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医的阳光和空气——兼论孔子学说和中医的关系

关注中医的阳光和空气——兼论孔子学说和中医的关系

欧阳兵　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目前很多中医研习者学习中医又嫌弃中医，西医也不精通，结果只能是徘徊在“夹缝”中混日子。这种状况不是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信念出了问题。“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不但应关注“土壤”，也应关注“阳光和空气”。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巨大影响难以言喻。这一影响对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同样适用。只是《周易》和老子等对中医学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孔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隐性的。易、老作用于中医的是“土壤”，孔子作用于中医学的是“阳光和空气”。如果说研习《伤寒》到一定程度必读《内经》，研习《内经》到一定程度必读易、老；那么，在读易、老、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必读孔子。

当前，许多中医院校“近视”地把中医经典列为选修课，即使列为必修课也注重得不够。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状况，真正把中医学发扬光大，重读孔子就显得尤为必要。

孔、老、医之“志于道”

《素问》首篇《上古天真论》云：“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故合于道。”作为医家经典，岐伯第一句话论“道”不论“病”，首先表明的是健康长寿的途径和目标：知“道”且合于“道”。这是中、西医学起点和着力点上的差异：“健康医学”还是“疾病医学”；“防患于未然”还是“渴而穿井”。此处的“道”与孔、老所言之“道”无实质差异，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朱子所引佛家比喻：月印万川。即真正的月亮只有天上一个，江河湖泊中的月亮只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她的展现。

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时，遭到老子的“训斥”。孔子非但不怒，反倒告诉他的学生说“老子，其犹龙邪”，足见孔子对老子所言之“道”的认同和备极推崇。孔子一方面说“志于道”（《论语·述而》以下只注篇名）、“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另一方面又“罕言性与天道”（《公冶长》），反映的只是他与老子相比“践道”的具体方式不同，并非对终极目标理解的差异。二者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展现着“道”。

可是世间医者和普通百姓又有多少能真正体悟到“道”并切实践行之呢？连老子自己都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即若离；下士闻道，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章》以下只注章节）孔子显然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但“中人”可以“移”，这个最大的群体是可上可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感驱使孔子一定要把至极玄妙的“道”还原到现实生活中以教化世人。尽管孔子自己也知道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矢志不渝地去做。就整个传统社会来看，谁才是“闻道”以后始终“勤而行之”的“上士”呢？当然非孔子莫属。从“器”的角度来看，孔子虽曾为官，也算牛刀小试，但还谈不上什么突出成就；从“道”的角度看，孔子一生的言行足以跨越时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如果老子的“五千言”是“归纳”，那么，直接表达孔子思想的《论语》就是“演绎”。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归纳”和“演绎”与西方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显然是不同的，但却是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这点在儒道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格局基本成型的汉代就已经确立，中医学体系的成熟也恰在此时（《内经》和《伤寒论》的出现）。

老子归纳得出的是生成论意义上作为宇宙本原的“道”，这是中国哲学中“心向往之”的终极目标。这个“道”就是整个宇宙间最终的根据和范式——“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表达就是最好说明。但道家“守一存真”的理念对于大部分百姓而言仍然是既抽象又显得消极。对此，孔子把“道”转化成活泼泼的又是积极向上的直白浅显的语言从而真正落到了实处。孔子的演绎在于把极度抽象的总公式（道），转化为更具体、更亲切的“分公式”，即各种各样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事、达己成人的原则——亦即“上得去，又下得来”。所以中国古代的方法论与其说是归纳和演绎，毋宁说是一种哲学上的提炼和在哲学指导下的应用。中医学一开始就处在此种方法论，而非所谓“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直接关照之下。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于中医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孔子一生的言行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春秋时期的动荡让许多人感到生不逢时，但孔子逆势而上，令名不期而至，更惠及华夏子孙。在中医出现困境、西医日益强势的今天，此中包含的精神对中医研习者更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孔子云“志于道”。尽管形而上的关怀并非孔子所长，但形而上的情怀却贯穿了孔子一生。凭借这种情怀，孔子一生虽然凄凄惶惶，颠沛流离，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但他心中始终充满着温情和渴望，甚至“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虽生活困顿，经历坎坷，但孔子却高寿而终，不能不说信念、乐观和博大胸怀对身体健康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可能要超过我们日常的想象。

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做基础，后世儒者的担当感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即使有一时的热情，也会很快在物欲的洪流中被淹没。这恰恰是许多中医研习者当前面临的尴尬——因“降其志”而最终“辱其身”。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医乃仁术”是儒者担当感和责任感在中医学领域的具体化和落实。但日常中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像孔子那样成为“上医治国”的“仁者”？就孔子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看，他所讲的“仁”显然不是为了虚悬一格，不应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意思是一旦我把“仁”作为目标踏踏实实去做的时候，已经是“仁者”了。研习中医者同样如此。

目前实际状况是，很多中医研习者往往会出现“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学中医却感觉到远不如西医见效既快又有市场，因而丧失信心。学习中医又嫌弃中医，西医也不精通，结果只能是徘徊在“夹缝”中混日子。在内不能实现个人抱负，体现自身价值；在外不能治病救人益于社会，甚至无力养家糊口。由此，自己蒙羞，中医亦蒙羞——目前中医的困顿就在于此。

对于这种做人做事过程中出现的内外交困的状况，孔子当头棒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不是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信念出了问题，“坚持”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始终抱着坚定的目标和谦卑的态度“继承”，而不是妄自尊大、心浮气躁的用现代各种手段“发展”，状况反而要好得多。这是目前学习中医最重要的一条。但我们在《内经》和《伤寒论》等医学经典中的确找不到如何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于中医

《论语》开篇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这种安排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但却是意味深长的。

孔子在这里首先道出的就是对待经典的态度和学习方法。在孔子的心目中，经典一旦出现就是无与伦比、难以跨越的，她已道尽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述而》）。“述”谓结合己意阐述表达，“作”谓创造。尽管后世的每一次“述”实际上都是结合时代特征完成了一次再创造，但都没有离开经典的统摄。甚至研习得越深、境界越高，越能感觉到：其实经典已经把这些道理表达得相当透彻和全面了，只是原来自己理解浅薄没有体会到圣人之意而已。正是这种读“经”经验，历代“大家”才会走一条先是“六经注我”、后来“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子。“六经注我”是指引经据典表达“我”的观点；“我注六经”是指后来发现“我”的观点其实圣人已经讲过，且寓意深远，只不过点到即止。我的任务就是阐述一下让世人更容易读懂一些而已。“我的述”仅是一条途径，经典才是终点。

孔子的这种态度至少给我们两种启示：一是对待经典我们应该永远谦卑，她是仰之弥高的，忽视经典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浅薄；二是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的经典不会一次就能读透，最初只能从字、词的基本涵义入手，这就是古代所言的“小学”，或如中医的“下工”。“小学”阶段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仅仅是起点。先贤最终要求我们达到“大学”，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大学》），也就是“达己成人”。此如中医的“上工”或“圣医”。这需要一个过程。如何把这个过程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乐在其中的主动追求呢？完成“境界的跃迁”是一个关键。

这种转变完全可以通过反复地研习经典达成。

首先不能把读经典当做“啃骨头”，而是要始终抱有一种轻松的心态慢慢来。这种坚毅且和缓的态度是孔子与学生对话时言传身教体现出来的。其次是真正用“心”去读。寥寥数语的经典不在于传授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境界，即在“言”中知“意”，在“有形”中把握“无形”——此一点对中医学健康观、对脏腑器官的理解是有决定意义的。

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做了，第一次读经可能会感觉索然，不过如此；第二次会感觉到：原来圣人的深意竟然在这里；第三次就会：原来圣人是在这么高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第四次：圣人的胸怀竟如此博大；第五次：这种君临天下、惠及于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吧……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和境界的跃迁都会使我们获得一种“畅于四肢”的快乐。此时不仅读经的痛苦全无，甚至感觉到“欲罢不能”了。至此，内心的愉悦足以让我们的气血畅通无阻，外在的不快也会像一粒微尘在我们能容天下的“心”中悄然滑过，不会留下任何阴影。只是这种健康不是通过杠铃等器械训练得到发达肌肉的外在“张扬”，而是目光炯炯、温文尔雅的“内敛”。

这是真正中医学意义上的健康观，是“治未病”的核心内容之一。惟其如此，“上医治未病”和“上医治国”的命题才具有可通约性。这种健康观念显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此差异甚至可以从国画的“写意”和西洋画的“写实”中表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医的境界是“写意”，西医的操作是“写实”。

结 语

以现代认识论的三个阶段划分而言，人的认识大体可分为：感性的具体—理性—理性的具体。其中，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是一个归纳的阶段，从理性到理性的具体是演绎的阶段。老子通过对大千世界的考察中凝练出“道”是归纳。但从“道”的高度再重新回到现实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即演绎阶段，不是由老子完成的，而是由孔子担当的。老子虽然也有演绎，如“知白守黑”、“将欲夺之，必故予之”等智慧，但比起孔子的阳光和大气，老子的确要逊色一些。

以最高本原的“道”为参照。孔、老相比较而言，可以这样说：老子完成了“上行”，但没有“下”来；孔子既“上”去了，又“下”来了。还可以这样说，就“理论”深度而言，《老子》比《论语》要深奥得多；就“思想”深度而言，《论语》比《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两千多年来，“素王”、“圣人”之名冠于孔子而不及老子就是必然的。

在中医学里，“上得去”和“下得来”同样是成就“上医”的关键。对“道”了然于胸之后，虽然对望闻问切等具体施治手段和“病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不再是“一块砖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中”，而是“一栋大楼中处在某一位置和发挥某种作用的一块砖”了。

所以，孔子的“君子不器”，反对的不是“匠心”而是“匠气”，或如马克思所言“人沦落为机器的奴隶”而出现的“异化”。对此，研习中医者不可不慎。

总之，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如果只关注有形的“土壤”而忽视无形的“阳光和空气”，谬矣！

有关中医学

中医治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人体既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开放系统，就会受到自然界错综复杂致病因素的影响。因此，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便是中医治病一个最大特色。
先说因时制宜。我国有世界上最鲜明的四季，因此四季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和人体的脏腑功能对四季的反应也最剧烈。
例如，切脉是中医诊病最主要手段之一。而人的脉象因四季而有显著不同。从脉波图形说，主波振幅夏季最高，冬季最低；脉率则冬季较夏季为快。从中医脉象说，春天应为弦脉，夏天呈钩脉，秋天应是浮脉，冬季应见营脉。因此切脉诊病时必需考虑季节因素。因为古人认为，如果脉顺四时(正常脉象)，即有病亦易治，原因在于病未深入；如果脉与四时相逆，则一般来说沉疴已到了难治或不治的地步了。从现代医学化验的多项生理常数看，冬夏季一般都有较大差异，甚至冷暖锋过境前后也有很大不同。由此可见四时和天气对人体影响之大。
因时治病的另一个例子可举针灸。中医常用针灸治病。针灸也讲究四时。不同季节取不同穴位，即春取络穴，夏取俞穴，秋取合穴。冬季因气在内，体表组织对外界反应迟钝，疗效差，一般多用药而不用针灸。针灸时进针深浅也要“以时为齐”。春夏宜浅刺，秋冬要深刺才有显效。例如治疗坐骨神经痛，取环跳、秩边等穴，春夏一般只刺4.5—6cm深，秋冬可刺7.5—10.5cm。
李时珍在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中特撰一篇“四时用药例”。说明他用药讲究季节。《内经》中还具体指出，在春、夏、长夏、秋、冬季节中用药宜分别加辛温、辛热、甘苦，酸温和苦寒之药，以顺应春升，夏浮，化成，秋降和冬沉之气，做到顺四时气象而养天和之气.
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由痛耀(外因)和人体抵抗力(内因)的消长决定的.中医把致病的外因归为“风、寒、湿、热、燥、火”六淫。它们大都和气象要素相关，例如，气压高低(高压主晴旱，低压雨湿)降水和湿度与中医燥湿相通；气温高低和中医寒、热、火关联；风向风速和中医的风有关；日照也与中医的燥、火、湿有一定联系(日照少易湿)。因此我国春季多风病，夏季多暑病，长夏多湿病，秋多燥病，冬多寒病。当然，由于气候异常和特殊环境条件时，某季节中也可出现另一季节的病。因而中医讲究辩证施治。而且，中医在治疗疾病时，并不完全针对生物致病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侧重于对六气致倡(与气象条件密切有关)所产生的病理变化(内因)的调整和对症候的消除。这也是中医的高明之处。
“六淫”致偏可以致病。历史上久旱、久雨、大热、奇寒年份六淫致偏更是达到了极致，这就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原因(外因)所在。
中医治病还特别强调因地因人制宜。因为一地环境条件(主要也是气象条件)经常作用于人体，人体也不断产生反应和适应。一部分人体质好些注意养生，适应了。另一部分人体内则产生了虚症等潜在的疾病。例如寒冷的北方，人阳虚质和呈寒象者居多；南方因气候较热，人体质多阴虚。元代朱丹溪和明代张景岳均为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浙江人。但因朱丹溪在义乌行医，所治都是南方人，发现“江南地土卑弱，湿热相火为病者最多”，因此提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观点和治疗原则。而张景岳因一直在北方行医，根据北方人阳虚体质多，病多寒象的事实，提出了“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不同论点。近来的调查也证实了北方人多脏寒，体质多阳虚；南方人多热病，体质多明虚的结论。
此外，由于南北方人体质不同，因此即使患同样疾病，治疗用药亦应不同。唐代名医孙思邈说过，“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皮肤薄脆，腠理开琉，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大地干燥，其人皮肤坚硬，膜理闭塞，用药重复”。以外感风寒为例，江南一般麻黄一钱就可出汗散热，所以南方医书上有“麻黄不过一钱”之说；而到黄河以北麻黄要用到三钱，东北甚至还要更多，始能发汗退寒。
2.中医养生——冬病夏治和春捂秋冻从天人相应观看，顺应自然，即主动适应四季变化，是防病治病、养生长寿的关键。下举两例。
①从“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出发，《内经》提出.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因为春夏阳气在外，易泄，不能过用；而秋冬阳气潜藏，阴气在外，因此要注意养阴。除了在衣食住行诸方面注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防病养生方法就是冬病夏治。即在夏天阳气最旺时进行治疗，促使体内阳气旺盛，去除体内陈寒。使哮喘，老年性气管炎 target=_blank>慢性支气管炎，关节炎，胃病等寒病在冬季不再发生。
②春秋季节中要“春捂秋冻”。中医认为，冬季中人的肌腠处于收敛状态，以抵御寒冷。到了春天，皮肤汗孔转为排汗散热，此时如突然减衣，受风着凉易于致病。本文作者进一步从气象角度(外因)阐明何以同是过渡季节，同是气温多变，而春要捂秋却要冻的道理。
原来，这是因为春秋季节中气温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房屋因惰性造成的春敌季室内外气温差的符号也是相反的(春季室内冷于室外，秋季相反)。由于我国冬冷而夏热，春秋季升降温特急，室内气温变化远远落后于室外，因而使室内外温差达到了十分显著的程度。这样，春季中从室外(特别是温魏的阳光下)走进室内，如果不添衣春捂，时间一久，特别是老弱病人就会受凉得病。
秋季情况相反，进屋要少穿衣，即“冻”。极而言之，冬季中室内有暖气，室内外温差更大，北方人还有进屋先脱衣的习惯，以免出汗伤阳。其道理是一样的。
我国中医中药(包括养生)的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世界医药文化的宝库；因我国特殊气候而造成的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气象治疗学是运用中医的理论，观察、研究天气和气候对人体健康作用的一般规律，探讨如何避免对人体有害的气候条件，进而利用气候条件来防病治病的一门学科。祖国医学在很早就注意到气象与人体健康的密切联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现就中医气象治疗学在临床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1 气候与发病
1.1 季节气候主病 一般来说，六淫和疫疠致病均与气候有关。春天气候多风，常发生与“风”相关的病证，如伤风、风温、风水、风疹等;夏季气候炎热，则多发生热病和中暑等;秋天天气敛肃，气候干燥，则常发生燥病，如温燥、凉燥及内燥证;冬天气候严寒，则易多发风寒、寒痹等证。
1.2 气候反常主病 气候反常包括六气发生太过或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如春天应温而反寒，秋天应凉而反热等，以及气候变化过于急骤，如暴冷暴热等，除易多发相应的季节病外，有时甚至可导致某种瘟疫流行。
2 气候与用药
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祖国医学非常重视不同季节气候必须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明代医家吴琨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所谓“岁气”，即指每年的气候变化，岁气每年都有变迁，每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各有不同，故治疗用药不能与四季气候相违背。
2.1 指导用药原则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岐伯曰: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这一论述说明了根据不同的时令来选用药物的一般原则。“热无犯热”是指在炎热夏季，如无寒证者就不要随便使用热药，以免伤津化燥:“寒无犯寒”指在寒冬季节，如无实热证，就不要随便使用寒药，或即使有热证，亦不宜用过寒之药，以免损伤阳气，或生其它变证。
除经文明训“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的用药原则之外，笔者认为在长夏及金秋之际亦应注意“湿无犯湿”及“燥无犯燥”。湿为长夏之主所，湿气当令，人体脾胃运化功能容易受损，故此时不宜滥用甘寒滋腻、助湿留湿之品。燥乃秋之主气，燥气当令，万物由荣传枯，人之气机亦呈收敛之象，此时亦不宜滥用辛香温燥之品，以免耗津伤血，变证丛生。
2.2 掌握用药方法 《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篇中说，“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生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用药时要根据四时的不同特性，选加相应的药物来顺应四季升降浮沉之性，必会取得相得益彰、药半功倍之效。
3 气候与针灸
外界气候的变化对人体气血运行有相当大的影响。《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这说明了天气的寒温晦明对人体气血运行的影响，天热则气血畅通易行，天寒则气血凝滞沉涩。这就为我们根据不同气候条件推测气血运行的部位及选用相应的穴位及针刺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3.1 春夏刺浅，秋冬刺深 一般来说，针刺的深度可视针刺部位、病情需要及针感程度而定，但同时也要参考季节气候这一因素。《灵枢·终始篇》说:“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难经·七十难》亦云:“春夏者，阳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当浅取之;秋冬者，阳气在下，人气亦在下，故当深取之”。认为人的气血活动与季节气候有关。春夏季，自然界的阳气向上，腠理开疏，人体之阳气也趋向浅层，故针刺宜浅;秋冬季，自然界的阳气向下，腠理固密，人体的阳气也趋于深层，故针刺宜深。
3.2 春夏致一阴，秋冬致一阳 《难经·七十难》说:“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引持之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内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是谓春夏必致一阴，秋冬必致一阳”。说明春夏之季，气候温暖，人体阳气浮越于外，而阴气潜伏于内，在针刺时，应该先深刺至筋骨部位阴气所在之处，得气之后，然后引持外出;秋冬之季，气候寒凉，人体阳气致密于外，阴气固藏于内，在运用针刺手法时，应该先浅刺皮毛部分阳气所在之处，然后沉手推向内入。这种手法，即所谓“取阴养阳”、“取阳养阴”的适应时令的针刺手法。
3.3 春夏刺井荥、秋冬刺经合 《难经·七十四难》说:“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荥者，邪在心;季夏刺输者，邪在脾;秋刺经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肾……。四时有数，而并系于春夏秋冬者也”。该篇还简捷地提出春夏刺井荥，秋冬刺经合。认为井荥输经合五输穴，与季节有一定的联系。因为井荥穴所在部位肌肉较浅薄，而经合穴所在部位肌肉较丰厚，究其实质，是阐明了人体气血运行的浅深部位与四时季节的寒热温凉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针刺时，要顺应四时之气来选择相应的穴位。
此外，在临床治疗时，还可逆着病性，利用与病性相反的气候条件进行治疗，即所谓“冬病夏治”的观点。笔者在临床上对一些因寒邪所致的哮喘、痹证等宿疾，在夏季伏天施行针灸治疗，常获得良效。
由此看出，中医气象治疗学是一门即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有待进一步探索、整理与发展。

古琴中医普及（中医养生）

五、古琴与中医养生
近日，读完了淩瑞兰女士编撰的《现代琴人传（上·下）》。在阅读前辈琴人刻苦学琴故事的同时，看到了他们平均寿命很高，达到76.25岁。要知道，这一辈琴人出生年份都在1890年~1949年之间。无疑，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无论是社会稳定程度、人民安居程度、物质充实程度、医疗保障程度等各方面都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第一个原因，就导致了溥雪斋、乐瑛等人非正常死亡（均在解放后的各类运动中突然失踪），梅庵琴派的重要接班人朱惜辰因各类运动冲击而34岁便英年早逝。即便如此，在该书中所记载的89位琴人之中，超过100岁的有2位，90~100岁之间的有11位，80~90岁之间的有22位，70~80岁之间的有37位，60~70岁之间的有11位，40~60之间的有2位，不到40岁的有2位。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今天，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也就74岁。另外，其中42位琴人依然健在，且大部分身体尚好，能够弹琴，毫无疑问地会不断刷新现代琴人平均寿命记录。
琴人平均寿命高，难道只是巧合？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医养生学中找到答案。
《左传·昭公元年》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韬心也”。宋朱长文《琴史》也说：“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认为琴的主要功用是教化和修身。因此，古琴艺术自古不称“琴艺”，而尊“琴学”。
传统的养生理论也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之上，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更有丰富多彩的养生方法流传至今。中医养生理论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为出发点，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协调，以及心理与生理的协调统一。《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里的“道”就是养生之道。养生保健讲究和谐适度，遵循自然及生命过程的变化规律，注意调节，“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身体阴阳平衡，守其中正，保其冲和，则可健康长寿。在养生活动中，精神养生被称之为“千古养生第一法”，是全部养生之道的核心，《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提倡清静养神，淡泊宁静，平和少欲。
琴学理论和中医养生观颇有相通之处，同源于包容性极强的中国古代哲学。例如，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上看，古琴的外表就蕴含了天文地理、社会关系之种种，乃天地宇宙之缩影，古琴的创制包含了天地、人事、阴阳、律历等道理。蔡邕《琴操》云：“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滨。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遇；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在古琴的演奏中，也讲究主体精神状态与客观环境的交融，还体现在主体的身心统一，心手相应，甚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而在中医理论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更是辨证论治的前提。中医把人体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存在着有机联系，《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只有把天道、地道、人道相互结合起来，综合观察，才能正确地把握医道。
再如，从阴阳五行的哲学原理来看，所谓“圣人制琴以阴阳相配，故有中和之声”，琴面拟天，为阳，琴腹拟地，为阴；制琴木材有阴木、阳木之分，松透者为阳，坚实者为阴。阴阳学说更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运用于养生活动的各个方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违背）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也说明调和阴阳是养生的根本。
琴有角、徵、宫、商、羽五音，应木、火、土、金、水五行。而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也与此相应，并且把五脏的功能活动及人的五志（怒、喜、思、忧、恐）和五音的外在变化联系起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王冰注：“角谓木音，调而直也；角乱则忧，其民怨；征谓火音，和而美也；征乱则衰，其事勤；宫谓土音，大而和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为金音，轻而劲也；商乱则陂，其宫坏；羽为水音，沉而深也；羽乱则危，其财匮”。从而产生了音乐疗法，利用五行的相生相克疗疾养生。由此可见，琴学和医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寓乐于教，琴能养德
养生贵在养心，而养心首要养德。古代学者早就提出“仁者寿”的理论。孔子在《中庸》中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古代医家也认为养德、养生没多少区别，《医先》提出：“养德、养生无二术”。《遵生八笺》也强调：“君子心悟躬行，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因为人的健康与德操大有关联，《孙真人卫生歌》说得好：“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这是修身养性的至理。孙思邈还说：“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指出养德的重要性。
“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自古以来音乐与“德”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人十分重视乐的教育作用，《礼记·乐记》中记载：“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也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移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指出音乐是道德操守的精华。健康的音乐具有良好的作用，能够改善人的品德操守，能够深刻激发人的情感，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蔡邕的《琴操》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桓谭《新论·琴道》云：“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至乱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琴，向来是礼乐教化的工具。
古人认为，琴具有天地之元音，内蕴中和之德性，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颐养正心而灭淫气。琴曲淡和微妙，音色深沉、浑厚、古朴、淡雅，唐人薛易简在《琴诀》中说古琴音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因此，无论弹琴或是听琴，都能培养人高尚情操，陶冶性情、提升修养、增进道德，使人外而有礼，内而和乐。《史记·乐书》云：“音正而行正”，通过琴乐感通精神，影响行为，端正人心，从而达到养德养生之目的，的确有一定道理。
中正平和，琴能养性
养性，指的是调理人的性情、情绪。养生自然包括养性，养生与养性是统一的，养性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性情的修养水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理健康。我国古代医学和养生理论十分重视精神健康，认为精神是人身的主宰，《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不良的情绪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素问·举痛论》认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提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因此，历代医家把调养精神作为养生的根本之法，强调修性安心，情绪不卑不亢，不偏不倚，中和适度，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使意志和精神不为外物的荣辱所干扰，使得五脏安宁，形神合一，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琴者，心也。清代曹庭栋在《养生随笔》里明确指出“琴能养性”，白居易的琴诗《五弦弹》吟到：“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洩洩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古琴“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艺术风格和传统养生观不谋而合，尤其“和”一字更是以琴养性的主题。明末著名琴家徐上瀛在《溪山琴况》里说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循徽叶声，辨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和也者，其众音之款会，而优柔平中之橐龠乎？”明代医家张景岳也在《类经附翼·律原》中说：“乐者，天地之和气也。律吕者，乐之声音也。盖人有性情则有诗辞，有诗辞则有歌咏，歌咏生则被之五音而为乐，音乐生必调之律吕而和声”，“律乃天地之正气，人之中声也。律由声出，音以声生”。“和”当为古琴艺术重要的内涵，又正合医家调摄精神的养生原理。
和谐优美的琴曲正如《新论·琴道》里所说的：“大声不震华而流漫，细声不淹灭而不闻”，即低而不晦，高而不亢，大声不烈，小声不灭，清而不历，平而匪和，温润醇雅，中声为节，以养生气，《吕氏春秋》称之为“适音”。该书的《侈乐篇》说：“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指出通过“适音”调节人的情性而养生。因为古琴曲大多由非韵律性段落构成，重意不重形，琴曲发展手法和结构完全由乐曲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发展来决定，起、承、转、合随意发挥，不注重小节，给人一种前后一体，贯成一气的自然推进之感。因此，琴音在听觉上不引起律动感，速度适中而有节制。与韵律性音乐易使人“惑志”、“丧业”不同，其一旦在听觉上被认同，便有一种冲和无碍，真气运行，神清气爽的感觉，使得五脏相合、血气和平，这正是古琴中正平和、自成风骨的艺术特点。
畅情舒郁，琴能养疾
未病先防，即病防变。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调养的意思是调整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形成对治疗疾病有利的内、外环境，保持最佳身体状态和精神状况，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调养疾病是传统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不赘言。
琴者，情也。琴能养疾首先表现在琴能调畅人的情志，抒发情感，令人消愁解闷，心绪安宁，胸襟开阔，乐观豁达，对情志性疾病的调养十分有益。并且琴中五音对应人身五脏，“宫”与“脾”相通，助脾健运；“商”与“肺”相通，舒达气机；“角”与“肝”相通，解郁制怒；“徵”与“心”相通，通调血脉；“羽”与“肾”相通，养神宁志。宋欧阳修在《送杨置序》中记载了他曾郁郁不得志，幽忧不平, 患上情绪病，后来通过琴声疗疾而痊愈，并把此法介绍给朋友杨置。其中谈到：“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 宜哉。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写其忧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矣。…予友杨君…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多作《琴说》以赠其行…”。说明疾病的产生与忧郁的情绪有关，药物只能化解病痛，而琴声却能使内心平和，从而达到治本的效果。
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宫调式音乐使人安详，健脾。徵调式色彩明亮，养心；羽调式和角调式色彩上较暗淡，可补肾、疏肝；商调式介乎两者之间，可使人感欣慰而有清肺之功效。
脾胃、抑郁：流水、梅花、乌夜啼、碧涧流泉、阳春、欸乃、忘忧、酒狂
睡眠：鸥鹭忘机、平沙落雁、山居吟、双鹤听泉、良宵引、普庵咒、仙翁操
烦躁：渔樵问答、醉渔唱晚、潇湘水云、渔歌
调节血压：秋风辞、长相思、长门怨、湘江怨、忆故人、胡笳十八拍、龙朔操
加强免疫：阳关三叠、关山月、广陵散、离骚
女性雌激素下降，偏阳：平沙落雁、潇湘水云、醉渔唱晚、汉宫秋月
琴能养疾其次还表现在弹琴可使人精神专一，杂念皆消，从而心静神凝，精气内敛，同时还能活动手指，增强手指功能，可谓是动静结合，心身双修。名士嵇康既是著名琴家又是养生家，他的传世名作《养生论》提出“清虚静泰”的养生观，主张老庄的“无为”思想，“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使精神“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神、意、心、身皆静，物我两忘，可使真气运行无滞，外无六淫之侵害，内无七情之干扰，有助于疾病的康复。白居易晚年得风疾，古琴亦是他的心灵安慰，他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已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抚琴静中有动，心静而手指在运动，使用指甲和指尖弄弦。按照中医理论，指甲是经络的末梢；指尖，也是十二经络中一些主要经络的终点末梢。弹琴中不断地按摩和运动这些末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和血脉，古琴不但治疗了欧阳修的幽忧之疾，还使他的手指拘挛得到治疗。他在《琴枕说》中写到：“昨因患两手中指拘挛，医者言唯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唯弹琴为可”，他弹琴月余，便恢复了手指的灵活。由此可见，弹琴静中有动，动中求静，做到精气神三者统一的艺术理念和中医理论强调对精气神三者的调摄，使得“调阴与阳，精气乃充，合神与气，使神内藏”的养生目的是一致的。
看来真可以建议更多的人弹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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