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与二陈汤

六君子与二陈汤

1916年袁世凯洪宪称帝退位倒台后，有人曾用汤头作过一副对联：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此用六君子汤和二陈汤，一语双关。六君子指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等六人，二陈指陈树藩和陈宧。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独裁制。随即又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实际上袁世凯大权独揽。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适合君主制。此期间，杨度也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吹捧袁世凯。在袁世凯授意下，此六人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于8月14日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动复辟帝制。陈树藩、陈宧也随之响应。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此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在此形势下，北洋集团撤回对袁的支持，二位姓陈的也见风转舵，先后对袁世凯宣布“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之际，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病死。以六君子述袁世凯发病，而“二陈汤”成为袁的催命符，非常恰切，难怪此联广为流传，此联之炼字度句皆绝妙异常，堪为近代名联。也因于此联的传播，一个时期医生开方，有“由是医家忌二陈”之说。(常怡勇)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

导读 古人云：“见痰不治痰，见血不治血，识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见病治病，易落于下乘，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明辨气机升降失常，有的放矢才能取得真效，本文讲述为医善治痰者，必善治气而避治痰，补气、化气、理气、降气，灼见真知，明例示范。

痰由多种原因而致，但总责之脏腑功能失调，气机升降失常。所以治痰以治气为先，从补气、化气、理气、降气四着手，常可获较好的疗效，临证中诸多验案都说明了此理。

《丹溪心法》云：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这里指出了理气化痰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临证中遇到很多病证与痰有关，所以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 ，也就是说，治气是治疗痰证的关键一环。

痰与气关系密切

痰是人体内的一种病理性产物，亦是一种致病物质，诸多疑难杂症每责之于痰，故有 “怪病责之于痰”，“百病皆由痰作祟” 之说。《类证治裁》云：

“饮唯停蓄肠胃，痰则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变幻百端，昔人所谓怪病多属痰，暴病多属火也。”

此处较详细地指出了痰饮随气升降引起的诸多病症。其中治气一法，笔者以为能保持或恢复机体正常的气化功能，令全身之津液输布正常，是治痰的重要原则。

痰由多种原因而致，但随气病而生者较多。在人体中，气属功能活动，痰乃水津所化。在正常情况下，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矣”。

若脏腑功能失调，水津不布，必致津液停蓄而生痰。如肺气失宣，水不布散，则气壅为痰；肝气郁结，疏泄失职，则气滞成痰；脾失运化，水不转输，则水湿停聚，凝而成痰；肾气虚衰，蒸化失职，则水泛为痰；三焦壅滞，气化失司，则气结生痰。《杂病广要》云：

“人之一身，无非血气周流，痰亦随之。夫痰者，津液之异也，流行于上，则为痰饮。散周于下者，则为津液，其所以使之流行上下者，亦气使之然耳。大抵气滞则痰壅，气行则痰行。”

又云

“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一失其宜则气道壅塞，停饮聚于膈上，结而成痰。”

可见痰的产生无不与气有关。

气病可生痰，痰亦可阻气，两者互为因果。如肺炎喘嗽患者，由于外邪袭肺，肺气失宣，津液不能敷布，停积为痰，而见咳喘，喉中痰鸣。若痰浊未能及时排除和消散，必内留于肺，遏阻肺气，令壅者愈壅，如此循环，促使喘咳痰鸣加重。由是观之，治痰治气尚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治痰以治气为先

临证中诸多验案说明，治痰治气从补气、化气、理气、降气四个方面着手，可获比较好的疗效。

补气治痰

即扶助正气，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亦属治本之法。因痰随气行，亦随气化，气足则津化，气衰则津停，因而成痰。在临床上若属正气不足而兼痰者，每于化痰之中少佐以补气之品，可促使痰液的顺利排除。 补气包括补脾气、补肺气二法。

补脾气

肺主气而布津液，若肺气虚哀，不能布散津液，则必生痰浊，治宜补肺气以祛痰涎，如 生姜甘草汤 中取人参、甘草补益肺气，令其排痰有力。脾主运化，为生痰之源。

补肺气

若脾气虚弱，运化无力，必致痰浊内生而见短气乏力，脘闷痰多，便溏之症，治宜健脾补气以祛痰涎，如 六君子汤 中取人参、白术、茯苓，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以杜绝生痰之源，故有 “脾胃健运自无痰” 之说。

化气治痰

即温化阳气。此法属治本之法，其能使体内外阳气升发，促进气机通畅，令全身的气化功能复常。体内阳气不振，水津不化，必内停为痰，故治必以化气为先， 化气包括温脾气、暖肾气二法 。

温脾气

温脾气者， 苓桂术甘汤、理气化痰丸 是也。二方桂枝、干姜能暖脾胃之气，协助气化，令脾胃温运功能复常。痰饮其标在肺，其制在脾，其本在肾。

暖肾气

若肾气虚衰，水不归源，泛而为痰，治当宗仲景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的方法，以《 金匮》肾气丸 温暖肾气，方中附桂具有生少火而化气行水的作用，此乃 “烈日一照，阴霾自散” 是也。

理气治痰

即通畅气机。此法有利于使机体气机壅滞的症状改善，令痰浊自动随气的运行而消散和排除。 理气包括宣肺气、理脾气、疏肝气等法。

宣肺气

肺气主宣，宜通不宜壅，壅则肺气郁而生痰。倘若肺气不宣、痰浊内阻，见咳嗽痰多，胸膈胀满之症，宜选 桔梗枳壳汤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合 二陈汤 宣肺理气以祛痰，旨取枳壳、桔梗、陈皮宣通肺气，促使肺主气和主治节、通调水道的功能正常发挥，以保持全身的气化功能正常。

理脾气

脾主升运而化精微。若脾胃气滞，升运失调，精微不行，留而化痰，致脘闷痰多，头重身困，可以 顺气化痰汤 （《时病论》）、 平陈汤 （《汤头歌诀白话解》）等理气健脾以消痰。其中苍术、陈皮、厚朴、木香等能调畅脾胃气机，令其升降复常，精微运化。

疏肝气

肝主疏泄而恶抑郁，郁则气机不通，水津必随气结而为痰。若见脘胁胀闷痰多，或身起痰核等症，宜选 越鞠丸、二陈汤 加柴胡、郁金或加香附、白芥子等疏理气以祛痰，方以柴胡、郁金、香附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促使痰的消散，此所谓“气顺则痰自消”。

降气治痰

是引痰下行的一种治疗方法。因 “痰之为物，随气而行，无处不到”。 若气机上逆，往往痰随气上而为病。故凡痰在上部的病变可用降气祛痰法治之。 降气包括降肝气、降肺气、降胃气等法 。

降肝气

若肝郁侮肺，气机不利，津聚成痰，痰搏气结，逆于咽喉，见咽中如有炙脔，吞之不下，咯之不出之症，可投 香苏散合半夏厚朴汤 加旋覆花、代赭石等理气宣肺、降逆祛痰，旨在痰随气降。

降肺气

肺主宣肃而通调水道，若素有留饮，聚胃关肺，阻碍肺气下降，见上气喘逆，胸痞痰多等症，宜以 苏子降气汤、三子养亲汤 治之，取苏子、莱菔子降肺气以强攻涎。

降胃气

胃气主降，若中焦痰盛，痰随胃气上逆而致眩晕呕吐，痰涎清稀，宜选 小半夏加茯苓汤合泽泻汤 ，以降逆和胃以祛痰。

临证中，气病生痰有虚实寒热之分，虚则湿运无力，津聚成痰，实则气机壅滞，津停为痰，

“苟气失其清肃而过于热，则津液受邪火煎熬，转为稠浊，或气失其温和而过于寒，则津液因寒积滞，渐至凝结，斯成痰矣”。

因此在治疗的同时，还须按辨证论治的原则，求气之虚实寒热而治之。总之，治痰宜以治气为先，在治气的同时，还须依据痰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方药。若治痰与治气二者配伍得当，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古今医家皆重视痰饮治本的问题，意识到攻伐虽有一时之效，但也流弊不少，何况一旦滥用，正气削弱，难以恢复，患者因此而不起。《临证指南医案》指出：

“古人不究标本，每著消痰之方，立消痰之论甚多。后人遵其法而用之，治之不验，遂有称痰为怪病者矣。不知痰乃病之标，非病之本也。善治者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无矣。”

行气、理气应视为治痰的基础，如严用和指出：

“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

所以朱丹溪指出：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其中 “不治痰而治气” 一语，实为治痰之妙谛。

英年早逝十五字对联？

要说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比较重视“盖棺定论”。人都已经作古，大伙儿也不会计较用在死者身上的评价会不会过高，那些赞誉实际也是说给家属听的，对于死者而言反正也已经听不到了。所以捡些好听的话说，肯定不会有大错。
但在民国，同样是写挽联，特别是那些才高八斗的学人，反倒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非得就事论事，戳戳死者家属的痛处，把很多人平时在肚子里不大开得了口的话，借着对联发挥出来，有的影响还不小。
最无奈的挽联
杨度（1875年—1931年），原名承瓒，后来改名度，湖南湘潭人。他是清末反对礼教的先锋。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的秘密党员，1931年逝世。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年参加了各种政治流派，算得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政治学者。他主编了《中国新报》，笔力雄健，思想先进，在政治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年轻时师从当时的大儒王闿运，写得一手好书法，化隶入楷，颇具个性。
他为好几个名人写了挽联，其中对袁世凯和蔡锷将军的两个对子，影响深远。
民国初期，有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六君子”，他们是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这六个人与“戊戌六君子”不同，他们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后来却主张“君主立宪”。
这六个人后来发起“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还有三个人，是陈树藩、陈宦，汤芗铭，这三人本来都是袁世凯的心腹，但结果纷纷倒戈反袁，让袁世凯觉得自己在称帝上众叛亲离。
所以杨度后来给袁世凯写的挽联是：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
六君子和二陈汤都是药方，但这里的六君子又指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二陈汤”也是药名，这里就是指另外三个人。这样的挽联颇具讽刺意味。
蔡锷是那个时候少有的死后成就美名的军阀，他是讨伐袁世凯的发起人，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蔡锷将军也是英年早逝，杨度也给他写过挽联：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上联写英雄早逝、天地动容；下联却抒发了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叹息。
写得最好的挽联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很有名，很少不知道的，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但1925年，陈寅恪才刚入职清华，赵元任常在各地搞调研，名气远没有梁启超和王国维大，那个时候梁、王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但不要紧，大师也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和培育的。
王国维，作为一个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一个清朝遗民，从清朝亡到他跳河自尽，经历了十七年，人们几乎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自寻短见，可惜了一代文化大师。
陈寅恪写就一副挽联追悼王国维：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既是王国维的老友，又是他的儿女亲家，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看到陈寅恪写的这副挽联，极为赞叹，说这是挽联中最好的作品！
字数最少的挽联
王世襄与启功是少年朋友，从十几岁开始认识，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王世襄小启功两岁，很谦虚，他说启功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近八十年里，很多文章写好了拿给启功看，很多不懂的问题请教，启功总是不厌其烦，帮他修改文章，解答很多文物收藏等诸方面的问题。
启功先生93岁驾鹤归西，91岁的王世襄拟定挽联：
师多于友
痛不能言
这是对老友何等痛彻心扉的怀念。话极其精炼，意思全在里面。
最消遣人的挽联
章太炎（1869年—1936年），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后改名为炳麟。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他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和大学者，研究范围甚广，涉及文字学中的“小学”、历史、哲学和政治等诸多领域，著述颇丰。
章先生既是个大学者，也是个喜欢恶搞的人。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家，叫伍廷芳的去世了。他的儿子伍朝枢特地到上海拜访太炎先生。说老爷子为孙中山先生革命而奔走，奔走操心，积劳成疾，如此这般，头发也白了很多。要说别人，会附和着说，确乎如此之类的话，以宽慰死者家属孝心。但章却笑着说：“一夜发白过昭关，此君家之故例也。”意思是说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也是一夜白了头。
这还不算，当伍朝枢说到要尊重家父意愿进行火葬（当时风行土葬，火葬算是一个“创见”）时，章太炎又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吾国古已有之，武大郎火葬也。”让伍朝枢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这还没有完。第二天章太炎居然派人送了一副悼念伍廷芳的挽联：
一夜变须眉，难自东皋公定计；
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章太炎写的，算得上是世上最不厚道的挽联了吧！
最不客气的挽联
金庸还是十岁的时候，徐志摩就因为飞机失事去世了。金庸是徐志摩的小表弟，徐志摩的父亲就是金庸的舅舅。因为金庸的爸爸妈妈辈分高，不适合参加徐志摩的葬礼，只好派年幼的金庸参加吊唁，当然金庸受到徐家的高规格接待。但金庸随身带去的挽联却是：
司勋骑语焚难尽，
仆射余情忏较多。
这里“司勋”和“仆射”是古代官名，指的是唐代诗人杜牧和南北朝时期的诗人沈约。杜牧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诗歌也是脍炙人口。沈约在文学史上也很重要， 是南朝文坛领袖，精通音律，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应用于诗文，避免创作诗歌的“八病”，这是从古体诗走向格律诗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两个人虽然在诗歌上成就很大，但也是风流才子，都比较好色。挽联写成这样，不就明摆着是暗指徐志摩也是个风流才子吗？
要说金庸十岁带过去的挽联，有可能不是出于他的手笔，十岁小儿不至于懂得那么多，但在以后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里，出现了采花淫贼“云中鹤”，却是映射了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了。看来金大侠从小到大，连个死人也不曾放过。
最自救的挽联
张伯驹 (1898年-1982年)河南项城人，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1956年的某一天，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比如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这8件作品，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都是国宝中的国宝，尤其像《平复帖》，比王羲之时代的作品都早很多年。
但是1967年，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八个月后，送到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年事已高（当时接近70岁）、还要“吃白饭”的老头老太。夫妇俩只好离开舒兰，返回北京。他们一下子成为身无分文的人，没有户口，没有粮票，只好勉强靠亲戚朋友接济度日。
1972年，与张伯驹是患难之交的陈毅元帅逝世，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他已经不是文史馆员，甚至已经从吉林博物馆退职，级别不够、政治上不过关，没有资格前往。他只好挥泪写下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挽联被挂在灵堂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却被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主席看到了，老人家连连说这副挽联写得好，问陈毅夫人张茜，是谁撰的联？张茜把撰联者和张伯驹生活现状简略地告知了毛主席。
当了三年“黑户”的张伯驹夫妇，才在最高领导的过问下，正式落户北京。

闲话章太炎中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这幅对联的妙处

这是章太炎先生戏挽袁世凯的联语，“六君子”指以杨度为首筹安会六君子，他们上书“劝进”，劝袁世凯称帝，最终将袁送上死路。“二陈汤”指袁的亲信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陈二庵）、湖南将军汤芗铭，护国战争中，他们纷纷宣布“独立”，给袁世凯以致命的一击。此联一语双关，妙用传统中药“六君子汤”和“二陈汤”方剂名称，指出了袁世凯政治上“起病”到“送命”的过程，读之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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