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与《鼻对》

方孝孺与《鼻对》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方孝孺是明代著名学者宋濂的得意门生，又是有名的医学家。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任方孝孺为汉中府教授，明惠帝朱允炆即位时任其为侍讲学士。方孝孺常以医事来隐喻国家政治症结，其中尤以借病讽政的《鼻对》影响最为深远，充分体现出其忧国忧民的意识。

《鼻对》是一篇医学杂文。方孝孺描写自己因寒鼻塞，依炉而坐，火燃长衫而未嗅其味，责骂鼻子失职而与鼻子争辩对话，以指喻政事。

文中的鼻子，屈受方孝孺责骂后争辩一番，大意为：你自己不注意养生，感寒而使我嗅觉功能失灵，燃长衫而不知，其过失在你自己而不在我。古时的仁人志士，耄耋之年尚不贪恋舒适，你却恣意自纵，颓废懒散，大寒未临便靠炉取暖，铸成大错而不能早见隐患。秦二世因自己昏惑，才被赵高所诛；梁武帝偏信，才有朱异弄权而城倾；隋炀帝沉迷酒色，使有虞世基的作恶。树木内部不空，蚁虫哪能在中集聚？如果这三个国君，能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耳鼻，听言于众，国情通达，奸伪者何以得逞？你现在的状况，就像他们一样，不着力责备自己而骂我无能，自己身上的道理尚不明白，又怎能为官奉国事呢？

方孝孺听罢这些申辩，仰天叹息俯首自愧，然后熄火弃炉、凝神养气，不久，鼻塞之疾不药而愈。

请问古代有哪些刑讯逼供的酷刑（详情）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淫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淫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刘裴建首义， 施关拒斗筲， 刘桢病未瘳， 欢宴接群臣， 无事不称神。 谁能帮我解释解释这首诗的

详细解释： 1. 谨言慎行，尊重自己的人格。 《汉书·魏相传》：“愿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宋 曾巩 《都官员外郎曾君墓志铭》：“其家故贫，然君为人节廉自重。”明 方孝孺 《送吏部员外郎龚彦佐序》：“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与之游而不可得。” 2. 自己重视。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论》：“ 欒布 哭 彭越 ，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梁书·文学传下·刘勰》：“勰 自重其文，欲取定於 沉约 。” 3. 抬高自己的身价或地位。 《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太祖 曰：‘佗 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唐 元稹 《叙诗寄乐天书》：“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西游补》第九回：“ 行者 又看册子，和议已决， 秦桧 挟金 人以自重。” 4. 书简习用套语。意谓自珍自爱。 宋 苏轼 《与蹇序辰书》之二：“惟万万为国自重。”明 方孝孺 《与郑叔度书》之五：“临纸怅塞，惟千万自重不宣。”清 刘大櫆 《再与左君书》：“惟万万自重不宣。” 5. 自累。 《诗·小雅·无将大车》：“无思百忧，祇自重兮。” 郑玄 笺：“重，犹累也。” 具体你对象他妈指的是哪方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需要你自己思索一下。

我读古文之《深虑论》|书生高谈——那些道理，认真你就输了

清代文人对前朝同行有这样一句评价：“平日袖手谈心性，有难一死报君王”。从语气上就可以判断，这个评价里褒贬所占比例，已无需再用功过的天平衡量。我想过把这句话套用再一个人身上，但大谈心性实在是王阳明之后的事了，而这位又绝非袖手空谈之辈，细想还是觉得不妥。这个让我为难的人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是前篇说过的明初一代文宗宋濂最有名的一个弟子。方孝孺出名出在他死亡的方式上。有些史书记载夷十族，陪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之多，前无古人，极其夸张。明史本传中，方孝孺与成祖金殿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先哭后骂，边哭边骂，颇费了后世修史馆臣们一番笔墨。那一大段文字的确也文采飞扬，激荡人心。《明史》盛赞方孝孺忠愤激发，一代气节之臣，也许不虚，要了解气节之外的方孝孺，还是从了解他身后留下的数卷雄文开始吧。

《古文观止》所选的《深虑论》是方所作《深虑十论》中的首篇，讲的是治国者谋天道还是人道这一问题。文章作于洪武七年，方时年十八岁。在年轻的方孝孺看来，对于图天下者而言，在众多纷扰百般困难之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可畏处不过是人道，而那些容易遗漏和看似不值得防备的地方，才是天道。方广征博引，从周秦两汉，魏晋唐五代，一路又到宋，历数各朝人道之得、天道之失。笔锋所向，个个内忧外患，处处刀光剑影，代代兴废存亡。正唏嘘扼腕处，大笔一顿，提出一个千百年来前人问得最多答案也最多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打破一个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从而使其祈天永命，长治久安。

这是个设问，方孝孺当然有答案。方孝孺的答案与以往读书人和以后的读书人的答案并无太大不同，就是“修德”。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面对接踵而至的追问，方孝孺把“修德”解释为行仁义，所谓“积至诚，用大德”。说到底，还是儒家压箱底的那套民本思想。

理儿是这个理儿，颇具识人之明的明太祖在世时并没有启用方孝孺。据说，建国初，有人把方孝孺的这些东西讲给本朝太祖，我太祖也是一笑了之。

有些道理，纸面上永远正确，可以写给人看，讲给人听，但也止于此。它只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谙于此道者，默而许之，埋头行之，四海皆准。有些事可说不可做，有些事可做不可说，这些厚黑学问，绝不是近百十年才有的。

方孝孺用东坡年轻时才有的雄迈激昂文字纵论历代修天道之失，得出天道难测的结论。他劝谏国主效仿古代圣主，弃私谋诡计，积诚用德。这样才能使“天眷其德”，而“不忍遽亡之”。用大德以结天心，行仁义以合天道，方孝孺拍着胸脯跟皇上说，这才是真正的虑之远者。

读《深虑论》数遍，每每在想，这篇文章，这些堂而皇之的道理，方孝孺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该有多好。出于喜欢其文的私心，我甚至宁愿方是个道貌岸然之辈，宁愿这只是他的满口仁义道德。我在想，如果有人给他讲讲那些让人不齿的道理，靖难之变中，也许方孝孺便不会只留下历史一个骄傲却又让人痛惜的背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往往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适逢物欲世，个个事功人，你我只是凡夫俗子，也许不屑于卑鄙，大抵也无意于高尚。窄门之中，只求挤身而过；滚滚红尘，但愿全身而退。那句台词讲的好，“英雄只死一次，懦夫死很多次”。方孝孺认真了，所以他向死而生，我们则苟且，所以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苟延残喘纸醉金迷。

活着就很好。既然选择活下去，再有人给你讲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就一笑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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