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文集第二卷》研究沦陷区

研究沦陷区[1](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根据一九三九年解放社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杜甫在中国上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鼓荡人心，为杜甫研究开辟出新的境界。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的演讲《情圣杜甫》针对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首开以西方文论中的“真善美”标准论杜的风气，并封杜甫“情圣”的徽号——包括情感内容的丰富、真实、深刻性与表情方法的极精熟、鞭辟入里。杜诗“价值最大者”在于以“半写实派”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讴歌出时代心理”；即使是“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有真美”(1)。接下来用“真善美”、“写实主义”评论杜诗的是胡适、苏雪林、吴经熊等人。胡氏在其《白话文学史》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安史之乱是“呼号愁苦的文学”、“痛定思痛的文学”的时代，这正是杜甫“问题诗”——“表现人生”，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产生的土壤。所以他在同书《李白章》的最后说：“杜甫是我们的诗人。”离乱中杜诗的风格更趋于真实深沉、平实忠厚。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将“多用白话”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但未免失之偏颇。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用来消愁遣闷”的观点，尤为后人不取。苏氏《唐诗概论》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她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与“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入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不同，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严肃地沈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杜诗不仅是“诗史”，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与“诙谐趣味的流露”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吴氏《杜甫论》也高度评价了杜诗真、善、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他的《杜甫》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2)后来由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中记述了闻一多对杜甫这样的看法：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可谓灼见!朱自清《诗多义举例》以多义分析的方法评析杜诗，能够解决由毛公《诗传》而来的“比兴派”与由南宋而来的“评点派”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引起注杜解杜者足够的重视。
(二)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1)。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一《解放日报》上刊载了焕南的《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翦伯赞《杜甫研究》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1)。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1)。对杜甫的思想研究，由于时代的刺激，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的贡献。而在诗歌创作上，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1)。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评李杜诗》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与“豁达”的差异(1)。
另外，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主旨在告诫后生、少陵论诗谈艺之作、不尽论诗亦论文诸说，探讨了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多次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1)。罗庸《少陵诗论》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神”的质素是“性情”。进而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与罗文相类似，金启华《杜甫诗论》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诗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详细考辨，征引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3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出自 陈寅恪的那本书？

《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的学生汪篯带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寅恪先生北上，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汪篯当时亦建议陈老接受此职，陈老听后励声呵斥：你不是我的学生。最后，还是由陈老口述，汪先生执笔，写下了这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体现了陈先生独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扩展资料：

1、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2、《对科学院的答复》内容节选：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参考资料：_陈寅恪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哪些？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草草地埋葬于九曲丛祠旁。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桔子树。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墓，追寻岳飞初葬地，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坊旁，找到了最初的岳坟。1876年(光绪二年)，在这里修建“忠显庙”，杭人俗呼为“老岳庙”。岳飞死后二十年，即1162年6月(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宋孝宗赵*继位，七月下令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明朝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人民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抗倭斗争。指挥这场斗争的就是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戚继光是山东莱芜人，1528年11月12日出生于将门家庭。他自幼立志从戎，酷爱军事，中过武举。1553年，他被派往山东担负从海上防倭的重任，后来又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到浙江以后，他积极组织新军，进行严格训练，取得了慈溪、台州大捷，全歼了侵犯浙江的倭寇。后来，倭寇到福建沿海骚扰，戚继光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抗倭前线。他率领军队插进倭寇的大营，乘敌人不备，把倭寇全部消灭。从1562年至1566年，戚继光和俞大猷一起，率领军队肃清了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的倭寇。1567年，由于北边鞑靼南犯，戚继光被调到北方训练边兵，前后共有16年的时间，不仅使边地出现了太平景象，而且使都城北京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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