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佛教思想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思想对我国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影响着医德。

慈悲是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慈悲的含义即是《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这种大慈大悲的思想对高尚医德的形成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而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对待一切众生必须无分别心，一视同仁。《华严经》卷二十五《佛不思议法品》说：“一切诸佛，于信不信众生，大悲等观，而无有异。”《佛说八大人觉经》亦说：“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如此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古代医家，使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全力以赴地解除病人痛苦，尤其对贫苦百姓更加如此。如《兰溪县志》所载，明代医生吴敬泉给穷人看病不但不收诊金，而且还赠送药物。富者和贫者一同看病，他总是让富人等着，先给穷人看。又如《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清代医家沈文渊对待婢女、仆夫、乳母等下人求医从不推却，总是立即前往救治，并对人说：“此辈求医最难，不可缓也。”这些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确实难能可贵。

佛家追求一种自利利他的解脱之道。所谓利他如《华严经》二十三卷《十回向品》说：“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壑。”即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而自利是在利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利他是自利的前提。这种乐于奉献的利他主义影响了许多医家，使他们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全力地治病救人，形成了高尚的医德。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伧，勿避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当然，自利利他的观念是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说分不开的。佛教讲三世因果，三世，即前世、今生、来世。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人死之后，精神不灭，随业受报，因果通三世。医疗直接关乎人命，一些医家正是接受了业报轮回说的理论，认为乐善好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些都是在做功德，反之怕会招致恶报。如《大医精诚》中又说：“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可见，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医家更重视积德行善。

在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在五戒之中，不杀生又是位局榜首。“生”指一切有情生命，包括人类和所有动物。杀生的罪业是极重的，为十恶业之首。因此，这种观念也多少影响到医家。作为医德规范的《大医精诚》也提到“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放生、护生有利于培养医生的慈悲心、恻隐心。佛门中有戒律，而医门中更有依佛门戒律而指定的《医门法律》。清代名医喻嘉言首创医法。他在《医门法律》卷一《申明仲景律书》中说：“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提出了医家也要像僧人一样持戒，谨慎从医。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其所著的《外科正宗》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戒律的“医家五戒十要”。总之，戒律对正医风、立医德也起了积极作用。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呢？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具体如下：

1、佛教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影响巨大。

从华严、禅宗和另一些佛教理论的传入而产生了宋朝的明理学开始，中国文化思想界研究佛学的风气一直都很浓厚。特别是佛家的慈悲、平等、无我等思想，对这些名流开启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让很多文学家知道了古印度佛经中许多内容生动、形式新颖的故事。这给中国文学家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使中国文学家拓展了题材和丰富了主题思想。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无不受禅学思想的影响。

3、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影响深远。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传播佛教的思想，文字成了重要的工具，使得一大批书法家书写佛教思想，在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这一大批佛教书法作品，也是留给我们的书法艺术遗产。

佛教起源

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

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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