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园里传统医药见闻(元朝资料！)

世博园里传统医药见闻

洪文旭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是向世界展示各国文化、科技和产业等成果的平台，同样是展示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的窗口。

在中国馆49米长的“智慧的长河”展区中，展示了针灸小铜人、瓷制脉枕、博山熏香炉、《本草纲目》等4件古代文物，借以体现中医的伟大成就与悠久历史。同时还通过幻影成像的技术手段倡导中医“治未病”和“中医，使你更健康”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表演和色香味俱全的中华药膳，也成为其中的亮点之一。

城市未来馆展出的家用中医数字化四诊仪，它集问诊、面诊、舌诊及脉诊于一体，只要体验者将手伸入仪器的一个圆孔，“脉象仪”中的传感器会自动搜索脉搏，完成“把脉”；另一个圆孔是“面象仪”，用来采集体验者的面诊、舌诊信息，而仪器上的大屏幕还会出一系列问题进行“问诊”，最后会根据体验者面、舌、脉、问诊的计算机辅助判读结果，开出个性化的中医健康处方。

中成药和中草药在各展馆亦有展示。天津馆的中药滴丸科技成果，为其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山东馆的东阿阿胶是继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第2次亮相世博会；福建馆的国药片仔癀是产于漳州且有着500年历史的名贵中成药，以其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而闻名于华人世界。广西馆内的“桂树”，盛开朵朵金色桂花，以及合浦“珍珠姑娘”，是桂花、珍珠的显示；吉林馆长白山的动物林蛙和植物喇叭花（牵牛花）、杜鹃花等，皆属中草药。四川成都馆的活水公园展示“人工湿地水处理系统”，植物床有过滤作用的大小碎石，种植了芦苇、姜花、美人蕉（可以入药），能把水里有毒物质降解、吸收，而产生的微生物为其提供养分；龙门山脉植物群落有银杏、皂角、珙桐、桫椤（亦入药）等，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阿富汗馆有400多件罕见、独特的展品，“市集”区有各种香料和草药，如丁香、阿魏熊胆等，据《本草纲目》载，从大食国（阿拉伯）输入的药物有玛瑙、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没食子、诃梨勒等。约旦馆从死海水中提取的盐，主要为氯化物(镁、钠、钙、钾等)，以及富含腐殖质的湖底淤泥，均可用于洗浴保健，治疗关节炎和皮肤病。以色列馆“低语花园”种有54棵芦柑树，道路两旁有繁茂的树木覆盖，使游客免受阳光曝晒或雨水的烦恼；还有一颗神秘“胶囊”，为微型摄像机，吞服后可摄制体内照片，完成无痛苦的体检。印度馆的中央穹顶有绿色的草皮覆盖，浓浓的绿意中镶嵌着“生命之树”的铜制雕刻。巴勒斯坦馆中央有一枚巨型“橄榄”，果实可入药用，其油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枝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澳大利亚馆参观者可以选择鲜美多汁的美食和红酒。秘鲁馆饮食区介绍其传统烹饪艺术，参观者可品尝葡萄酒和“国酒”皮斯科酒。这些酒类少量饮用对人体有益。

由上海中医药学会和曙光医院编写的中医药知识宣传和普及手册《中医药，让我们更健康——迎世博健康手册》，为20万字的中英文双语本，在世博旅游点免费发放，内容一是阐述我国中医药的起源、演变、哲学思想、基础知识及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二是介绍中医诊病的一些基本原则及方法；三是除介绍汤药、针灸、推拿、外治等传统中医药特色疗法外，还着重选取了部分常见病的中医药简易治疗药物和方法、日常防护和病后调养等知识。这对于人们的健康大有裨益，对中医药的普及也大有好处。此外，志愿者还向参观者发放中成药人丹、十滴水、薄荷喉症片、藿香正气水等，采用喷雾降温、饮直饮水，以及各馆展出的福建乌龙茶、云南普洱茶、陕西午子茶等，均可防暑降温。

为缓解志愿者的工作压力，上海中医药大学专门为其设计了“保健操”，共分6节：喜迎朝阳、欢庆锣鼓、旱地拔葱、风摆杨柳、挥袖拍云、躬逢盛世等动作，其招式根据人体五脏经络排布，锻炼后有助于扩胸宣肺、调理脾胃、平心静气、培补肾元、疏理肝胆，以强筋健骨，开合腠理，预防感冒。还为其开出汤药、香袋2个保健药方，并将2000份汤药熬好袋装，送给他们用于防治夏季感冒，体现人性化关怀。

今年6月初荷兰商贸促进会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了“中医药发展国际论坛·上海世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代表交流具有奇特疗效的中国民间疗法，并展示针灸、灵芝及蜂产品、药酒等，引起中外专家的关注。于6月15日由荷兰有关投资局举办，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承办的“如何让药企进入欧洲市场”研讨会召开，是从传统中药产品欧盟注册到中医药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专题会议，试图以荷兰为突破口，建立进入欧盟市场，这对于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元朝资料！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

关于《无知与偏见:百年中医存废之争》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外国人检验针灸是否科学的故事，具体如何？那外国人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发出抗议：“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曾冲进教育部，要求教育部解释并为“北京医学会”立案，被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明确拒绝。
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同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
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在议案及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双方的争论已经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争论。
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处于风口浪尖上，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所以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在面对中医请愿代表时，当面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各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且承诺“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但是，仍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此举又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废存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又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
中医科学化之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
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因为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最终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
“文革”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同时，医学界提出一个口号：中医药现代化。
“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了新时期中医存废争论双方的焦点。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
今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及在网络上发动“取消中医”的签名，卫生部发言人表示明确反对，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又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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