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文集第二卷》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2]，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 [1]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2]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双拥工作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双拥”运动在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史上一项崭新的创造，谱写了一曲军政民团结一心、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恢弘交响曲。
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对抗日军人及家属实行优待：免纳边区一切捐税；住公房免缴租金；公家商店购货享受1%的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费用；因伤病修养，费用由公家供给，缺乏劳动力，由边区人民代耕等。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二十五条庄严地将“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写入边区的这部大法之中。同年12月1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决议》要求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和民众增强对八路军的爱护，充分保障八路军粮食和被褥的供给，坚决正确执行优待抗属条例；同时还要求边区部队加强纪律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积极帮助地方进行生产劳动和文化、卫生运动，建立军民联系制度等。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提出“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第三条），“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第四条），并于翌年1月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签署施行。 由于边区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国民党当局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拥军观念在不少干部和群众中逐渐淡薄，片面考虑自身困难，对军队的支持援助相对减少，优抗工作也有所松懈，甚至被动应付和埋怨军队。军队方面也出现不尊重地方，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个别同志的军阀主义倾向、本位主义观念依然存在。
为了增进军政民之间的团结，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军政民各方以整风的精神，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措施。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要在全党中说明，假如军队削弱，假如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任务。”“在军队本身、则应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靠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深刻阐述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加强彼此间的团结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严格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开展一个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简称拥政爱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拥军优抗）的运动。
1943年，新年伊始，边区政府便颁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各级政府充分认识拥军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并定期进行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给予批评、指责和惩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元月15日《解放日报》上撰文《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联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同时宣布边区政府把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定为百年区的拥军运动月，随后边区政府还发布了《拥军月具体办法》，掀起了新的拥军高潮。
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并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揭开拥政爱民运动新的一页。这些文件和专论的发表，确定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成为“双拥”运动成熟完善的正式标志。边区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法规，如《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优待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暂行办法》、《边区动员潜逃及逾期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边区优恤优待条例》等，边区政府委员会还在通过的《简政实施纲要》中具体规定了拥军工作的5条方针，并通过了《加强荣誉工作案》，使这项运动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双拥”运动日趋深化。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的指示。他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军性热烈的劳军运动。”同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双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3年春节前后，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普遍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分别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驻军代表参加，开展自我批评。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将62300余元（边币）慰劳金，送给延安驻军、干部医院、休养所、抗日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2月，林伯渠主席率慰问团来到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驻地南泥湾劳军，受到王震旅长和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该旅特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军事表演。在慰问部队的同时，各地、各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慰问抗属。如送贺年钱、贺年物，举行抗属、退伍军人联欢会，邀请抗属会餐等，据延安等9县统计，1943年慰问抗属的现金、物品折价达103000余元（边币）。边区各部队认真开展了拥政爱民教育，采用各种会议主动进行了自我思想检讨与反省。普遍进行登记旧案工作，清理过去军政民关系上的案件，发现有损害政府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即坚决予以赔偿、退还、道歉。举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军队努力增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并热情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经济，解决日常生活困难，训练民兵，自觉维护和执行政府法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军民关系日益密切。
1944年，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好转和边区各项工作长足进步，“双拥”运动也如火如荼。元旦，西北局发出《关于拥军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要求更加深入地开展“双拥”运动，使之“更加成为部队中和广大人民中真正的自觉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上，朱德总司令员发表“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讲话。6日，《解放日报》发表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 抗战胜利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边区的“双拥”运动也转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6年1月8日，西北局发出《关于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指示》，强调军民更加团结，同心协力，消灭敌人，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此次拥军月活动成了当年区政府进行自卫战争动员的重要环节。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和彭德怀号召全边区60多万名青壮年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滴血”的精神参军参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人民由此掀起参军参战热潮。
据统计，从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共有50705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另有1.4万余人加入我地方干部队伍。边区人民还竭尽所能，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至1949年，边区人民动员支前单担21708副，支前民工总工数11772432个，支前畜力总工数1746326个，运输车辆工数487751个，各界妇女共做军鞋929000多双。“双拥”运动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转战陕北的烽火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军民关系进一步加强，鱼水之情更浓。
1949年后伴随着人民军队向全国的胜利进军，“双拥”运动也以日益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发扬光大起来。

“爱国卫生运动”口号是谁提出来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
爱国卫生运动
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开展全地区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编辑本段运动进展1949年1949年，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推动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党中央肯定了这
爱国卫生运动
个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此同时，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毛泽东同志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参与，而且受到国际上的赞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9-1952年在1949-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在抗美援朝，粉碎美帝细菌战争期间，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953-1966年在1953-1966年，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当时政务院发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着重抓好城市厂矿，并把突击活动与经常保洁结合起来。随着工作的开展，不少厂矿建立了清洁对，卫生扫除日等各种制度；保持车间、居室、食堂、厕所的内、外环境清洁整齐，从而使职工患病率逐渐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生产任务的发展。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一个通知说：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将麻雀定为“害鸟”，是爱国卫生运动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不过“除四害”活动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1]
196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除四害”讲卫生列入“纲要”的内容。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同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城乡清除了大量的垃圾、污物。“四害”大大减少，面貌焕然一新。

党中央在1960年发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在1960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又重点介绍、推广了山西秸山县、广东佛山市两个改造旧农村、旧城市卫生面貌的先进典型经验。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1966-1976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卫生防保，包括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其办事机构被撤并，人员有的被裁减，有的被改行；有些工作被迫处于停顿状态，致使许多城乡的卫生面貌开始恶化，疫情回升。此种现象反映到党中央，当时，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亲自组织指导防疫队和支援西北地区的巡回医疗队，控制传染病流行，改善缺医少药和不卫生的状况。这个时期，各地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卫生科学知识宣传，努力改善环境卫生面貌。在农村，解决好管水和粪这两个基本问题，改造环境卫生条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并概括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两管、五改”已成为组织指导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
1978-1995年1978-1995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把卫生运动切实领导起来。同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以及其后在内蒙赤峰市、黑龙江哈尔滨市、山西晋城县分别召开的城市和农村卫生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他们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门前三包”（卫生、秩序、绿化）、“四自一联”（自修门前路、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自搞门前绿化，统一规划联合集资）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87年2月，中央爱卫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9部门发出《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仪》，经中央领导同意，把每年3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主要内容是“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卫生是突破口。各地区、各单位的爱国卫生运动，都做出新的成绩。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多年来，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社会不卫生习惯和环境作斗争，为改善和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活动，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的卫生质量有所提高，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的环境。

1980年我国政府决定参加由联合国第35届大会发起的《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多年来，在“政府领导，部门支持，民办公助，多方集资”的方针指导下，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改水，大力兴建农村自来水。至1995年底全国改水受益人口达79873.92万，占农村人口的97.03%；其中43.51%的农村人口吃上了自来水。对预防疾病，保障健康，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都发样了积极作用。

农村改厕，难度更大。当时确定改厕工作要抓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逐步推进，同时要求，改厕要与改水相结合；和解决能源相结合；与血吸虫病相结合；与扶贫奔小康相结合。以上几个相结合，工作开展起来就相当有力。用这些办法，在河南省1994年新增改厕122万个，累计数突破500万个湖北、江苏等地农村改厕进展也很快。

三三制的三个主要人员是谁？

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分子。

三三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

对于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三三制的规定，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为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治机关，规定基层政权的成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变通。这一制度对团结抗日、推动全国的民主化，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扩展资料：

“三三制”的由来：

1940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完成征粮工作中，为了达到改进和创新征粮工作的方式方法，乡政府提出用民选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1名代表。

在全乡选出的由27名代表组成的征粮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只有9人，其余18人均系非党人士。这些非党人士中有富裕户和绅士。征粮委员会在延安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工作团的领导与帮助下，充分发扬民主，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宣传解释和动员工作，精确调查统计，积极组织粮食入仓。

全乡原定340石公粮的计划，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超额了11石。全乡各界人民都认为这年公粮出得公平、出得愿意。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充分肯定了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的新鲜经验，并号召在边区各地推广运用。

毛泽东对这个经验很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士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这是最早出现的“三三制”提法。

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原则提出后，首先在边区的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富县等新区试行。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经过民主选举，分别建立了乡县两级的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许多有名望的绅士被选为参议员。

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一文中曾这样评价：“绥德、陇东等地实行‘三三制’因为最早，并且创造了有益的经验，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试验区。”

李鼎铭当时也不无感慨地说：辛亥革命至今29年，29年来号称民国，但回头想一想，人民获得了什么民主权利？今天边区政府真正给予人民以抗日的民主权利，使大家有了参政的机会。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发表《团结到底》一文，进一步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详细地研究了延安各地征粮委员会组织，及根据绥德、陇东、富县各地参议会的经验，认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

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五条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

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三三制”选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隆重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这次参议会的工作方针。

大会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边区施政纲领的决议，并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等人选。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为：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

由于在包括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名，超过“三三制”的要求，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至此，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正式确立。

——三三制

人民网——“三三制”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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