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文集第二卷》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本报之使命为何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 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 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解放日报是啥时候出版的

经查证资料确定：《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与呼》与《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是同一篇文章

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与呼

张骏/周楠 ? ?

2011年09月20日10:59来源：《解放日报》 ?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频道 截图：

附原文：

辛亥百年。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钩沉中，我们试图从一个并不为人熟悉的视角：上海报业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来做一点小小的探究，寻找由种种细节所构成的历史必然。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从踏上“振兴中华”的革命征途，便十分重视新闻舆论。而占据当时中国报业半壁江山的上海报业，尤其是其中的革命派报纸，也在辛亥革命前后纷纷追随孙中山行踪，广泛传播其革命思想，让民族、民权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辛亥百年之际，记者就此采访多位专家学者。他们的观点一致：上海作为舆论重镇，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对于孙中山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进一步完善了革命理论，并鼓动起大批的革命追随者，这些均成为辛亥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革命准备期：宣扬孙中山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正彷徨无计间，傍晚而梦坡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曰：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余大喜过望。

——章士钊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回忆1903年《苏报》转向革命宣传的过程

孙中山在海外时，经常“课余写稿投港、沪各报刊，鼓吹改造中国政治”。1905年，《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在东京创立，孙中山写下发刊词，明确革命报刊要作为“舆论之母”，应通过“斟时弊以立言”，成为“缮群”——即革命报纸要通过正确的舆论鼓吹，努力将体现时代精神的革命学说与理想灌输到群众的心中，使之成为群众投身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

与之遥相呼应，上海报业也在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内设同盟会机关，办《竞业旬刊》宣传革命，并负责《民报》、《复报》等革命刊物的发行。

而在此前两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1903年6月9日晚上，一向忠厚老实、思想也不算激进的《苏报》老板陈范（字梦坡），兴冲冲地找到报社新聘的主笔章士钊，让他放手去干，表示完全支持激进的革命宣传。就在这天早上，陈范还曾满脸愁容来见章士钊，表示《苏报》言论再这么肆无忌惮，恐怕自取灭亡。一天之内，陈范态度发生180度变化，章士钊自是“大喜过望”，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才有陈范“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的说法。

什么原因促使陈范对革命态度的变化？原来，那天陈范在张园遇到了“孙中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敏在《苏报案研究》中引述马叙伦的回忆，张园集会，此人“跃而登台，演说之时，创言主战，自鸣当毁家纾难，并有徒可召而集者数千人”。当时去听演说的陈范注意到了这个非常人物，有意无意与他接近，这位陌生人还告诉陈范，“刘宝恒”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身份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此番“秘密返国、策动革命”。

自此，原本以社会新闻、市井消息为主的《苏报》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文，积极宣传鼓动革命，引起清政府恐慌，不到一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因刊登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苏报》馆被查封，邹容、章太炎被捕）。事后查明，陈范遇到的所谓“孙中山”，实为镇江人钱宝仁。

“《苏报》的激进，归结于章士钊的放胆；章士钊的放胆，归结于陈范的放手；而陈范的放手，归结于‘孙中山’的壮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陈范接触的“孙中山”虽是假的，但他对孙中山的崇拜是真的，孙中山在上海的影响也是真的。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上海的革命大潮。

若说陈范只是无意卷入革命浪潮，此后同盟会系的《神州日报》等则更加自觉地宣传孙中山思想，不遗余力让民族和民权思想在君主专制氛围下得以扩张。革命派还通过报纸警醒国人“即今不急思兴起，此后内威外辱日迫年急，将无复振作之余地矣”。

《民立报》创于武昌起义前一年，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提倡培植“国民独立之思想”，辅助“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民立报》在辛亥时期密切结合时局的变化，对共和政体和秩序多有探讨，对提倡共和的民间社团多有报道，深入人心，激荡心弦。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情是由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富于刺激性的材料。”

武昌起义后：热盼孙中山归国当“总统”

此间舆论已主张一种主义，谓将来中国必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

——1911年10月16日《民立报》刊载《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

武昌起义后，时隔6天，《民立报》就报道了西方对于中国事变的看法，并借外电之口提出“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

在武昌首义后短短两个月内，上海共有30多种小型报纸创刊。这些报纸宣传、报道各地起义，也格外关注孙中山的行踪。甚至一些商业报纸、立宪派政治背景的报纸等，也纷纷转变立场，在革命浪潮和民心向背的推动下，开始“易帜”。孙中山同上海新闻界的不解之缘，自此更为紧密。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讯息，准备从海外返国，于1911年11月29日发表《致上海〈民立报〉电》，详细披露自己的返国行程：“冬月初二可到香港……”第二天，《民立报》立即在醒目位置刊发此电，稳定人心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1年12月24日，闻悉孙中山由海外抵上海，《民立报》刊载《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盛赞孙中山“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并衷心祝愿孙中山“为国珍重，是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尤祝先生以屡年经历，指导同胞为种种建设之准备”。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元隆认为，当时这些言论，明确表达了上海报界对孙中山的热切期望。

次日，孙中山刚抵上海，便分别向《民立报》记者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大陆报》主笔发表谈话，详细介绍了自己“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的过程，及建国的打算与理想。通过上海报纸，很快将筹组中华民国的消息传播到国内外。

孙中山在沪数日内撰写的信札、函电乃至向各界的谈话和演说，都及时刊发于?《民立报》、《天铎报》和《时报》等申城各报，其中尤其是《致袁世凯电》、《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复南京各省代表电》等，都对筹组中华民国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孙中山甚至明确表示：“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短短几天的密切交往，使孙中山同上海报界结下了深厚情谊。

这些消息，通过电讯、报刊，迅速向全国各地发散传播，有力地助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月31日，孙中山为《民立报》题写了四个大字——“戮力同心”。解放日报原高级编辑丁凤麟对此评价说：“中山先生与上海报界之间休戚与共之情，在此一览无余。”

1912年：传播临时大总统的重要政见

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它言论，亦与之同化。

——孙中山1912年4月16日在上海?《民立报》的致辞

今天的我们也许想不到，1912年1月1日至4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发布的政令、通电、演说乃至信札、佚话等，大多是通过上海多家报纸及时公诸于世的。

丁凤麟曾粗略统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仅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内，便收录《民立报》刊发孙中山文电达30篇；《天铎报》刊发9篇，《时报》刊发1篇。此外，《孙中山集外集》中，还补录在这3个月内，上海的《民立报》、《申报》、《天铎报》与《时报》刊发的孙大总统文电、谈话、委任状等达32件之多，“这就有力证实，上海报纸成为当年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之外，存录孙大总统执政史料的主要载体，也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上海报界对辛亥革命宣传的尽心尽力，成效卓著。”

这一点，也在孙大总统于1912年3月1日颁给《天铎报》的“旌义状”文中，得到佐证：“《天铎报》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应发给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阙义。此旌。”“宣传大义，不遗余力”八个大字，情真意切，既是对《天铎报》的褒扬，更是对上海报界宣传革命的充分肯定和由衷赞许。

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的十多年里，孙中山依旧同上海报业关系密切，荣辱与共、心心相印。1912年4月4日，他刚辞职，立即发表“在上海答记者问”，表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就是说，民国初建，当时的中山先生以为民族、民权两大主义已基本实现，今后主要为民生主义而奋斗了。而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参观《民立报》时的致辞中，所阐述的“作中流之砥柱”，使革命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等值得珍视的言论，则透出他对报业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的肯定，对报纸从业人员的厚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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