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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文集第二卷》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七里香 2023-07-22 01:54:32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1]、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2]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3]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4],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5]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李仙洲(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3]这里所说的叶挺、陈毅、刘少奇的职务是指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职。这个总指挥部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指挥的指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 [4]指蒋介石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5]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见本卷第310-314页。

周恩来为何一再给蒋介石写亲笔信?(下)

文/徐忠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7月21日,周恩来等人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

势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这才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

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显现。

1939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一个大党的大事。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并严正要求蒋介石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严重问题。对此,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

1月21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应做明确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又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

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25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该信分为五个层次。

前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开头说明:“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到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

第二个层次严正指出:“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

第三个层次是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共真相:“然反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规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亲批亲示者,亦复迁移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莫由得释……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带的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此类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个层次再次说明中共相忍为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诚态度及对国民党错误政策与言行的批评:“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采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与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第五个层次是明确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的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信的最后敦促蒋介石:“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望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周恩来这封信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劝蒋”“逼蒋”的忠告,实际上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对倒退、制止摩擦而回击蒋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笔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特别是在这次全会上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时隔不久,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连续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础上,国民党顽固派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反击,并在粉碎各地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顾全抗战大局,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定各自驻军区域、继续合作抗战的协议。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国民党军包围截击新四军,周恩来紧急致信给蒋介石,强烈而又严正地要求他“迅令国军立即停止攻击新四军”!

信的一开头就严正指出蒋介石玩两面派手法造成“围剿”新四军的严重局势:“顷接张委员淮南兄转告钧意,莫名感奋。唯新四军此次遵命北移,几经磋商,始克就道。部队中虽以饷弹两缺,行有难色,但叶、项正副军长坚持北进原议,故遂有本月支夜扫数出发之举。不图大军甫发,道经茂林附近,便受友军包围,激战至今,犹未停止。”

这里“莫名感奋”是指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12月25日(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四周年纪念日),邀请周恩来面谈这件事。

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所说:“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他一开始就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话头一转,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最后他软中带硬地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

针对蒋介石的谈话,周恩来立即在第二天发电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

周恩来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看得很透。这次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发电告诉叶挺和项英:“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无为以东北渡为宜。”而蒋介石正如周恩来所料,在会见周恩来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周恩来在信中紧急而又严厉地要求他:“伏念北移既为定议,则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应视敌情如何而定。现直接北渡之路久断,而宁国、茂林所处境地亦只有转向东北,取道苏南过江为便。设其附近友军仍不容假道东进,且以歼灭之为快,则该军北上无路,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果如是,不仅无以负钧座爱护盛意,且江南糜烂势必影响江北。瞻望前途,曷胜忧虑。爰再专函上达,务恳钧座迅令新四军周围部队立即停止攻击,并让出道路,以便该军转入苏南过江。务使此一隅之变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碍大局,诚不胜企求之至。”

紧接着这封信发出后,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处境危急、损失惨重的情况时,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后又直接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接着又发抗议电,要求蒋介石“严令江南各军立即停战,让出新四军北移道路”。但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手应允已“令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一面指挥“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

经过七昼夜血战,被包围的9000余名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遇难。这样一来,蒋介石“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反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三个省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果”。

全国团结抗日的大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介石不接受周恩来多次的忠言“劝”“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全文完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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