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医学派的学术特点

民间医学派的学术特点

一、重视攻邪治病

民间医学派保留善古代医学朴素的疾病观与治疗原则。认为疾病的产生，都是邪气加身的结果，因而，病与邪具有同一意义。《黄帝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指疾病的发生与否而言的，一旦得病，仍应以祛邪为要，故又谓：“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铃医的“顶、串、截”三招，吴师机的“拔、截”等，皆着眼于早治速治，截断病机传变，祛邪外出。他们极少使用补剂，绝无李东垣、薛立斋辈“舒徐从容”，服药至数十贴而病自愈的风格。而用药之峻猛，是在诸传统流派中所最突出的，所用之药大多为祛风散寒、舒筋活络、峻下攻逐、消积除痞、芳香走窜以及大热大寒诸般猛毒之药，故能奏效甚捷。

二、长于外治

古代医家治病多取外治法，扁鹄治虢太子尸厥，施以针石及熨法而效；华伦亦以针法取胜，《黄帝内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外治法。古医学这些疗法在民间医学派中得到保存并发展。如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不仅仅指内服药，而把引涎漉液、嚏气追泪等凡属上行的皆属于吐法；把灸、蒸、薰、渫、洗、褽、烙、针剌、砭射、导引、按摩等凡属解表的皆属于汗法；把通经、下乳等下行的皆属于下法。吴师机除运用膏药外贴之外，尚有口畜鼻、涂顶、点眼、塞鼻、扎指、握掌等外治法。这些外治法简单、方便、取效快、花钱少，尤其适宜于民间广大贫苦民众的医疗之用。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外治法长期以来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为儒医所鄙视，民间医学派学术观点也得不到重视，这也导致了中医临床技术水平的提高受到干扰，这个问题应当引起今天的重视。

三、擅用经验单方

民间医学派重视经验，所用方法，或得之古书，或得之家传师授，或得之自已经验所得，较少腮想，是其特点。其方则药味简单，甚或单行，亦无君臣佐使诸理可寻，大旨求验为要。这个特点，在铃医中更为明显。

学院派中医与民间中医的那些事

从前听过一堂讲座，主讲人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大画家李苦禅的儿子，博士生导师李燕先生。

在讲座当中，李老师说了一个很讽刺的笑话，说什么是教授？他在台上一讲一天，底下一句也没听明白，这就是教授。

听课的人哄堂大笑。这样的教授，若不是个冒牌货，就是个皓首穷经，看似满腹经纶很有知识，实际上一点实践都没有，甚至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书呆子。

因为真理绝对不那么枯燥，也不那么高深，往往都很简单、很有趣的。疾病的发生就是五脏中气血运行不顺畅、不平衡了。医生来用药稍微调拨一下，它能正常运转，病就好了。

五脏平衡病自愈，五脏平衡是中医 养生 的终极目的，也是中医治病的总纲。

民间中医与学院派中医有什么不同

曾经遇到过一个饱受鼻窦炎之苦的患者，30多岁，自述从十多岁得上这种缠人的病后，每年都有三四个月鼻塞、流鼻涕，随时都要带着至少两包纸巾以备不时之需。

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整天擦鼻涕，的确不像个事。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却是烦人的很，严重发作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剧烈的头痛，恨不得用头去撞墙。患者经济条件不错，知名医院的中医、西医看了不少，钱花了好几万，却始终没有根本的好转。甚至去挂过某著名老中医的专家号，挂号费就800，连续看了两个多月，又是三千多的药吃下去，病情依旧。

急病乱投医，后来他找到一位民间中医，用一个他们老家流传的偏方，只用了一个月，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他的病。

这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用一根老丝瓜藤，切断之后放在旧瓦上烘焙至半焦后，研成细末，装在瓶子里备用。每天晚上睡觉前，把鼻孔里清理干净，注意要用清洁的棉球擦得很干净，然后用家里吃的那种香油，拌一点丝瓜藤末，滴到鼻子里去，然后用干棉球塞住。用此法当天就可以缓解鼻塞症状，连用一个月，许多人的鼻炎都能治好。

能开出800元挂号费的中医，在国内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其本是知名一流中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在古代也算是御医了。盛名之下必有真本事, 他三千多块钱的药没治好的病， 一个偏方一分钱没花, 愣给治好了。

这样的事在中医界并不罕见，不光现在有， 古时候也有。

现在有很多卖药的人，动不动就拿“御医传下来的宫廷秘方”说事，鼓吹其疗效有多么神奇。可能他们不了解，古时候的御医可以说个个都是 养生 大家。怎么教人不得病，是颇有建树的，但治病方面，多半还不如民间医生。

作为能选入当时医学最高研究机构的人，难道御医还不是最牛的吗？被皇帝看中的人怎么会不是最牛的呢？不可能吧？

当年乾隆皇帝宣召黄元御的时候，他三番五次不去，为什么？因为怕担风险。

古时候在太医院供职的御医们, 绝大多数来自考试，太医院年招生一次，程序跟考科举差不多。考中的，进太医院当徒弟，由师傅们考验三、五年，觉得你合格了，才可以正式派出来给人看病。先给一些不要紧的小官看，业绩好的，病人的规格就不断升高。最后能成为真正的御医, 见到皇帝的，没个二三十年熬不出来。

好不容易熬出来的人，头上戴上了乌纱帽，同时脚也踏上了鬼门关。因为御医服务的对象，不是皇帝就是后妃，最次也是王公大臣。这些人有病了, 治好了是你应该的, 治不好就要验你的方子。如果方子开得比较平稳，还有开脱罪责的可能，要是用了不妥当的药，御医就死定了。

甚至没有用不妥当的药，也不完全保险。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大宅门》里那位白家大爷，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是御医的生活状态。所以御医从来不愁没活干, 哪怕整天闲着无所事事，他们照样领工资，一有病人，伴随着就有风险。

所以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就盼着他们的患者都长命百岁、百病不生。久而久之，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御医都成了 养生 专家。但是真正遇到疑难杂症，御医明知解救之方，也经常因为不敢下药而耽误病情，时间久了，猛一点的药都不会用了。

民间医生则刚好相反。他们面对的患者是普通老百姓, 那时候也没有医疗事故的鉴定，吃完药病人要是死了，医生不用负责任。如果吃完好了呢？那就是医生的功劳。

所以民间医生不怕死人, 就怕治不好。因此民间医生敢下药、敢钻研、敢做实验。代代相传，研究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验方、偏方和秘方。

这样就形成了民问学派和太医学派两大派系的鲜明特点：御医是 养生 高手，用药中规中矩，宁可无效，绝不犯险。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对疑难杂症和猛恶之病却往往束手无策。

民间医生说好听点叫剑走偏锋，说难听了就是路子野，胆子大，跟老百姓打交道多，每天看的患者也多，所以他们跟御医比起来，胜在经验丰富，用药巧妙，御医治不好的病，他们往往有办法。

如今中医的情况跟过去差不多, 在大学院当老师的、从医学院出来进入大医院的，可称之为“学院派”，基本上都是吃不死也吃不好的“太平方”；祖传的、师傅带徒弟教出来的中医，可称为“民间派”，多半是掌握了几张秘方偏方的人，往往能收到奇效。

有没有集两者大成，既是 养生 大师又胆大心细，治病有专长的人呢？

有，过去有，现在也还有。

在万恶的旧 社会 ，由于民间医生和御医地位过于悬殊，交流甚少，因此这种人产生的几率不高。但几百年中还是出了两位宗师级的大人物，他们都是先当民间医生，后当御医，而且当御医的时间和民间医生的时间差不多。黄元御是一位，另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李时珍。

伟大的李时珍同志，也是半路出家。他先学文，屡考不中，到了二十来岁，被一场大病折磨得差点死掉。病好以后，就放弃了科考，开始跟父亲学医。在民间混出了名气后，被一位王爷聘为保健医，后来名气大到连皇帝都听说了。于是，皇帝下了一道旨意给王爷，这个人我要了，你另找一个吧。

李时珍同志伺候的这位皇帝，叫做嘉靖，是中国 历史 上旷工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第一是他的孙子万历），长达46年不上朝。整天躲在皇宫里干嘛呢？

修道、炼丹。

在这方面的运气，李时珍是远远不如黄元御了。黄元御的主子乾隆皇帝身体底子本身就好，又是个非常注重 养生 ，积极进取的人，并且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几十年如一日吃黄元御给开的 养生 方，最后终于成了最长寿的皇帝。

而李时珍伺候的这位嘉靖兄，虽然在很多方面和乾隆相似，身体底子不错，非常注重 养生 ，积极进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几十年如一日地吃药，这些条件都一样。只有一件事不一样，乾隆相信黄元御，请他给自己开方调理，嘉靖皇帝更相信道士，请道士给自己开方子炼仙丹吃。

仙丹这玩意儿，只有咱中国有，别无分号。其主要成分为铅、汞（水银）一类的重金属，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些东西吃了会中毒的。嘉靖皇帝长年累月吃，还能凑合活着实属不易。

李时珍当御医时间不长就怕了，怕皇帝死了自己会担责任，最后只得选择逃避, 回到民间一边行医一边继续写他那本书。

嘉靖得到了李时珍，却没有重视他，最后吃仙丹吃死了。乾隆得到了黄元御，按照他的方子调理，成了几千年来寿命最长、在位时间第二、掌握权力最长的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是康熙，比乾隆多一年，但康熙6岁当皇帝，15岁亲政，中间有9年是没有权力的）。可见一个人即使有了最好的条件，选择不对，也是达不到目的的。

民间偏方：中医常识汇通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的制作方法

汇通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TangZongHaiEsseutialsofIntegrated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Shangjiang:YuhaiPublishingHouse,1894.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奖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着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2、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着《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Xichun.RecordsforintegrationofTraditionalChinessandWesternMedicine,BeiJing:People'sHealthPublishingHouse,1974,18.张锡纯：医学哀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4、恽铁樵的“新中医”
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TieqiaostudyonTreatiseonFebrilediseases.In:SecondvolumeofYao’an’scollectionofMedicalBooks.Page10andpage81.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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