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淮八艳与八大胡同青楼女子哪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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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板板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青楼女子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公认为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属珠市。而论品位，珠市却距秦淮颇远。至于南市，卑屑所居，是廉价的去处。三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为阔佬之乐园，南市则供下层社会消遣。其之如此，环境使然。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二万余人考试。虽然各省会以及北京也有贡院，却规模据说都不比南京。190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国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纪纲，是朱棣手下大特务头子，替朱棣杀人无算，《永乐大典》主纂、名臣解缙，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终下场也很惨，被朱棣处以剐刑。不料，贡院便建于纪纲府邸旧址，令人不免心生异样毕竟，在血腥酷吏与温文尔雅之间，反差太大。从时间上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2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奄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扼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此大势一目了然。故尔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3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根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横波夫人）稍长，亦仅二十多岁。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年间涌现出来；此前，她们或甫临人世，或尚处幼齿，不可能操此业。由此，我们将所谈的秦淮香艳，做了时间段上的固定。随后，我们还要解释，其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而没有早些出现？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是一大节点，然而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却并没有诞生类似地这样的群星璀璨的名姬群体，为何崇祯以后，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我们对此，只能以厚积薄发之类虚言应对，而没有稍为实证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有的。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不过，如果只看到复社、旧院之间狭邪一面，则所见差矣。庚午、南京、复社，这三个关键词相联，是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思旧录》周镳条记道：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大会，是金陵大会；招余入社，组织、动员也。黄宗羲话虽甚简，我们却不难感受当时的紧锣密鼓。酒肆、寓所、游船、街头、妓院为某日某件事，南京到处有人串联、拜访或邀约。那种气氛，古时少见，现代人反而不陌生我们一般称之闹风潮或闹革命。或许，我的思考方式过多掺杂了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复社传递过来的信息，的确唤起了我对革命的联想。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墠，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陈贞慧不过贡生，侯、冒只是诸生。然而，执政为所品评，公卿任凭短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是指对有很大权势的人，也不放在眼里。之能若此，其实并非因为贵公子身份。过去，明末四公子名头太响，一般都以为他们来头惊人。实际上，这三人当中，陈、冒的父亲都不是什么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虽高，此时却是罪臣。他们雄怀顾盼，真正原因是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说到这一点，倒也真显出明末的某种特别，亦即，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职或行政权力。而这特点，始显于复社，其前驱东林仍是在朝政范围以内谋求对于君权的独立性，复社领袖与骨干大多都没有进入政坛，他们是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实际政治影响力。在只有庙堂政治的帝制中国，这既是新的政治意识，也是新的政治现象。他们实际上是在搞一场革命，读一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便知他们乃是有意为之，并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权宜之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复社就是这样的学校一种置于政权之外而品覈执政，裁量公卿的独立政治力量。他们试图挑战政治秩序，开辟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我们不必说他们尝试的是民主政治，但他们的确想要打破官僚系统的政治垄断。他们的组织化，明确指向这意图。他们有组织的行动，则将这意图直接付诸实践。《留都防乱揭帖》是复社政治斗争史上辉煌一页，在南京人脉极广的阮大铖，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历史上，揭帖事件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手无寸铁，亦未以靠山为后台，仅仗秃笔击走阮大铖。二、表面看来，只是赶跑阮大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为这样的实验，显示从精神和思想上组织起来，可以在权力之外单独形成社会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写中国的学生运动史，第一页应该从这儿写起。诸般迹象显示，崇祯年间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国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时南京，从传统角度说简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位，阮大铖广交政界，却无人替他出头，那些毛头学子，不但占领思想文化制高点、引领舆论，也在社会现实层面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它某些侧影，完全不像仅有民氓与有司的标准古代城市，两者之间似乎出现了第三者，一种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而我们在近现代革命时期的城市，倒时常看见这样的自由的人流。4能够为明末南京上述独特氛围作表征的，与接踵不断的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之类的景观同时，还有秦淮河上岸边容光焕发、纵情荡冶的情侣。将十七世纪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集中在两个字眼。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爱情。不妨说，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那段时间南京的基本风貌。这真是罕见的情形，整个帝制时代，我不知道还有第二座城市曾有过这种状态。清代同治间诗人秦际唐读《板桥杂记》写道：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他将从书中得来的印象，归结于家家夫婿是东林。虽诗家极言之语，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与东林订情，确一时风行，要不然《桃花扇》亦无托名士名姬抒兴亡之叹的灵感。举如李媚姐与余怀、葛嫩与孙临、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马娇与杨龙友（杨以同乡关系，甲乙间与马士英近，而累其名声，其实崇祯时他本与东林、复社过从甚密）、李香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等。革命与爱情结合，是近代喜欢的文艺题材，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题材，如外国的《牛虻》、中国的《青春之歌》。过去爱情题材，则不出爱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实际都没越过《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可悟不成匹的层面，虽亦足动人，但在现代人看来，终究是缺少一些宽广的东西。可这一贯的爱情模式，到《桃花扇》却一下子打破了。我们从孔尚任笔下所见，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爱情。中国爱情文学真正破了古典藩篱而有近代意味，就得从《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学任何有关爱情的诗歌、小说、戏剧做对比，可以一眼看出这作品处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为什么能够这样？就应了艺术源于生活那句老生常谈，《桃花扇》的跳出旧窠臼，并非孔尚任拍拍脑门悟出来的结果，完全来自崇、弘间秦淮两岸现实本身。这部剧作，几乎是非虚构作品，孔尚任是在几十种史著和亲自走访基础上，依照史实写成，剧中主题、情节、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献。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于现实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哺育了这部作品。事实上，只要对秦淮香艳有深入了解，都必在其男欢女爱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东西。所以，继《桃花扇》后，从同样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登高望远，煌煌其言：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之思想而赠一妓一士，很应该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于此书徒然作为学问来膜拜，老先生的满腔激情、萦郁索结都看不见了。李香与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与钱谦益引出《柳如是别传》。两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缘由，作者的功力及贡献之外，我们亦讶于那个时代蕴藏之富、气象之奇，短短十几年，却有那么多瑰意奇行、可风可传的人与事。以我所知，像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的故事，精彩丰饶都不逊色，可惜还没有大手笔来写。5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东京梦华之录，即《东京梦华录》。此书乃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余怀效之，以《板桥杂记》为锦绣南京尤其是崇、弘间我所称的那段革命和爱情奠祭。书中叹道，鼎革后，间亦过之，蒿藜满眼。尤侗为该书题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余怀《后跋》说：余甲申以前，诗文尽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但抽毫点注，我心写兮。亦泗水潜夫记《武林旧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乌足以知之！他写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这颗心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国的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8月15日13版，作者：李洁非，原题：革命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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