰刀割破了手指,在身旁的庄稼地里迅速辨认出一棵小蓟,用手揉搓出成黏糊糊的一块,贴在伤口,立马止住血止痛的时候。现在药渣远了,蛙声也依稀少闻了,童年艾叶的熏烟也屡屡散去。现在想来那些年,在农村大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用着价廉效验的中医药。现在随着城市打工潮的兴起,年轻的农民或者农民工们也变得“卫生”了,小小的一个伤口便是创可贴、纱布包扎,揭下的时候伤口处白白的一片。看着他们这样,我越加怀念童年的小蓟了,就那么凉凉滑滑的贴在伤口,一会儿就止痛止血了,而且绝不会捂得伤口变白,更不会发炎。
坐在窗前的余晖里,看着隔代泛黄的《内经》繁体竖排本,我在想,中医之所以产生在中国,与锦绣山河、物宝天华的华夏文明是密不可分的,与固有的自然环境更是密不可分的。自古中国山多林密,植被丰富,品种繁多,高者可参天,矮者不及膝,林间动物林林总总,数以万计。而今一方面“西学东盛”的理念导致群体对中医的信任危机,而“不信医者必不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很多动植物濒危,中药品种锐减的同时疗效也在下降甚至有所改变。两个方面叠加一起,再加之由于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邪气充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各种新生病种层出不穷,中医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忙于中医存废与否的辩论中,无暇充实自身的内涵发展。导致时至今日各种疾病的诊疗规范依然举步维艰,人心浮躁,严重影响着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也许,若干年后,当自然环境改善了,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了,各种不必要的纷争逝去了,中医人心气也沉下去了,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有实质意义的工作,百姓也都像他们的祖先们一样认可中医药的时候,必然会迎来中医药突飞猛进发展的春天,也必然会迎来中医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好时光。因为,毕竟中医药事业不是中医药小圈圈里的事,而是全民共同的一项事业。
作为一个80后的中医人,在感恩国家的同时,更深刻地期待着这个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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