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天士以怒胜喜治暴盲

叶天士以怒胜喜治暴盲

清代藩宪向为京官，而清代京官并没有多大实权，当听说要到苏州外任，一夜暴喜而盲，众人惊吓不已。急差人去请当代名医叶天士前往诊治。

叶天士未入藩府前详细了解发病前因，非常严肃地说：“我是一方名医，怎能如此请我？必须备全副仪仗来，方可前往。”差人回禀，藩宪大怒，众人相劝，暂依名医要求，若治不好目疾，重罚不迟。藩宪只得下令仪仗全副相迎。但谁也未料到，叶天士仍不去，又说：“去回禀藩大人，必须由藩夫人亲自来请。”藩闻后，怒不可遏，咆哮如雷，在这之间，藩大人虽怒气未消，但眼睛已忽明。众人难解，此时，只见叶天士已匆匆赶到藩府，对藩说：“我并非无礼，得罪大人，而是为了治好大人的病。”藩大人听后，由怒转喜，尽释前疑，并下令重金酬谢。

叶天士活用《黄帝内经·素问》之理论。因心藏神，如果过度兴奋和喜乐可伤神，心神荡散可致暴盲，甚至永久失明。因怒为阳性，喜为阴性，阴胜则盛阳，阳盛则胜阴。叶天士故意设计让藩大人暴怒，以阳制阴，阴阳平衡，暴盲因激怒而消散。叶天士以阳治阴，奇术疗暴盲的趣闻很快传遍了江南各地。（周向前）

《黄帝内经》如何论情志？

一、什么是情志

《黄帝内经》将人心理活动统称为情志，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是七情和五志的合称。《黄帝内经》中所说的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的总称，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情六欲”中的“七情”。七情与脏腑的功能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七情分属五脏，以喜、怒、思、悲、恐为代表，称为“五志”。

七情和五志虽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表现形式多不一样。七情相对五志而言，是在外来刺激作用下表现于外的情绪。五志是在外来刺激作用下隐藏于内的志意。情志是“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人们称其谓“神志”。

二、情志与五脏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的意志出自人的大脑。中医认为脑为髓海，其根本在肾；同时，脑的活动又有赖于心供给脑所需的血液与氧气，因此，肾与心对大脑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黄帝内经》论情志不离五脏的道理所在。

我们先来看情志对脏腑的影响。情志是人体对外界客观事物的不同反映，是生命活动的正常现象，不会使人发病。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就开心，遇到恐怖的事情就害怕，这都是正常的生理反映，但在突然、强烈或长期性的情志刺激下，超过了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而又不能适应时，使脏腑气血功能紊乱，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这时的情志就成为致病因素，而且是导致内伤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内伤七情”就是这么来的。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中举对范进来说是很突然、很强烈的，受了这个刺激后，他就疯了，这是“大喜伤心”，是情志对脏腑的影响。

人体的情志活动，是以气血作为物质基础的，气血来源于脏腑正常的生理活动，而脏腑所以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又必须依赖于气的温煦、推动和血的滋养。如《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情志致病的特点就是直接影响相应的内脏，使脏腑气机逆乱，气血失调，从而导致各种病证的发生。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情志是怎样影响到脏腑的。

1.情志可以影响脏腑的气机。情志致病，主要影响脏腑气机，使气血逆乱，导致各种病证的发生。其中主要有：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中这样记载：怒则气上。意思就是说，一发怒，气就往上走。这就是为什么有脑梗类的人忌讳发怒，发怒的话，怒气就会往上充，脑血管就会破裂。

“喜则气缓”，“缓”是个通假字，通“涣”，也就是涣散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过喜就会心神涣散。喜乐太过的化，气就会散掉，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人的死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大笑而亡的人。传说宋代的抗金名将牛皋听到金兀术被杀后，就大笑而亡了。这就是他的气一下子散掉了。

“悲则气消”，中医认为，一哭就神魂散乱，气就会短。哭的时候，越哭气越短，这就是“悲则气消”。

“恐则气下”，就是说受到惊吓或过于恐惧时，气就往下走，上焦完全闭住了，下焦整个打开。那么，在人身上会出现什么象呢？我们常说有人吓得尿裤子，这就是气往下走的原因。在中医文化里还曾经流传过这样的小故事：有一个孕妇要生产了，可一直生不下来。有一个叫叶天士的名医到了那个人家里后，抓起一个铜钱往墙上一扔，那个妇女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人家就问那个名医是怎么回事，医生是这样解释的：“人都是为了抓钱而来的，座椅小孩一听见钱声，就赶快初生了。”实际上这是笑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恐则气下”，那个孕妇听见“哗啦”一响，一紧张，气往下走，就把孩子给推出来了。

“惊则气乱”，气乱，指气机紊乱。大惊则气机紊乱，气血失其调和，出现心神不安，甚则精神错乱等症状。

“思则气结”，意思是，如果过思的话，我们的气就会凝聚而不通畅。气凝聚剂在那里，就会影响消化，久而久之，脾胃就会出现问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喜欢上一个姑娘，可是它们家里不同意，不让它们见面，于是这个小伙子就天天四年这个姑娘，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了，这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相思病”。相思为什么会称为病？就是因为它使人的气凝结，让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2. 直接伤及内脏。七情过激可直接影响内脏生理功能，而产生各种病理变化，不同的情志刺激可伤及不同的脏腑，产生不同病理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个都很好理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一位老人有一次经过一个坟地，突然间从一个坟头的背后窜出一条狗来，一下子差点把他扑到，他两条腿都吓软了，还以为是从坟里面钻出来的鬼，回到家后就开始天天晚上做噩梦，这就是“恐伤肾”。

3. 情志波动，可致病情改变。情志活动的异常，既然能直接伤及内脏，影响脏腑气机，而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对已患的疾病就必然有所影响，或使病情加重，加速恶化，甚至导致死亡。

前面我们了解到情志对脏腑的影响，同样，脏腑也是可以影响情志的。正常的脏腑机能可以产生正常的情志活动；反之，脏腑功能失调也必然导致情志的异常改变。《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肝则悲，并于肺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灵枢·本神》也指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现代心身医学提供的资料表明，许多慢性病人都有一些常见而又比较固定的心理变化特点，如肺结核病人经常有很兴奋的表现；心脏病人则有恐惧、焦虑、孤寂等不良的心理状态。三、情志生克法

人们在情志上得了病该怎么办呢？《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明确地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上肾，思胜恐”。中医认为，情志的病是不可以用药来治愈的。针对情志病，中医基本上采取情志生克法，也就是以情治情法。原理实际上还是五行相克的原理。

“悲胜怒”，就是用悲伤来战胜大怒。当一个人发怒时，应多想想悲伤的事，因为“金克木”，人体中肺金可以克肝木，一般来说气到恸哭一场后气也就消了，就是这个道理。

“恐胜喜”，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恐惧可以战胜过喜过散的心。再来看范进的例子，他因为中举而开心得疯掉，结果是他的岳父一巴掌把他扇醒了。这就叫“恐胜喜”。

“怒胜思”， 一个人思虑太过的话，激怒他就可以了。华佗曾用此方治愈久治不愈的病人。当时华佗给一人看病，得知他是因思虑过度致病的，就向他索要高额报酬，但拿到钱后又不给他看病，此人一气之下口吐鲜血，但病也随之好了。为什么呢？怒则气上，把病人惹怒后，他就可以把胃中的淤血吐出来，这样病也就治好了。

“喜胜忧”， 当一个人心中郁结不快，常常生闷气，悲伤心情无法排解，长此以往必将疾病缠身，因为过悲伤肺。根据“火克金”，此时须找一种使自己快乐的方法，多想些快乐的事，便可以克制悲伤情绪。

“思胜恐”，思虑是可以战胜恐惧的。就是说，你如果把问题想清楚了，一般来讲就不害怕了。大家要记住，一定要把事情想清楚。就拿此次5.12汶川地震来说，对于那些幸存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心理疏导相当重要，不能让他们再去回忆那个场面，不能再活在阴影中，根据“土克水”，就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多想自己今后该如何，把事情想清楚了，也就不会再恐惧了。

中国古代女子怎么护理她们的身体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过程中，护理和医药一样与人类进步和民族昌盛息息相关。勤劳智慧的华夏子孙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的护理思想和实践。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基本生活活动就是求食和救护。遇有伤患，会用舌头舔或涂抹唾液；外伤时，会到溪流中用水冲洗，去掉血污，防止感染，骨折后用树枝固定，等等。这些动物性本能的救护行为是人类医疗护理活动的原型。 劳动促进人类大脑的发达，产生了意识和思维，人们开始自觉地积累医疗护理经验。人类在“用火”过程中，发现身体的某一部分用火烤后感觉什么，或减轻了疼痛。于是，便用兽皮、树叶、沙土烧烤后敷贴在身体的某一部位，产生了热敷这一最早的护理手段。石器时代，出现了“砭石”，“砭，以石刺病也。”(《说文解字》)即以石刺破脓疮或疼痛部位，治疗某些疾病，这是外科手术与器械护理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代的扁鹊是杰出名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不仅记载了他提出的“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的观察病情的基本方法，而且记载了他如何指导学生对病人进行针刺、热敷等医疗护理实践活动。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2世纪的《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许多护理基本理论、技术操作及辨证施护原则。如“病热少愈，食内侧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说明热病的反复与饮食调节有关。“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悲伤脾、恐伤肾”，说明情绪过激能影响内脏，并提出了以情胜情的护理方法，即“悲胜恐，恐胜惊，惊胜喜，喜胜怒，怒胜忧”。《黄帝内经》为祖国医药护理学奠定了基础。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从实践中总结了辨证论治，辨证施护的经验。尤其对病人的服药护理论述十分具体，例如服桂枝汤方后，说明要“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同时卧床盖被，使病人微汗为宜。他还首创了人工呼吸法和用猪胆汁灌肠法。 后汉名医华佗以发明麻醉术而闻名于世，在养生健身方面，他把体育与医疗护理结合起来，创编了模仿虎、鹿、猿、熊、鸟五种动物姿态的“五禽戏”，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康复护理方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以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流芳后世。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的总论《大医精诚》，至今还被选为卫生、护士学校教材，成为医德教育的传世之作。孙思邈还首创了葱管导尿法，以细葱叶去尖，插入尿道，导出尿液。此法改革后，沿用至今。宋代，专科护理知识日益丰富，陈自明所著的《妇人大全良方》一书中，对妊娠前后的护理提供了不少资料。《医说》一书中记有“早漱口，不若将卧而漱，牙亦坚固”等口腔护理经验。《小儿方论》、《小儿药症直诀》中，具体地叙述了小儿喂养及疾病护理方法。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不但能看病，还亲自采药，指导病人煎药，有时还亲自看着病人把药服下或给病人喂药。他用毕生心血研究、撰写、刻印的中国药物学空前巨著——《本草纲目》，至今仍是我国进行用药护理特别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护理的指导文献。 清代名医叶天士享年80岁，他对老年病护理调养有独到见解，强调“寒喧保暖摄生，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饮食当“薄味”，力戒“酒肉厚味”，“务宜怡悦开怀”，“戒嗔怒”。这些是我国老年医学和护理学的最初思想和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不但有众多的名医积累了宝贵的医疗、药物、护理经验，而且早在汉朝开始，我国就有了医院组织。最早的是因温疫流行而设置的临时疫医院。战争的出现，产生了军人医疗组织“庵庐”，即野战医院。后来有了慈善医院。唐朝的医院叫“病坊”，大都设在庙宇里。宋朝的医院规模扩大，有的规定病人名额为300人，近似现代的综合性医院。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曾在杭州做官，办了一所医院，叫做“安济坊”，三年医好了一千多病人，成为他的一大政绩。由于医院的建立以及治病的需要，传统的医、药、护不分，均由“郎中”一人司职的现象开始发生变化，许多“郎中”的学徒主要从事照护病人服药、起居、调养工作，这便是中国护理人员的雏形。然而，护理独立成为一门职业，乃是近代西方护理传入我国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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