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国医大师裘沛然人学思想初探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国医大师裘沛然人学思想初探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裘沛然名师工作室

国医大师裘沛然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他热爱中华文化，对儒学钻研尤深，其晚年的力作《人学散墨》，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医学就是人学，世界上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做好人，这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从早年沉潜医学到晚年关注人学，彰显了这位鸿儒大医的心路历程。

在整个人类的认识中，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最落后的，尽管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就提出过“认识你自己”的课题，但对人的综合认识迟迟未能形成严整的科学。有观点认为“人学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及其产生、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兴科学。”还有观点认为人学是以整体的人的本质及其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人学主要研究内容有两方面：人的本质，包括人的地位和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生活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历史、人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问题。

医学就是人学

复旦大学医学院王卫平说：“医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导致人类疾病或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不仅涉及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紧密联系到社会和人文科学等领域，通俗地讲，医学是人学。”美国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也说：“医学不是纯科学，也不是纯艺术，医学是艺术与科学之间一门独特的中间学科”，“医学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的，是科学中最人道的”。

中医一向认为，医学就是“活人之学”，“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医乃仁术”，为医者最重要的是应有仁爱之心。明·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说：“医道，古称仙道，原为活人。”晋·杨泉《物理论·论医》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佛兰德在《医德十二箴》中指出：“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医生的道德水平是为医者必备条件，医生的道德修养集中体现在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价值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专注于生命的价值和对个体自由及尊严的尊重，并处处体现在医疗实践活动中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裘沛然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五十年，他认为培养选拔医学人才的原则是德才兼备，然德才之间，德是首位的。因此，无论是培养学生，还是评价良医和良师，首先要衡量他的德性，只有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做好应做的事情。为此，先生常以《论语》“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及《道德经》“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重积德则无不克”等先贤名句来教导学生。

以仁为本 以礼为节 以义为衡

裘沛然说：“我从事医疗事业已七十五年，向以疗病为职。但逐渐发现，心灵疾病对人类的危害远胜于身体疾患。由此萌生撰写《人学散墨》之念，希望为提高精神文明道德素养，促进经济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他在《自序》中，阐明了自己撰写此书的缘由：中国在几千年前，人早已自称为万物之灵，在西方，也早有称“人为万物之尺度”之说。然而，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却“对自己的形体、心理、情感的调控和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显得异常笨拙，从历史记载到现状目睹，人群之间，总是那么难以和谐，小则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大则白骨千里，尸山血海，引发无数大大小小的惨剧”。这巨大的反差引发他的思考，由此开始了人学探究的道路。

裘老是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善于思考的人，他思维的触角早已经超越了单纯医学的范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先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存在许多不良现象，“仓廪实”却没有“知礼节”，这些促使他开始思索“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裘沛然认为，真正的儒学就是“人学”，并以“人学”立言，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义制利”的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成人之道”的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2008年岁末出版的《人学散墨》，是裘沛然多年思考、研究的成果。《人学散墨》“是专门论述如何能做一个‘合格’的人而写的”。他发现孔孟所倡导的儒家学说“既发现了人的可贵，又提示我们做人以和为贵的具体规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人学思想超越时代，是做人应遵循的标准，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生存、进取，国家间和谐相处，乃至于人类未来的创造都具有极大裨益。先生为了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及对社会人情的思索，形成了一系列自己关于人学的观点。他结合自己对儒学的研究，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絜矩。

关于仁，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为人的本性，是一切道德的纲领或最高的道德原则。“仁者，爱人。”仁的涵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立身之本。以爱人作为仁的基本规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从人和物的关系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应当互相尊重和互相敬爱。这两方面的内涵凝结成普遍的人道原则：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先生认为，医学是一种仁术，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尊重生命的价值和患者的尊严。林通《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医学是治病、救人、济世三位一体的仁术。

礼，不仅是指礼制、法制等，也是人的行为规范，为实践“仁”的具体措施，是维护社会有序﹑和谐所必不可少的。礼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人作为智慧的理性产物。今天我们仍需用法制、规章制度来约束人的欲望，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礼之用，和为贵”，用礼的最终目的要达到普世的和美，人们能和睦相处，这是礼用的最高境界。

义者，宜也，指处理事物至当不易。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义”的含义一指“道义”，即仁义之道，孔子把义规定为人的生活意义和一切行为的根据所在，要求人们必须“行义以达其道”，“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二指“义者宜也”（《中庸》），即行而宜之谓之义。行义就是为所当为，《孟子》说：“人皆有所不为，达于其所为，义也。”

人学研究关系到每个个体的思想、感情、智慧、才能和品格形成，对于每个人正确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发展自己的潜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裘沛然关于人学的研究与探索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国医大师邓铁涛，要想临床中不断突破，要做到这四点

该文为致敬国医大师邓铁涛，探讨其是怎样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承袭和发扬前人学术经验精粹的，以启发后学。

邓教授非常重视各家学说的学习，善于博取诸家所长; 又强调在临床验证中发扬各家，形成了重视调补脾胃的临床风格; 重视对各家学说的继承与发扬，从而得出创新性的理论学说; 注重学用结合，用创新性的理论学说指导重大疑难疾病的防治，取得了重大突破。

邓教授非常重视各家学说的学习，常说: 四大经典是中医的“根”，中医的“枝”在仲景以后的各家学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是中医学的宝藏。要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就要深入去读名家医案，读各家学说、名家著作，以便博取诸家之长，丰富自己。

邓教授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攻读了中医经典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广泛研究了各家学说。他曾说: “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

曾指出，仲景以后，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医家有 李东垣、张介宾、王清任、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和张锡纯等 ，其中尤以李东垣为最。邓教授学习诸家学说时，善于博采众长。如在

研究脾胃学说时，他梳理了历代名家关于脾胃学说的论述，认为脾胃学说是在《内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金匮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重要论点 ，而“脾胃学说的代表著作首推元代 李东垣的《脾胃论》与《内外伤辨》二书 ，既继承了前代学说又提出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又分述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的学术观点。提出“把有关的学说集中起来，取长补短，就能对脾胃学说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邓教授重视各家理论学说，强调在临床验证中发扬各家，“中医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而和几千年以来的各家学说相结合也很重要。其临证 70 余年，善于将各家学说研究的成果运用于临床实践，从而发扬各家学说。他对脾胃学说深入研究之后，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均展现出重视调理脾胃、尤其是健脾益气的临床风格，临证重视调补脾胃成为其极具特点的风格。1999 年撰文《李东垣学说的临证会》，称其治疗冠心病、慢性肾盂肾炎、重症肌无力、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闭经、慢性结肠炎、子宫脱垂、胃下垂、腹股沟疝、阳萎等证均受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影响。

对冠心病的治疗，“着重于补气除痰; 除痰是一个通法，与补气药同用，通补兼施，有利于心阳的恢复，故本病心阳虚型常用温胆汤加参治疗。”温胆汤加参后被同行推为“邓氏温胆汤”，方中用党参补气扶正，丹参活血化瘀，温胆汤除痰利气，条达气机。自拟慢肝六味饮( 党参、云苓、白术、甘草、川萆薢、黄皮树叶) 治疗慢性肝炎，邓教授据《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拟定健脾补气，扶土抑木作为总原则。本方以四君子汤补脾气健运脾阳以“实脾”; 黄皮树叶疏肝解毒，行气化浊; 川萆薢入肝胃两经，升清而降浊，去除困郁脾土之湿浊。

治疗慢性肾盂肾炎自拟珍凤汤，即珍珠草、小叶凤尾草合四君子汤再加桑寄生、百部而成。立方之意，乃根据脾胃学说，如张仲景有“四季脾旺不受邪”之说， 李东垣有“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说。 本病既是邪少虚多之证，要使正气充足以逐邪气，健脾就是重要的一着，故用四君子汤以健旺脾胃，调动人体之抗病能力。

邓教授认为，开展中医传统研究，应着重继承中医的理论精华，提取其中的科学内核，再经一番加工和提高，使之成为源于该理论、又高于该理论的学说，即立足继承，着眼提高。

他十分推崇王清任、王孟英、叶天士等医家学说，尤其对王清任之气血理论和代表方药颇多发挥。提出王氏以气血为治病要诀而不偏执，实源自《内经》气血之论。血脉和利，必气亦和利，血实者宜决之，就是导之下流如决江河; 气虚者宜掣引之，正是王氏重用黄芪之所本。同时他也吸收了王孟英、叶天士等医家对痰瘀的辨治经验，并运用于临床， “广东地处南方卑湿，至易聚湿生痰，故以心阳虚兼痰者最为多见。”“临证观察，冠心病患者一般以心阳虚而兼痰浊者为多见，到中后期或心悸梗塞的患者则心阳( 阴) 虚兼血瘀或兼痰和瘀者为多见。” 将冠心病的基本病机概括为: 本虚标实，痰瘀相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答了“痰”“瘀”的关系: 痰与瘀都是津液之病变，痰是瘀的早期阶段，瘀是痰的进一步发展，常相互为患，并据此提出了 “气血痰瘀相关” 的学术论点。 “气血痰瘀相关”之说正是邓教授博取王清任、叶天士、王孟英等诸家所长，结合临床实践而得出的创新性理论学说，体现了他对各家学说的继承与发扬。

邓教授重理论，强临床，强调学用结合，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曾讲过: “五脏的关系，不是依靠书斋里五行相生相克推导出来的关系，而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系。”可见，理论的升华离不开临床实践。

邓教授提出的五脏相关学说正是其融合了历代诸家学术精华，基于临床实践形成的理论学说，为中医临床诊治提供一种思维模式，特别是对现代重大疑难疾病的防治指导具有重要意义。如辨治重症肌无力，在早期的研究中，邓教授均以东垣脾胃学说为指导思想; 随着临床实践积累及五脏相关学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逐步应用五脏相关学说指导重症肌无力诊治，提出重症肌无力的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脾胃虚损， 语出金元李杲《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 “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 此语是对重症肌无力疾病本质认识，重症肌无力的病机始终以此为中心环节，并贯穿于本病的全过程，是本病辨证论治的着眼点。五脏相关是基于中医临床实践形成的学说，也是名老中医对复杂临床现象高度的理论概括。

邓教授对黄芪的使用与王清任如出一辙。正如邓教授自己所讲: “我主持的‘七五’攻关研究课题是‘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及实验研究’。治疗此病我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为指导( 脾主肌肉) 进行研究，在治疗上我又学习王清任学说，重用黄芪。”由此观之，邓教授临床的成功，是其融贯各家，对前人学术经验发挥的结果。正如他总结李东垣的成功经验后提出的传统研究方法: 继 承 前 人 理论———进 行理论实 践———总 结 提 高———创 立新论。

术著岐黄，济世仁术！国医大师李济仁逝世，他在医术界有着怎样的成就？

国医李吉仁大师是我国著名的医生，在海内外享有声誉，他在艺术节究竟有怎样的成就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师从名师，享誉中外

他于1931年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从1943年至1948年这五年时间里，师从新安名医张根桂、汪润身等，并临证随诊。

并随后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届“国医大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安徽省名老中医。

勤奋专研，硕果累累

出道以后，他并没有停下研究医学的脚步，而是比之前更加专研与医学领域。

他是“新安医学”的创办人之一。理论与临床并重是他医疗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致力于提炼新安医家特有的诊疗规律，编辑了《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等书籍。其中《新安医籍丛刊》这部收录新安医家著作的巨著，首次对历代新安医家的著作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唯一不能流通的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新安医学的魅力”，于是他毅然捐赠了《新安医学》的书《神灸经纶》，几本，交给出版社出版。此外，李济仁还以《内经》为案例，相互讲解理论与临床证据，确立了中医医学地理学、中医时间医学等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及体质学、五体痹、五脏痿等研究课题。在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他还是是2009年中国首批入选的30位中医大师之一，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一铁”的传承人。李济仁在继承“张一铁”心法的同时，结合西医的研究成果，为中医内科和妇科疾病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剂。他提出了“痹证与痿证统一论”等一系列理论，制定了治疗顽固性痹证的四法，注重将新安医学学术思想与《内经》理论和诊疗方法相结合，从临床实践中体会，注重方法创新和新方药。

在此，愿大师一路好走！

散墨是什么意思

《人学散墨》 裘沛然 著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专门论述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的书。作者裘沛然以95岁之高龄，耗时8年，从“人学”的角度，结合当代实际，高度评价了孔子儒家思想对现今社会的积极意义及作用，并提出很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该书内容广博，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语言亲切自然，发人深省，毫无道德说教的可厌面目，读之令人口舌生津，激发出“起而行之”的愿望。
《人学散墨》的作者裘沛然先生今年已经95岁了，是一位经历了多个时代变迁的世纪老人。他行医七十年，医德广被，救死扶伤，妙手回春，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家；他还是一位医文兼通的知名学者，先后编撰与主持编写、编纂医学、文史著作四十二部；他又是忧国忧民的诗人，才思敏捷，诗作经常见诸报端。这样一位早已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长者，耄耋之年，殚精竭虑，精研八年，捧出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人学散墨》，这件事本身足以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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