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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人性试验

白敛 2023-07-22 06:47:08

两个外地人乘车来到一个小城市,在一家旅馆投宿。店主象通常所做的那样,问他们姓名、职业以及要在此处住多久。这两个外地人说:“我们是格劳克城的著名医生。大约要在这儿住四个星期。但您不要将这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试验,我们需要安静。”

好奇的店主问:“究竟做什么试验 ”

“在格劳克城我们做出了一个奇迹的试验:将死人重新搞活过来。这种试验,我们在那里用了三个星期时间。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在另一种条件下重做。”

显然,店主立即将这奇怪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人们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但这两个外地人的行动却渐渐地引人注意了。他俩经常到公墓去,久久停留在一些坟墓前,其中包括一个富商的年轻妻子的墓。他们还同人们交谈,询问有关这位年轻太太和其他葬于此公墓的死人的情况。

整个小城渐渐处于一种奇异的不安之中。首先是那个商人比尔,他真的相信这种神奇的试验会成功。他同城里的医生交谈,现在连医生的脸也严肃起来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快要过去了,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了。

第三个星期的周末,这两个外地人收到了商人比尔的一封信。“我曾有过一个像天使一般的妻子,”他写道,“但她重病缠身。我很爱她,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希望她重返病体。你们别扰乱她的安宁吧!”信封里放了一大笔表明是作为谢礼的钱。

在第一封信之后,其他的信接踵而来。

一个侄子继承了他叔叔的遗产,很为他死去的叔叔再复活而担忧。一个在其丈夫死后又重新改嫁了的女人写道:“我的丈夫很老了,他不想再活了。他已得到了他的安宁。”……这些信的信封里也都放着一笔钱。

两个外地人对此一言不发,夜里继续他们的公墓之行。这时,小城的市长进行干预了。他当市长不久,而且很想长期当下去,不愿再跟死去的市长会面。他向这两个外地人提供了一大笔款。“我们的条件是,”他写道,“你们不要再继续试验下去了。我们相信你们能将死人搞活,我们还可以给你们一份试验成功的证明,你们立刻离开这个城市吧!”

这两个外地人拿了钱和证明,收拾起他们的行装,离开了这城市。

“试验”成功了。

斯坦福实验中的人性是什么人性?

在这场实验当中,无论是警察的扮演者还是囚徒的扮演者,甚至说实验的组织者,大学教授们也深深地陷入到了各自的角色当中,通过这个实验,均巴多教授验证了人类在环境当中性格的逐渐改变,在情境当中人类性格的即刻改变。

这也就是著名的鲁西法效应,指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可以变得面目全非,一个好人可以变成嗜血狂魔,一个坏人也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指的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由菲利浦津巴多教授组织的一次关于人性的心理学实验。

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实验室组织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征召了24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将这24名志愿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担任警察的角色,一部分担任囚徒的角色,并且严格按照真实的监狱来执行。

在实验结束后,津巴多写了一本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路西法曾经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担任天使长的职务,但是后来他举起反旗,被赶出天堂堕落成了撒旦。

津巴多的结论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和诱因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善恶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实验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了人们会因为环境赋予他们的期望而做出相应的举动,从而与外界对自身的期望保持一致。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人性实验

实验一、米尔格伦实验(1961年)

实验步骤:当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追随者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起诉时,许多被告的辩护似乎围绕着“我不是真正的凶手”这样的论点,认为“事实上,我只是单纯服从命令”。

因此,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希望就受试者对权威人物下达命令的服从意愿进行测试。

或许你会以为,他只是向受试者询问?噢,那可不行;那还不够残忍。

与你所想象的不同,在米尔格伦所组织的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将扮演“老师”的角色,所要做的是给隔壁房间的另一名受试者进行记忆力测试。

事实上“另一名受试者”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这一切只是米尔格伦布置的一场局。

受试者被告知,只要对方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他将按下一个按钮,控制器将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此外,一名身穿 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将在旁边作指导和监督(必须指出的是,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发生,当然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受试者还被告知,实验中的初始电击为45伏特,每逢作答错误,电压值将随之提升。

受试者每次按下按钮,“学生”将在隔壁房间发出尖叫声,请求受试者停止测试。

那么,你可以预测一下实验将如何进行下去么?

实验结果:在实验进行到某一程度(如电击330伏特)时,许多受试者表示开始感到不舒服,并质疑是否继续实验。

然而,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员对每一次的暂停请求都鼓励他们继续。

在得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大多数的受试者都选择了继续,提升电击电压,给予受害者一次又一次的电击。

一些受试者则在听到“学生”的尖叫声后紧张得笑了出来;因为当电流传向另一个人的躯体却无能为力时,恐怕笑是最好的良药。

最终,隔壁的“学生”会开始痛苦地敲打墙壁,恳求检查自己的心脏状况。

在电击继续提升后,来自“学生”房间的声音将突然消失,以暗示他已经死去或者失去知觉。

假如你必须给出猜测,此后有多大比例的受试者将会继续给予电击呢?

在“学生”可能已经陷入昏迷或者死亡的情况下,约61%至66%的受试者选择继续实验,直到电击达到最大电压450伏特。

重复的 实验研究表明了同一的结果:只要实验室里的那名工作人员认为没有问题,受试者将无意识地对一个无辜的陌生人施加痛苦。

大多数受试者在电击达到300伏特之前都不会提出质疑或反对,0%的受试者在此前要求停止实验(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100伏特的电压就足以使人丧命)。

结果分析:你可能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思想的扞卫者,但是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在于“那个人”的想法是否足以令你坚持,这是源于身后的“那个人”总会令你坚持那些想法,即使那只是一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人——试想假如他身穿着制服或者佩戴着徽章将会如何。

 查尔斯·谢里丹(Charles Sheridan)和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实验,但对受试者的要求变为,一旦某只幼犬做出不当举止即给予电击。

与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这种电击是真实的。

实验结果表明,26名受试者中有20位达到了最高电压值。

几乎高达80%。

请想象一下,当你漫步在购物中心时——你周围有80%的人都愿意对一只小狗施以极端酷刑,只要一个穿着 实验室工作服的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实验二、斯坦福监狱(1971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希望研究监狱生活如何影响其中的警察与囚犯。

这听起来够愚蠢的;问题在于,那会有什么问题吗?

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改建成了一个模拟监狱。

仅通过报纸广告而来的志愿者均通过了身体健康和心理稳定测试,这些测试在筛选监狱实验的受试者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些受试者都是男性的大学生,被随机分布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

津巴多自己也希望参与到实验中去,并且自己任命自己为监狱总监。

此模拟监狱的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周。

是的,关于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验结果:每个受试者都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并开始变得疯狂。

仅到第二天,囚犯便在这个人为设立的监狱里发起了暴乱,用床铺在牢房里设立障碍并讥笑狱警们。

看到这一情形,狱警仿佛找到了向囚犯开火(事实上使用灭火器替代)的绝佳借口,嘿,见鬼的为什么不这么干?

至此开始,斯坦福监狱已经真的见鬼了,在这一地狱里日复一日地上演暴乱。

一些狱警开始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并以限制浴室的使用作为特权(常常被剥夺的特权)相威胁。

他们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训练,并用双手去清洁马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囚犯”被告知他们有机会被假释、但假释申请又被驳回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终止这见鬼的实验。

请记住,他们绝对没有因法律上的原因而被监禁,这仅仅是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

这意味着,他们将继续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头上套着袋子。

有50名以上的非实验人员参与观察和关注这一监狱,然而道德的审判却从未遭到质疑,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丝蒂娜·马丝拉(Christina Maslach)提出强烈 *** 。

仅在此后6天,津巴多便终止了这一实验(几位“狱警”对此表示失望)。

如果你想要就此称赞马丝拉是这一见鬼实验中唯一一位理智的人的话,那么你还应该知道的是,后来她便嫁给了策划这一实验的津巴多。

结果分析:这一结果表明,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

难道说是因为扮演被暴动折磨的狱警们都是混账,不问情由地把人随意摆布吗?科学研究表明,假如角色互换,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这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

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阿布格莱布监狱(编者注:虐俘丑闻,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光秃秃的“金字塔”都会恪遵。

呵呵,假如这是在一伙越战时期的嬉皮士大学生,那么这绝对会见鬼地发生在你的身上。

实验三、旁观者冷漠实验(1968)

实验步骤:在1964年的一起女子谋杀事件中,新闻报道称,现场有38个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见案件的发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坦纳(Bibb Latane)希望通过研究验证,当人处于群体环境中时,是否就不愿意施以援手。

这两位心理学家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与了试验。

他们告诉受试者,鉴于会谈可能涉及极其私人化的内容(诸如讨论生殖器的大小之类的话题),因此每个人将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仅使用对讲机来相互沟通。

在会谈中,一名参与人员将假装突然病发,当然这可被其他受试者所听见。

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此通话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是对方发病,但我们确保诸如“噢我的癫痫发作了”之类的话将被受试者听到。

实验结果:当受试者认为除发病者外,他们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人,85%的人会在对方假装病发时自告奋勇地离开房间去寻求帮助。

与另一个人进行一次非常私人化的会谈(再次强调,很可能提及生殖器官大小等问题)已属十分不易,相比之下,假如在剩下的时间里被迫一个人自言自语仅仅是可悲而已。

但不管怎样,有85%的人愿意帮助;这一结果还不错,不是么?

但实验还没有结束。

当实验环境发生转变,受试者认为还有另外四个人参与讨论时,只有31%的人在对方发病后寻求帮助,剩下的受试者猜测会有其他什么人去照顾此人。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多多益善”这种词汇失去了其真意,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多多益死”(人愈多的情况下,就有愈高的概率死于发病)。

结果分析:由此推及,在紧急情况下,假如你是当事人身边的唯一一个人,你参与援助的动力将大大增加,你将感觉到对此事具有100%的责任。

然而,当你仅是10个人中的一个时,你将只感到10%的责任;问题在于,其他每个人也只感到10%的责任。

这便给我们之前的例子提供了解释。

假如受伤的女子躺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旁,原本视若无睹的司机可能更愿意停下来帮忙。

题外话,当然他们也可能更愿意弃之不顾,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在旁监督(这与本实验的受试者不同,因为至少受试者知道有人在记录和分析他们的举止)。

又或许,这个问题也可被归结于我们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合理性。

我们会说,“显然,这条道上总会有人路过去救她的”。

抑或,“显然,保护环境总会有人去做些什么的”或者“显然,鲨鱼总会饱的,所以到某个程度就不会吃他的”。

我们只是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一丁点的借口而已。

实验四、好撒马利亚人实验(1973)

实验步骤:如果你没有听过“好撒马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这一《圣经》故事,在此可以简要介绍如下: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

因此,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希望对宗教信仰在助人行为上的影响进行测试。

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其中的一半给予“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

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

同时,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看上去急需帮助。

我们可能会认为达利与巴特森仅是就一些助人的随机现象作测试,但研究资料表明这位可怜的路人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表现得十分逼真。

实验结果: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被给予“好撒马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

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

事实上,假如时间紧迫,仅有10%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

然而平心而论,如果你在课上迟到了,教授会相信“路上我不得不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旅客”的借口么?很可能不会,除非你能出示那个人沾满鲜血的衬衫作为证据。

结果分析:正如我们喜欢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反同性恋的男议员可能被发现与一名男子共浴爱河,呼吁环保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可能拥有一所能耗不菲的宅第……

……而事实上,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与政客一样伪善。

毕竟,与面对一个浑身散发恶臭甚至淌着鲜血的流浪汉相比,面对一众听者高谈阔论应该帮助陌生人显然更加容易。

因此,即使指出他们的虚伪也难掩自身贩虚伪。

假如你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仅限于伪善的神学院学生,那么请看看新闻。

还记得数年前,摄影机拍下至少12辆车拒绝搭载躺在路边的受伤女子那一幕么?

也正如这些学生那样,他们总会有感到迫不得已的地方。

司机或许还感到庆幸,因为自己仅仅是拐了个弯路过了她,而不是像车祸惨剧中那样压扁了她。

实验五、阿希的从众实验(1953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者阿什(Solomon Asch)曾作了一系列用以验证从众效应的研究,其实验结果可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为之沮丧不已。

受试者们被告知,他们将与另一部分人一同参与某项视力测试,随后将出示一些图片,并要求各自回答一些十分容易和显见的问题。

这个测试的陷阱在于,除受试者本人之外,房间里还有其他实验合作者共同进行这一测试,他们将按照要求给出显然错误的答案。

那么,在大多数人都犯了再明白不过的弱智错误时,受试者会与其他人给出不同的结果么?

 实验结果:受试者们要求回答的“难题”可参考下图所示

他们所需做的仅是指出右侧中的哪一条线段与左侧的线段等长。

你看,阿什所提的问题远未达到什么设计下一代空间站的那种难度。

说实在话,一个能在这种类似线段长度的问题上答错的人,除非是你当天早上服用了两个剂量的 *** ,还把它擦在了眼球上(当然这将会引发其他更为可怕的“试验”,我们略过不谈)。

然而遗憾的是,当看到参与测试的其他三个人给出错误的回答时,32%的受试者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即使线段长度的差别达到几个英寸也依然如此。

三人成虎的谚语无疑得到了验证。

结果分析:试想一下,当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显而易见的时候,这个32%的比例将会上升到多少。

即使我们没听懂一个笑话,我们也更愿意跟着大多数人一起笑起来;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时,我们更倾向于怀疑自己的观点。

小学时我们所经历过的同龄人的竞争压力和“勇敢地做你自己”之类的鼓励,仿佛都不知所踪。

“嗯,我应该是一个叛经离道的独行者,这样挺好。”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说。

当然,也同样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下一步的举动就是观察其他“独行者”所做的事……

……然后,确保自己与他们所做的完全一致而不相违背。

王春林《疾病书写与情感世界探幽》

主持人语

zhuchirenyu

贺绍俊

文清丽是部队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但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我也很少读她的作品。我一直认为她是部队的一名文学编辑,主要是在为其他作家做嫁衣。有一年我参加《广州文艺》的小说评奖活动,文清丽也有一篇小说进入终评。小说名叫《她骑着小桶飞走了》,这篇小说让我眼睛一亮,我认为这是参评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在评委讨论时,我主张一等奖给文清丽,我的理由似乎也说服了大多数评委,最后的投票结果,文清丽的小说得了一等奖。也是这次评奖活动,让我重新认识了文清丽。

我经常在刊物上看到文清丽的名字,偶尔在某次会议上也能碰见她,我们会热情地打招呼。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仅此而已,我对她的了解停留在表面。当然也有一些部队的文学朋友向我介绍过文清丽,从大家的言谈中,我只知道她是一位很敬业的编辑,也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更是一名合格的军人。自从《广州文艺》的评奖后,我想我应该争取多读一些文清丽的小说。编这一期“名家侧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从几位作者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文清丽的善良和聪明,看到了她的文学情怀。我期待看到她朝着更高台阶的“弹跳”。

女,陕西长武人,198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鲁迅文学院第3届、第28届高研班(深造班),曾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家》《大家》等发表作品六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出版有散文集《瞳孔·湾·湖》《月子》《爱情总是背对着我》、小说集《纸梦》《回望青春》《我爱桃花》、长篇小说《爱情底片》、长篇非虚构《渭北一家人》。现供职于《解放军文艺》杂志社。

最近一个时期,我集中时间阅读了当代军旅女作家文清丽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尽管说对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也会有所涉猎,但在我看来,文清丽迄今为止用力最多、也最能代表其小说创作成就的,事实上也还是中篇小说这种文体。作为一位军旅作家,对军旅生活做真切的关注与表现,自然是文清丽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会涉及军旅生活,但作家对军旅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仍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耳中刀》一篇,尽管对军旅生活的关注表现并非小说的主旨所在,但其中对潜艇部队艰苦生活的表现读来却足以令人动容。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丁嘉树曾经有过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海军从军履历,所以,即使因病而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潜艇部队,但在与大学生王玗的交谈过程中,他仍然是三句话不离潜艇部队的生活。正因为他内心一直以潜艇兵的履历为自豪,所以,他才总是会以这样的一种口气来谈论潜艇上的生活:“他嘴一撇,说,你知道什么兵要求最高?潜艇兵,不但要求文化水平高,心理素质也要过关。男人嘛,当兵当然要当潜艇兵。”然而,只有在王玗跟随着丁嘉树真的来到潜艇上实地考察的时候,她才真正了解到潜艇兵的生活到底有多么艰苦,多么不容易:“在潜艇走路,只能猫着腰,艇内两侧管路密布、仪器设备林立。卫生间很矮小,因为潜艇排污容易暴露,每个人都要克服如厕次数,就得少喝水。我第一次见二十四小时刻度钟,官兵们靠它分辨时间。空气中永远有股刺鼻的汽油味,让人一刻钟都无法忍受。”“在航海期间,潜艇上的官兵们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和网络,长时间处于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巨大挑战。潜艇兵不光要忍受艇上的高强度工作,还要耐得住深海航行的寂寞。”

再比如《世界以痛吻我》一篇,虽然同样另有题旨,但通过杨队长的先进事迹,我们却还是可以对某军校的生活有一种直观的了解和把握:“杨老师是个好人,他是我们的队长。也就是你们要宣传的那个戴着大红花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年轻的上尉。他为了我们,打着点滴还来上课,我们家发洪水,他一个人就捐了一千块。故事集里的故事,还有大家的讲述都是真的。我们入学时,他体重足有八十公斤,为了把我们带好,他身先士卒,学英语、强体魄,嗨,硬是瘦到了七十公斤。整整瘦了二十斤。二十斤呢,得流多少汗呢?”就这样,在一个先进教员的形象被讲述出来的同时,军校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从侧面得到了真切的展示。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军旅生活的展示,在文清丽的小说创作中,一般都属于背景性的存在。与军旅生活的展示相比较,文清丽小说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特点,就是她的疾病书写。虽然不是所有的篇目都会涉及,但文清丽相当一部分小说中,不仅都涉及疾病书写,而且这些不同作品的主人公罹患的竟然是同一种病症,也即所谓的“多发性神经纤维瘤”。

《地球上的泪滴》中,这种病症的罹患者,是柳宛如姐姐家的孩子明明。《你的世界随我一起消失》中,纤维瘤这种病症的罹患者,乃是那位曾经出演过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话剧《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一角的话剧演员林子静。相比较而言,对“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这种病症进行了详细描述的,是那部《她骑着小桶飞走了》。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此种可怕病症的罹患者,乃是一家报社的名记者罗娜:“她为什么突然想自杀?具体日期?诱发原因?时间嘛,是八月二十三日晚,我离家时,是十点左右。回家时,十一点。诱发原因,肯定是病嘛。你想想,她那么心高气盛,怎么能忍受看不见也听不到这个残酷的事实。得病十三年了,怎么会忽然现在想死?你这个问题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分析她怕是感觉没好的希望了,还有怕更糟的将来。这病叫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多发性你懂得的,这个神经纤维瘤,就是说,凡有神经的地方,都可能长。现在瘤子长在了视神经和听神经上,看不到听不到,以后有可能影响四肢,怕就走不成了。手术?当然做过,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伽马刀手术,就因为这个手术,本来还能看到的右眼,彻底失明了。而且纤维瘤,你割一个,能长一串,就像土豆。挖一丛,出一堆。”依照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那位欧阳明教授的叙述,他曾经带着妻子四处寻医,结果却是一无所得。用医生的话说,这病连医疗条件相对发达的国外都没有办法对付。

另外一部与纤维瘤病症相关的作品,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过的那部《耳中刀》。只不过,与此前几部作品明确点出了纤维瘤有所不同,作家在《耳中刀》中,对相关病症的描写,简洁且充满了暗示性:“又来了,又来了,这话我已经能背了。接下来肯定说他当海军三十年,穿惊涛战海浪,多少回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提了副师,离开潜艇, *** 还没在机关坐稳,双眼呼啦一黑,就此人生故事戛然结束。”那么,丁嘉树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病症而致目盲,小说对此并没有做具体的交代。但是,如果联系文清丽的其他小说文本,我更愿意把丁嘉树所罹患的病症也理解为是那种曾经多次出现在文清丽笔端的纤维瘤。

虽然说在小说文本中进行疾病书写并不是多么不寻常的现象,但在不同的文本中让相关人物都罹患同一种病症,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那么,文清丽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笔端的这些职业身份不同的人们都罹患“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这种病症呢?尽管对文清丽的个人生存境况一无所知,但我思来想去,恐怕还是只能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文清丽的精神世界里,一定存在着某种姑且可以被命名为“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一种情结。或者是亲人,或者是要好的朋友,总之,在她周边关系特别密切的人群中,肯定不仅有人罹患此种病症,而且还深受此病症之苦。更进一步说,这种境况不仅严重地影响到了患者本人的生存与精神状况,而且也还在很大程度上波及文清丽本人。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在小说创作中绝对存在着类似于苏珊·桑塔格所极力强调的“疾病的隐喻”这种状况,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实情不是如同我们以上所分析的那种境况,那么,一个作家恐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翻来覆去地进行如此一种堪称“顽固”的疾病书写。也因此,尽管冒着极大的猜测落空的风险,但我还是愿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文清丽笔端多次重复出现的“纤维瘤”书写做出如上一种理解与判断。

关键的问题在于,文清丽的笔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疾病书写的层面上。或许与文清丽的女性身份有关,我们注意到,与疾病书写紧密缠绕在一起的,乃是作家对当下时代种种情感乱象的勘探与表现。首先引起关注的一点是,作为一种可怕的疾病,“纤维瘤”不仅会给患者带来生理层面上的痛苦,更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并改变他或她的心性。比如,那位曾经是一位出色话剧演员的林子静。身为漂亮女人,自然特别看重日常的服饰打扮。但这一切,却只因为疾病的缘故而被彻底改变:“衣服?香水?化妆品?都是她以前的超爱,可这些对她现在都没意义了。化妆品,一想到这,她的心像被尖利的冰锥戳般,一股股撕裂般的痛,弥漫进她全身的枝枝节节。她淡然地说,你买的我都喜欢。”当丈夫告诉她送给她的礼物,是她所喜欢的整整十张话剧珍藏本光碟的时候:“伤口上又好似撒了一层盐,揪心地痛。她强迫自己身子贴住丈夫递来的腰,说,真是贴心的礼物。”唯其因为这个时候的林子静已经处于目盲的状态,再怎么精美的话剧光碟也都无法正常观看,所以丈夫送的这一特别礼物才会特别刺痛她的内心。本来兴致勃勃地应邀去参加闺蜜的婚礼,结果却因为小孩童言无忌的一句话就悻悻而归。一句什么样的话呢?“阿姨,你好漂亮耶,比新娘子还漂亮。你能取下眼镜,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吗?一定很漂亮。老师说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皇帝的新衣》的小说细节。如果说那个著名童话中的小孩无意间指出了皇帝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这样一种事实存在,那么,这个小孩所无意间触动的,便是林子静在公众场合最想遮掩的目盲现实。一时气急败坏的她,之所以大失风度地拂袖而去,正是因为其因病目盲真相被无意间戳破的缘故。事实上,也正因为丈夫误以为林子静不仅目盲,而且也已经失聪,才会不管不顾地把一位女人悍然带回家来,毫无顾忌地在浴室的浴缸里 *** 。此处一个多少令人感到有点难以置信的细节,就是林子静既然疾恶如仇地眼里揉不下沙子,那她何以还能忍住冲动没有当场跳出来戳穿丈夫的背叛行径?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无可辩驳的显在事实是,在饱经“纤维瘤”病症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各种人事方面的严重折磨后,林子静终于不堪其辱地想要以上吊的方式使自己从此彻底成为“永远的尹雪艳”:“张爱玲为了成全一段俗世的爱情,毁了一座城,而我,一个瞎子,却屏蔽了整个世界,我就是那个永远的尹雪艳!林子静这么想着,取下睡衣上的腰带。”尽管说小说采用了一种开放性的结尾方式,关于林子静的自杀与否并没有做出具体的交代,但她的自杀行为本身也已经充分说明着她的情感世界被疾病严重扭曲。

与林子静行为多多少少带有“异曲同工”色彩的,是《她骑着小桶飞走了》中那位最终因病而自杀身亡的女记者罗娜。这是一篇叙述方式设定相对别致的中篇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欧阳明,乃是一位五十三岁的副教授。从头至尾皆是欧阳明面对一位美丽的女法官林雨蒙时的法庭陈述词。大约因为欧阳明的陈述过程特别真挚恳切的缘故,他竟然以这样的一篇法庭陈述词而最终赢得了女法官林雨蒙的芳心。更进一步说,欧阳明之所以会有如此一大篇法庭陈述词,乃因为妻子罗娜自杀身亡后,身为丈夫的他有着最大的杀人嫌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法庭陈述词又可以被看作是他自己的一份无罪辩护词。但请注意,在欧阳明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的同时,也颇为形象地描写刻画出了罗娜那早已被疾病扭曲了的精神状态。毫无疑问,罗娜的自杀,乃是因为不再能够继续忍受“纤维瘤”病症折磨的缘故。“欧阳明,你是个王八蛋,你说话不算话,你是个胆小鬼。她骂着,把被子盖得过了头,然后说,欧阳明,快来,把我闷死。记得你给我讲的迈克尔·哈内克导演的那个获奖影片《爱》吗?丈夫把瘫痪的妻子闷死了,就效此法。快,痛苦一下,就全解脱了。”正因为电影中的那个丈夫对妻子充满了真切的爱,实在不忍心再让瘫痪的妻子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才痛定思痛地闷死了自己的妻子。以如此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男女之间的深爱,正是迈克尔·哈内克《爱》的思想艺术之真谛所在。罗娜或者欧阳明之所以要专门提及这部获奖电影名作,在强调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同时,其实也明显暗示着小说故事未来的一种死亡结局走向。面对妻子的自杀身亡,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欧阳明,曾经做出过这样一种冷静的分析:“我不可能害她,但我有罪。真的,我请求你们逮捕我。事发后,我写了好多天,她之所以自杀,而且是三次,一、我对她照顾不周,没有设身处地地与她心灵沟通。两次自杀,说明她已精神崩溃,我竟以为只要陪着她,让她安全,即可。我应让她学盲文,应让她跟朋友们交往。二、她一定觉察到我有婚外情了。三、儿子对她的冷漠。”一位本来无罪可言的丈夫,竟然以如此一种自遣的方式自认有罪。很大程度上,这或许也正是他最终能够赢得女法官林雨蒙芳心的奥妙所在。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惨遭这么多年疾病的痛苦折磨之后,罗娜的精神世界的确已经严重扭曲。这一点,在她自杀前一种明显变态的 *** 行为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一个特别温文尔雅的名记者,突然间在床上变得十分癫狂,所强烈映射出的,正是其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严重失衡。某种意义上,这位罹患“纤维瘤”病症的女主人公的自杀身亡,正是其精神世界失衡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与以上两部作品相比较,情感世界的描摹上更具复杂色彩的,乃是那部由多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组合完成的中篇小说《耳中刀》。身为一名副师职的海军大校,不仅不期然间罹患重病,而且还因此而双目失明后被迫退役在家,丁嘉树精神世界的严重失衡,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妻子寒烟产生各种猜忌心理:“是不是这样你就借口不回家了?你想飞就飞到哪个野鸡窝了?他腾地丢开我的手,站了起来。”寒烟之所以要雇佣女大学生王玗专门到家里来照顾丁嘉树,正是因为丈夫心态严重失衡的缘故。但身为妻子的寒烟,根本就没有料想到,女大学生王玗的到来,到最后竟然差一点导致鸠占鹊巢的不堪后果。原本以为丁嘉树和王玗之间会有难以逾越的年龄代沟,没想到,到头来,因为王玗强力协助丁嘉树进行小说创作的缘故,他们俩竟然达成了相当深厚的情意。如此一种深厚情意,在被充满醋意的寒烟察觉到之后,自然会遭到强力排斥。而排斥的直接结果,就是王玗的被迫去职。到了这种时候,精神失衡的反倒是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寒烟自己了:“过去他嘴里动不动就是潜艇,现在他一张口,就随身携带着要写的书和王玗。魔鬼王玗。”“魔鬼王玗”一句,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寒烟对王玗的那种极端厌恶之情。面对着如此一种情形,寒烟一时之间陷入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他爱上了别的女人,我离开他,不正是机会吗?可为什么如此的难受?难道是小姑娘的爱,使我发现了他潜在的价值?还是我潜意识有一种优越感,不容许别人对自己东西的占有?我跟嘉树多年生活。虽谈不上如胶似漆,却也相敬如宾。”虽然文字看似简洁,但文清丽所实际写出的,却是几层不同的情感关系。其一,在丁嘉树患病后,已经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妻子寒烟,因为不可言说的某种厌弃心理,曾经明确产生过想要离弃他的念头。其二,虽然已经对丁嘉树有所厌弃,一旦发现王玗与他情感密切,马上生出强烈的不适感,感觉特别难受,说明寒烟内心深处也还残存着对丈夫的爱。其三,某种程度上,寒烟的这种复杂心态,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夫妻之爱,骨子里更是一种自己之物不容他人置喙的极端自私心态。既然曾经属于过自己,那即使自己已经不复再爱,但也绝不容许被他人比如王玗所拥有。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复杂心态的主导下,寒烟才以女主人的身份对王玗下了逐客令,并致使丈夫丁嘉树再度陷入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

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是在那些并没有涉及疾病书写的中篇小说中,文清丽也一样有着对于各种情感乱象的关注与表现。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那篇多少带有一点游戏色彩的《黑处有什么》。故事的起因,是一部名为《完美陌生人》的意大利电影。电影“讲的是一帮好朋友聚会,不知谁提议说,大家都把手机放一边,打开扬声器,看一会儿有谁打电话。”就这样,借助于扬声器被打开后的这若干部手机,这些在场者各自隐藏的人性秘密渐次被揭露了出来:“有人秘密一爆出,马上就有人站在道德高度苛责。下一秒,自己的秘密爆出,立刻理亏。这就是人性。火没烧到自己身上时,永远带着看客一般的心情,来看待别人的痛苦,哪怕是自己的朋友。剧情一步一反转,上一秒还是受害者,转眼也成了出轨者。”专业作家江诗雨和记者柳一然这一对闺蜜,那带有突出人性实验色彩的“试夫”行为,正是受这部电影直接启示的结果。所谓“试夫”,就是旨在考验她们各自丈夫爱情忠贞程度的一种人性实验。具体来说,也就是柳一然出人意料地对江诗雨提出了一个颇有几分“荒唐”的建议:“诗雨,我刚冒出一个念头,你敢不敢跟我做个试验?比如咱们分别给对方老公打个电话,说咱们醉了,让他们来接。看会发生什么事,搞不好,比你那个电影还精彩。”尽管柳一然的建议遭到了江诗雨的坚决反对,但她到最后还是敌不过柳一然的执拗。一场颇有几分“荒唐”的人性实验,就此而拉开帷幕。那么,考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考验结果是:两个男人对妻子的闺蜜都上心,即便口碑不错的陈之永,也是先答应了,才请示老婆的。两个女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但这却究竟只是考验的开始,更严重的不堪后果还在后边。首先是江诗雨强烈怀疑丈夫与柳一然因了那一夜的故事已经情感出轨:“走到阳台,她再一次确定丈夫已经有外遇了,一定是跟柳一然,理由有三:一、阳台上衣服丈夫收了,都叠了,可是自己的内衣却孤独地在那挂着。二、一上午,柳一然一个电话也没打。三、顶顶重要的,一男一女竟然从十点一直待到一点,三个小时呀,而且是夜半无人私语时。”尽管只是并无事实根据的逻辑推理,但一贯以直觉行事的江诗雨却坚信自己的判断无误。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心理逻辑的强劲支撑下,江诗雨才终于迈出了与柳一然丈夫陈之永的出轨脚步。尽管到了小说结尾处,陈之永发来短信强调另外两位参加这场人性实验者也同样处于出轨的状态,但实际上,这条短信内容真实与否,却难以得到切实的证明。一方面,是短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另一方面,江诗雨与陈之永的偷情不仅是确凿的事实,而且在出轨后,最起码是江诗雨自己,产生了强烈罪感的她,其实一直处于某种情感的煎熬状态之中。黑处有什么?经过这样一番带有明显假定性的人性实验,作家最终证明人性的确经不起试验。借助于这场人性实验,文清丽所勘探出的,其实是当下时代一种普遍的情感乱象。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将重新回到前面提及过的中篇《地球上的泪滴》。只不过,当我们重新提及这部作品的时候,关注点已经从那位罹患“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明明转移到了另外一位名叫民子的人物身上。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位民子乃是一个脑袋不灵醒的人物。小说开始的时候,这位民子已经因为暗中偷看嫂子洗澡而被送进了养老院。这样,也就有了柳宛如专门探望民子的故事发生。事实上,也正是在探望民子,以及后来把民子接出养老院来的短暂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细节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在养老院里,民子对其他人的关心:“姐取标签时,民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拍拍这个老头的肩,一会儿拍拍那个老头的头,还把柳宛如她们带给他的香蕉和猕猴桃一一分给大家。给那个坐轮椅的人时,他学着柳宛如的样子,剥开皮,说,吃,香,软和。”另一个细节则是,当明明坐在地上大闹不止的时候,最终出面与他友好相处并安抚他狂躁情绪的,竟然是这位脑子不灵醒的民子,民子是谁?民子不过是一个在正常人看来的脑子不灵醒者。但就是如此一位不灵醒者,却既可以呵护养老院里的一众人群,又可以与身患恶疾的明明交朋友。也因此,在我个人的一种理解中,文清丽对民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发现与塑造,其实是别有寄托的。民子这一形象的出现,其实很明显地昭示着一种救赎的希望。

最后,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是文清丽的中篇小说《姑姑艳传》。这部中篇小说的引人注目,首先在于,作家自己在另外一部名为《黄金时代》的作品中,曾经以“元小说”的方式专门提到过这篇小说:“《姑姑艳传》:这个小说很陌生,是你写的吗?太让我吃惊了,笔力越来越老辣。不过,有句诗引错了。你丈夫不懂文学,估计看了,也指不出问题。但如果你给我看,我会让你的小说能达到九十分。现在八十分的稿子,发到省级刊物,我觉有些可惜了。”请注意,作家是巧妙地借助于作家刘清扬当年的初恋情人小纳博之口,讲述以上这段话语的。但不管作家如何使用障眼法,其中一种夫子自道意味的存在,自然无可置疑。最起码,对于《姑姑艳传》这部作品,文清丽自己的满意程度较高,乃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结合作家如此的自我评价,在我看来,《姑姑艳传》应该被看作文清丽迄今为止思想艺术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姑姑艳传》思想艺术的成功,首先体现在叙述方式的特别设定上。虽然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早已司空见惯,但将叙述者“我”设定为一个自身都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女性,却也给小说写作明显增加了难度。小说开始时,这位名叫粉妮的叙述者,还只是一个不通人事的懵懂少年。虽然她在懵懵懂懂中已经可以感觉到父母对姑姑态度的判然有别,感觉到因为海军姑父的不幸亡故而重新回到哥嫂身边讨生活的姑姑处境的尴尬与艰难,但身为孩童的她,却根本就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等到后来,姑姑他们因故来到三亚的时候,粉妮已经是海军的现役军人了。也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拿捏把握好相应的分寸与尺度,也就构成了对文清丽最大的考验。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如此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成功设定,作家方才刻画塑造出了姑姑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现代女性形象。

青年时代的姑姑,曾经因为嫁给情投意合的海军军人丈夫而享受过一段幸福的生活。没想到,这个军人丈夫却因为手扶拖拉机的意外事故而不幸死亡。丈夫去世后,寡居的姑姑被迫回到了哥嫂身边勉强讨生活。既如此,她经常遭受嫂子的冷遇,也就自在情理之中。生存如此艰难的姑姑,到最后,万般无奈地被迫嫁给那位名叫张文正的矿工。既然姑姑的再次出嫁十分勉强,那她因此而生出的情感与精神痛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因此,姑姑后来提出离婚,也就可以被理解了。没想到的是,矿工姑父竟然不同意姑姑的离婚请求。如此一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处于情感困境中的姑姑,竟然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一个名叫尚明玉的男人,并因此而招致了简直就是满城风雨一般的流言蜚语。用粉妮那位刁钻的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哎呀呀,你跟你妈说不清,跟旁人就能说得清?你不知道你姑是个什么货色,在咱们全县都出名了,破鞋,烂货。你知道吧,见了男人眼睛就放光,像猫眼睛一样,多少女人恨不能把她生吃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现代性不够充分的现实社会里,如同姑姑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遭受非议,一点都不意外。虽然到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已经了解到一往情深的姑姑所托非人,但她这样一种勇敢追求自身情感幸福的大无畏精神,却依然应该赢得我们足够的认同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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