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派与时方派，非常痛快的论述

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一是经方派，一是时方派。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药为立法之根基。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

班氏《艺文志》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然而各有偏重，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医经、经方之学，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医经讲的是针灸，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中医四大经典，医经、经方各居其半。医经者，《内》、《难》；经方者，《本经》、《伤寒》。说起《黄帝内经》的《灵枢》，很早就散轶了，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未敢稍加改动，且仍冠以旧称谓之《针经》九卷。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才有朝鲜使臣携《灵枢》抵达京都汴梁，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苏轼闻听此言，奋袖出臂，大呼不可，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部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同意交换，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宋哲宗此举，实为功在千秋。

《黄帝内经》古人常谓之“灵素”，罕有“素灵”之称，《灵枢》、《素问》孰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说。《灵枢》以针道安身立命，《素问》亦不离其宗。《神农本草经.序》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一曰神农本草，一曰素女脉诀。”《黄帝针经》即包含了《灵枢》、《素问》。

《艺文志》所载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门，且非出于医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武学、医道俱是如此，所谓“修得色身坚强了，遮风避雨好炼丹”。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仅是为己所用。察医之为道，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不修身则不能齐家，更何谈治国平天下！

比《伤寒论》稍晚的南朝时期，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辅行诀》，其方源自伊尹《汤液经法》，为经方家正传。陶师髦年好道，年轻时便披发入山，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兼善写草隶二书。《辅行诀》顾名思义，即为辅佐修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

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大多只能为己所用，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以调配自身五行。也正因为如此，四柱学到老，总是一场空。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只能为己所用。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所谓大易者不言卜：易者，变也。明白了有变才有易，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

既然是为己所用，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上古之时，修道之人各有师承，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讲一个“修”字。时至东汉，世间所有神仙方术，一下子都隐没了。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魏晋好清谈。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贤，魏晋讲一个“谈”字。而到了唐宋，该成的也就成了，那么没成的呢？人家也没闲着，没事就琢磨，我们怎么就不成呢？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们不成，是我们不想成，我们跳出去了——禅宗。唐宋占一个“成”字。最后到了明清，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穴的方法。古代针道取穴施针，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察国学国术，多重稍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惊起四稍，风水堪舆之学亦同。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杀伐之气太重，不利于荫泽子孙。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即是此意。有些事过于“规范”了往往不妥，比如医道。然而宋代“规范”成了风尚，不光针灸，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和局方》颁行了，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于是百姓方便了，医生也方便了——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神农本草经》！

既然不用研究《本经》就能行医，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倘使西医，倒是人人都能学得，而中医，决不可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徐灵胎就说过，“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倘若没有大根器，是无法承载医道的，勉强也无益。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大正才可以治大偏。然而丸药出门便有，《局方》一书在手，还有什么可怕的，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人命大如天”也早就抛之脑后。这不，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男用六味，女用金匮。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

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而能化气，何也？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回答都一样“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实在误人甚深。化气这个程，有赖于肾水的充足，心肾相交，心火蒸动肾水，遂能化气。肾气丸中八味药：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同时必以苓、泽利水，遂成生化之势；水有了，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用来升举肾水；心火下移的重任，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血瘀活血，而是依靠三焦气化。郑钦安前辈尝言：“‘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由此得之。

前者提过，方者，方也。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神农本草经》去研究《伤寒论》，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那个药燥湿化痰，实在是难以应对。朱肱，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六经传变”。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

既然不管用，就不用！“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寥寥数语，字字振聋发聩。张从正之前的时代，由于官制丸药大行，百姓服药成风，大多补益过度。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一改前人习气，不泥于古方。其大胆创新，灵活应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不再遵循经方之法。此时的经方一道，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

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要数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刘氏向隅而坐，不与答言。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还引得其连连大呼“后生可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

张洁古的医术，来源于医经一脉。有个故事，说张元素学《素问》学得刻苦，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放进去一部医经，从此术业大进。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中藏经》，《中藏经》为华佗所传。相传华佗创制“九针之喜”以考验弟子术业，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如此刺满六针，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医经之学本于针道，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大胆用在了识证、遣药上，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

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在于其创造了“药味归经”理论。“药味归经”的出现，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时方派。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如葛根，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如人身之太阳经；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意即在于此。《本经》谓葛根“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亦不在阳明之列。

由于时方派不习《本经》，“药味归经”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才使得后世出现了“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笑话。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也真让我长了见识，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

据说张元素著《医学启源》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察其全书，虽以六经为纲，内容却与《中藏经》一脉相承。关于张洁古，还有另一种传闻，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即王好古，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

金元寒凉攻伐太过，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时医各派，就如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套不上就是糟粕……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一观《医宗金鉴》所注伤寒便知。

时至清初，医界有双璧，一为江南叶天士，一为洄溪徐灵胎。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飘逸洒脱；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年老手硬古拙雄浑。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组方精细入微，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其法飘逸，故时人有半仙之誉。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受过正规教育。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徐氏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曾参与修订《明史》，家中藏书万卷。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由于家人接连患病，使得其痛失至亲，便立志行医。于是尽弃诸业，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上溯汉唐，下追明清。打个比方，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没有在野而已。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所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实得经方派《本经》真传之三味。

正如前文所言，明清讲一个“集”字。那时候的医家，追赶潮流，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官家修书，民间也争相仿效，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浩如烟海，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比如张景岳，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抑或是他写书之余，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话说回来，张氏的书再厚，也未跳出“张熟地”的美誉，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

再比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代医家多有微辞，如唐容川评价其“泛而无当”。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纲目》还是很详尽精当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徐灵胎的《百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经方本草得以复兴。蜀中唐容川著《本草问答》，文章侃侃而谈，将药物合而论之，比较了各药性味、生长、应用，兼述医理。然而限于篇幅，论述未能畅快。还有一部邹澍的《本经疏证》，有《疏证》十二卷及《本经续疏》六卷。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各药的在《伤寒论》中的功用，俨然与《本经》所述如出一辙。至此遂知《本经》、《伤寒》实为一脉相承，古之人不余欺也！

正因为此，在学习《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可以利用《伤寒论》，以互为印证。如芍药，《本经》谓其“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其主治为“邪气腹痛”，在《伤寒论》就有“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服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除血痹，破坚积”，则有“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至于“寒热疝瘕，止痛”，又有“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寒热往来，奔豚汤主之。”……

《本经疏证》是对药分而论之的，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问答》稍逊。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时至晚清，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民国之后，中医横遭劫难，余云岫一部《灵素商兑》，几乎把中医葬送了。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满纸酸楚，不提也罢。

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然其失于偏颇，过犹不及。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谓其过于偏执，已失经方派神韵，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然而老师同样提到，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确有独到之处，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

很长时间以来,四大经典中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四大经典”，从堂到临证，已罕有人问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望与诸位老师同好共勉。

作者：陌路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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