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文集第三卷》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 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 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综合起来看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经订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现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们看奇怪不奇怪呢 他们都异常狼狈地在拼命指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2]中，例如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顽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绝本国共产党加入该党，现在却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现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统一，以便有力地迅速地打败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中的顽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借口，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说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议论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3]，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　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根据《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提出很大的疑问。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
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
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1937年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作为欧洲国家的党的领导人，继承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一直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以免国共合作后党会出现迷失政治方向，最终被蒋介石欺骗、瓦解的严重情况。
1937年10月10日，在确定了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王明等人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等乘苏联飞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可以肯定，毛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领导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十天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了。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王明的为人和作风，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欢的。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已经有自己的领袖，就是朱德、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 1943 年12 月22 日毛泽东（亲启）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 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
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1943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
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季〔米特洛夫〕

关于冷战的独特看法

冷战起源刍议——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霜木

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 期

提要：" 冷战" 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战后世界历史，它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
的一面，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应该说" 冷和平" 或" 核和平" 可能更贴近于
现实。冷战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方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
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起着根本作用。

在东西方对峙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
因素。

世界各国都已公认，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及氛围至今仍未彻底
消散，并且争论半个世纪的所谓冷战问题再度沸沸扬扬，几乎成为热点1.对于人类
社会一段正常历史的这种近乎不正常的反应，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和认真反思。

而对" 冷战" 用语本身及冷战起源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则是最基本的课题。?

一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冷战" 这一产生于西方的称谓，随
着冷战的结束而输入东方并为所有国家所认可、使用，至今几乎成为毫无异议的约
定俗成的称谓。然而，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得当，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⒇对于二战后首先使用" 冷战" 一词的第一人尽管尚无一致说法2 ，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厌恶战争、向往和平是战后民
众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心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减弱和结束。

为了概括或渲染这种大国之间潜在的争夺，敏感、善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人物或
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抑或其他某些人，创造了" 冷战" 这一用语。最初这一具有
某种色彩的用语对于战后世界战争具有某种警示作用，反映了对战后局势发展的普
遍担忧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们要求并珍惜和平、厌恶和预防战争的普遍
心理。

不过，" 冷战" 这一曾被历史埋没，二战后被赋予新涵义的用语，并非科学严
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 冷战" 在理论和逻辑上不科学、
不严密，实际上也不能反映当时大国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且，具有一定的负面
效应。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依存的：和平中潜伏着战争，战争促成和平。然而，它们
又是两个截然不同而对立的范畴和现象。它们之间是排它的，非此即彼。两者之间
存在模糊甚至胶着的现象：和平状态下的局势紧张、武装对峙，乃至战争期间的近
乎和平的休战、停战等。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是清晰而毫不含混的：无战争即是
和平。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而转为战争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来看，和平是较长期的现象，而战争是相对短暂的和平间的插曲。这也反映了
人类的普遍愿望。看来，首倡" 冷战" 用语的人或许是为了以此警示人们防止战争。

而后来的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逐渐默认了这一概念并用来概括当时东西方和平对
峙的局面。从所谓冷战的整个时期来看，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
间的直接大规模战事。在此期间虽然冲突频仍，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
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
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
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
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
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
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说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并不是否认国家之间在利益和安
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争斗。至于备战乃至战争，那是各国军方始终考虑的
永恒主题，是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面和经常的题目。另外，" 冷
战" 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以苏美对峙为主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概括，很难说明
后期变幻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 冷战" 这一狭窄、片面的用语，无法涵盖
战后长期丰富的历史内容，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
主流和主要现象。?

从战争的角度或是从和平的角度观察、概括和界定客观局势，除了是否符合实
际外，其影响和后果也大不相同。" 冷战" 这一划归为战争或用战争来形容紧张关
系的说法不免存在某些误导作用，加重了战争式的对抗意识和气氛，致使不少研究
者动辄论证" 冷战的爆发" ，追究挑起冷战的责任这一不存在战争罪犯和祸首的问
题；而且，这种产生于" 战争" 角度认识世界局势的用语使参与者潜意识地处于临
战状态而追求克敌制胜，加重了战争的气息和氛围。这不符合人们普遍的要求和平
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以及政治家的思维和决策，而不利于维持
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谓的" 冷和平" 或解体前夕苏联学者提出的" 核和平" （
ядерныймир）3 从逻辑上和实际上更贴近于当时和平对峙的局面，也能
从心理上减缓" 战" 的情绪，而增加" 和" 的气氛。因而，即便我们继续使用冷战
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说明，清除用不符合实际、具有负作用的" 冷战"
概念来概括当时和平对峙的非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误解，阻止当今某些人继续使用冷
战思维思考并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再度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
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
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4 ，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
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
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
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
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
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
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
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
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
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
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
持其不变的" 只有永恒利益" 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

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
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
口气。

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
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
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
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
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战战时外交过程中，丘吉尔那种大度的战略胆识和
他那斤斤计较的小动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外交精明清醒的商业意识，同时散发着绅
士风度下的市侩气息。?当欧洲战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时，英国政府首脑那种
大战略、小气量的反差和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

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欧洲第二战场地点的选择上，到
希特勒崩溃前丘吉尔急于进攻柏林等问题上，无论丘吉尔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
谓昭然若揭。历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尔：希特勒灭亡不久，丘吉尔不得不让出首相
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预言" 铁幕" ，告诫世人防
止苏联的威胁。希特勒促成的三国联盟最终因希特勒的灭亡而瓦解。丘吉尔的促散
作用在三巨头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苏联的辉煌战绩和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没有精良陆军、战绩平平的英国
相形见绌。英国在战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在战后更无力对付苏联，所以，英国外
交部战时曾建议满足苏联的要求而争取与苏联在战后合作5 ，其中包括制定了两国
关于巴尔干百分比划分秘密文件。为了防止苏联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极力争
取大洋彼岸美国的力量共同遏制苏联。均势不仅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原则，而
且也成为欧洲国际关系几乎公认的原则和经久不衰的规矩和习惯。然而，它却是一
个典型的二律背反：谁都想成为强国而反对它国强大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即使苏
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欧洲大陆均势失衡。这是英国几百年
来一直屡用不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绝技。表面上所谓冷战似乎在意识形态
上把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东西方，但它掩饰了大国在欧洲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夺。
看来，意识形态在英国外交中更多的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
的手段。丘吉尔及英国政府是这样，英国军界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永恒朋友的信
条下，不分国家制度而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视为" 潜在敌国"6。

联合美国是丘吉尔对外政策的一个支点。与抱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张伯伦不
同7 ，主战的丘吉尔不仅迅速地理顺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将其希望整个押在罗斯福
身上8 ，而且，早在富尔顿" 铁幕" 演讲二年前，就预言英美之间若无" 特殊关系
" ，将可能发生" 另外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战争"9。可见，二战后丘吉尔的奔走呼号
不是偶然的。他要紧紧拉住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另外，早在苏军攻克柏林前后，
他就力劝杜鲁门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1945年5 月12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在
东西方之间" 铁幕已经降临"10。丘吉尔的战略远见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无能
为力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在" 俄国巨熊和美国大象" 之间" 英国小狮" 的被动
地位11。在他被迫离开首相职位前夕，即1945年6 月29日，帝国司令官委员会制订
了《英帝国安全》报告，正式称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了于日后为冷战现实所证实
的对策和措施1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导演了欧洲
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规模的均势抗衡。?

1.目前在Internet上仅在yahoo 上有关" 冷战" 的网址就有91个，网页为
117341个；其中关于" 冷战起源" 的网页有11432 个（参阅cgi?binqry.pl.?

2.有人认为二战刚刚结束，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于1945年10月首先使用" 冷
战" 一词。也有人认为，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起草的
演说中首先使用了" 冷战" 一词。最终，美国政论家李普曼以" 冷战" 为题发表论
著。?

3.参见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H.B.Загладин，Исm орu
яусn еховu неудачсовеm скоǔдunломаmuu ，莫斯科
国际关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 页。?

4.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
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参见理查德·维特《冷战起源的西方理论》P.
Узйтц，Заnaдныеm еорuuхолодноǔвоǔны，引自那林
斯基等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第38-39页。
5.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 ）》О?И?
Царев，СССР- Англu я：оm соm руднu чесm вакк
онфронm ачuu1941-1945 ，载《近现代史》1998年。?

6.帝国安全报告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把法国、美国也毫无例外地列入了潜在
敌国之中。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 ）》，载《
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

7.张伯伦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 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国人除了
空话之外任何东西" ；" 老天爷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国人参战到我们一方。因为，
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制订和平条约，我们不得不付出过高的代价" 。见德·雷诺德《
英国的帝国外交》Велu кобрuma нu я：Имnepckaядunломamu я，
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 ，纪念胜利50周年》отв?р
ед?А?О?Чубарьян，Coюзнuku ввo ǔнe ，1941-1945?к
50?леmuюnoбед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 页。?

8.1942年11月，丘吉尔向艾登透露" 我的整个计划都基于罗斯福的伙伴关系之
上".参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
1941-1945 ，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 页。?

9.ChurchilltoRichardLaw.16Febr.1944 ，转引自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
交》和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 ，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 页。

10。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
1941-1945 ，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7 页。?

11.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
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64 页。?

12。据俄国学者奥·查列夫称，对于英帝国的这一安全报告，直到1996年在德
国召开"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包括英国学者仍
未与闻。该安全报告认为由于苏联的庞大的军事潜力而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防苏
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欧集团和加强联合国等。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
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 ）》，《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

三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
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
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
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
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1 ，若非如此，苏联不待
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
严格地坚持防止卷入战争的外交方针，谨防资本主义的绥靖及与法西斯主义联合反
苏，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 与强盗联手防贼" 的策略，随后采用了" 以侵
略防侵略" 的非常措施。最终斯大林为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并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
和道义代价，换得了苏联比绥靖的西欧晚卷入战争20多个月的时间。" 我们只能从
苏联立场出发。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么，
我们就毫不动摇地这样做。"2斯大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幸的是苏联为
击败希特勒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否则，真不堪想象斯大林外交会得到什么样的恶
名。?

苏德战争的爆发最终把苏联拖入战争。苏联政府根据新的形势尽快调整了自己
的对外政策，争取与盟国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合作。在英美的谅解和配合下，斯大林
顺利地完成了从与希特勒联手到与英美握手的外交急转弯，开创了二战期间盟国联
合抗德的新局面。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斯大林与西方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
己的安全和利益。因而，他与盟国，主要是与英国之间在某些利害关系上存在着难
以掩盖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胜利的接近而日益明显和尖锐。?

首先是苏英在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计较。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开辟欧洲第二战
场的表现不满并担心英国政府旧习不改，仍企图日后与希特勒联手" 阴谋算计" 苏
联3.其次，两国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利益范围上明争暗斗。

这是影响至今的历史陈案。苏英两国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上既有矛盾，也有默契
联手。从中可以感觉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际关系上那种传统的均势思
想以及维系这种均势的牺牲它国利益的" 补偿原则" 没有改变。

这是导致二战后欧洲大国关系恶化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
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
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在三巨头安排战后世界的交涉中，斯大林得到了所希望的大
部分东西，如同俄罗斯权威学者萨哈罗夫所说，" 实质上，勾勒欧洲未来政治状况
的雅尔塔会议文件归还了苏联1939年8 月与希特勒秘密协定所得到的一切"4。斯大
林希望实现和维护这种战后世界的安排。

他握有以军事胜利为基础、实际控制的主动权以及几乎是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
因而不太介意一惯玩弄手段的丘吉尔。他所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先后易主、三巨头去
二剩一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协议能否兑现落实。另外，战争胜利曙光
进一步激发了苏联上下的斗志和革命热情。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内部指出，积二十年
之经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强大到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程度，
"这个党的专政只能通过大的战争取得"。他进而指出：" 世界革命是唯一的行动，
这是瞎说。世界革命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红军的行动同样也是世界革命。
"5莫洛托夫1940年6 月也相应指出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
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的政权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
权"6。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有所收敛，突出的例证是解散共产国际。然而，随
着战争胜利的到来，随着苏联在东欧的胜利，斯大林最终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
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且
不可战胜。?

在三国之中，美国最初较之苏英两国为超脱。这并非美国政府不关心自己的利
益，而是由于美国与欧洲大洋相隔的特殊地缘，并且必须顾及其亚洲战场及利益等
特殊环境以及传统外交观念影响所决定。美英两国元首关系固然密切些7 ，但罗斯
福时常起着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调解人角色，而且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苏美之间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8 ，对于战后苏美关系产生不良影
响。在美国政界反苏遏苏的政治派别也的确曾活跃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不能否认，也不应只强调丘吉尔最初在煽起冷战对立情绪方面的作用。他固然
一方面宣扬苏联威胁，另一方面以巴尔干和西亚的一些利益吸引美国参与欧洲与苏
联对抗。然而，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至死关注美苏关系的罗斯福的逝世带走
了战时苏美之间空前的良好气氛，新任总统杜鲁门最终选择了丘吉尔安排的路子，
联合遏制苏联。?

美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发展的外向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摆脱了传
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随着实力核裂变似地急剧
增长而要求日益扩大外向空间。难怪美国第26届总统西罗德·罗斯福自称" 我是一
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9。二战后损失小
而收获大的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责任心有增无减。杜鲁门比罗斯福雄心更大，不愿
意与苏联合作，共分天下，而决心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争夺和扩大势力。

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政府越过大洋来到苏联周边，与之发生了防范后者威胁的
较量。

战后的苏联，虽然声名大振，然而终归遭受了巨大损失，很难与美国对抗。不
过，斯大林不怕杜鲁门抛过来的手套。当时的苏美两国大使各自给本国政府的报告
集中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10。综上所述，随着二战中战局的相继好转，英
苏之间始终未消除的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旧病复发。除了第二战场纠葛之外，
1945年6 月29日英国针对苏联的《英帝国安全》报告可以被视为战后敌对关系的信
号。它不仅意味着英国敌对苏联计划的形成及为此而做的行动部署，而且，不免引
起苏联的警惕，刺激斯大林的情绪11。而斯大林的激昂则连锁式地刺激了美国政界。
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确定，意味着它将替代衰落的英国主持与苏联的对抗。这种大
国关系态势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余下的只是进程和方式问题12。这样，在苏美之
间促成由之、促散由之的丘吉尔政府把英苏在欧洲的矛盾与对立转变为美苏为主的
全球性的对抗。?

四

有两个与二战后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对立
和原子弹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进行冷战的软件，那么，后者则可视为形成和保
持冷战状态的硬件。?

意识形态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丘吉尔始终坚持的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恶感，斯大林二战胜利后坚持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的批评，充分
说明了这两位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思想观念方面水火不相容。

尽管它不免影响和妨碍两国关系，但是并没有根本破坏战时两国合作的关系。
这两位国务活动家都识大局，掌握着分寸。?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相关联，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
领域的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概念，
是为了说明国家在意识形态13上的异同。从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
在国家关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作为国家，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或资格，首要的不是国家
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机构、地域、人口等实在的因素。
其次，在国际关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优劣，而是国家实力的强弱。
当年强力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的拿破仑最终败于封建的亚历山大一世并非因为其意识
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承认苏联也并未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
态潜在地、有时作为一种手段而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鲜明的例证大概可属希特勒充
分利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左右其手。

在所谓冷战时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够从某种角
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它的作用。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对外
政策的工具、时常用于宣传手段在不正常情况下突出出来，也往往作为一种超然无
形的东西而长期潜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国家实力不逮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危
难时期，或者国力强大得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需要输出价值观念时。?

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并不能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关系的属性其实早为政治家所认
识。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与最为反动的封建俄国联手合作。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针对二战时的苏德关系指出："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
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
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
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

前共产国际是怎么产生的?又为何解散?求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背叛工人阶级事业。他们非但没有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列强间的争霸战争，反对本国政府；还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方面，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战争拨款，参加战时资产阶级政府，为帝国主义效劳。因此，第二国际实际已经分裂成为一群互相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它已经彻底破产了。而另一方面，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急剧尖锐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新的真正革命的国际组织。这个光荣使命最后落在了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身上。
1914年11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反战宣言中，首次提出要建立新的没有无产阶级叛徒参加的第三国际。列宁为了创建这样一个组织，在思想理论和组织方面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就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左派力量，如德国的斯巴达克派，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分子等。但是，这些左派分子在思想上并没有同右派彻底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还同中派右派同居在一个党内。为了帮助各国左派，列宁发表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列宁不仅揭露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列宁的这些著作给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列宁还十分注意帮助各国左派分子从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领导决裂。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1916年4月在瑞士昆塔尔先后两次召开了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在会上，列宁同各国左派分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团结他们组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阿根廷、芬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在1918年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也在1918年11月爆发革命，年底，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创建共产国际提供了前提条件。1919年1月，俄共以及波、奥、匈等八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会议通过了告各国无产阶级组织书，要求他们派代表来苏俄，讨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
为了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右翼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即伯尔尼国际。
1919年3月2日，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武装干涉，能从国外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当时只有德国、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多数代表是在苏俄的外国侨民。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泽荣(刘绍周)，张永奎作为中国代表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颂扬一般民主，实际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斥责一般专政，实际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的报告具有重大意义。它指明，新的国际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会议就是否立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德共希望推迟宣布。列宁作了大量说服工作，最后会议决定将此次会议改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35个组织的3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最后，大会选举了由苏俄、德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举了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和普拉廷五人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局。
共产国际成立后，各国革命运动有了重大发展。苏俄取得粉碎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1919年春，匈牙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意、英、法、日、美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印度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1919年，荷兰、丹麦、保加利亚、墨西哥、美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共产党。1920年春夏，希腊、西班牙、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建立了共产党。
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41个国家的217名代表。这次大会同上次不同，大多数代表来自国外，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会。
国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又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一批新的共产党。1920年，英国、法国、土耳其共产党成立。1921年，意大利、中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
中派分子，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开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即第二个半国际。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它们宣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间，但两年后就同第二国际合并了。
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参加大会的已发展到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中国的张太雷和瞿秋白参加了大会。
此次大会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已过，各国革命斗争受到挫折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认为，当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群众，并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提纲指出，共产党可以同社会党签订统一战线协定，但必须保持共产党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在苏俄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此次出席大会的有58个国家的408名代表。陈独秀和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本届大会。大会进一步讨论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肯定了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并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此后，共产国际在1924年，1928年和1935年先后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到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结束活动并解散。共产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是怎样考虑的？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又是如何的？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发出惊人之语：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等）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记》出版之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言论只有一件，即他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于1943年5月28日对英国记者的书面讲话。他在给路透社记者的答复中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谈话，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样，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都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来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独/立性，使它们变成真正本民族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第二，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显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与斯大林讲话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后，季米特洛夫在苏共中央日丹诺夫处讨论，议题则是如何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在讨论中，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意思已变得十分明确：“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1943年6月：在匆忙间解散 一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拟议中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停止了，共产国际全力开展了配合和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比如，根据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改变了1939年英法德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重新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并据此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号召各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支援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用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指导和帮助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国的共产党组织掀起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搜集德国占领地的情报，并就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工作提出意见，给予指示。从工作方式和领导职能方面考察，这与以前共产国际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
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性活动减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而这样做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党“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要避免让别人产生苏德战争是法西斯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感觉，因此，“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这种情况到1943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因战争而搁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年5月8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由于以前曾有这方面的酝酿，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这个草案呈送斯大林。当晚斯大林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同意了这个草案，同时还讨论决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5月13日和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两度开会，对草案进行讨论，一致通过将这个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加里宁指出，敌人会利用这个行动。而斯大林再次阐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结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此同时，按照议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此时斯大林是比较着急的，20日他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由于通讯的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当天公布。但很快，5月22日《真理报》就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支部还没有反馈意见。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作了书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据各国共产党的反馈意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处召开了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斯大林的战略和策略思考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叛/徒’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评价

天才少年，革命先驱
1888年10月9日布哈林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他5岁开始读书,以儿童特有的天真和热情,搜集甲虫和蝴蝶的标本。童年时代,他读完了家藏的莫里哀的作品,把海涅的诗背得很熟。
1901年初,12岁的布哈林以优秀成绩从小学毕业,进入莫斯科最好的中学学习。在中学阶段,他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1905年,他已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联系,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1905年是布哈林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布哈林后来回忆1905年革命时莫斯科的情景说:“工人们和学生们真正沸腾起来了”,“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急剧增加,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响彻‘工人的马赛’的歌声:‘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布哈林走出中学,整天去参加群众集会,听革命者发表演说。1906年,即起义失败后的反革命恐怖年代,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最初,他被分配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任宣传员。1906年秋,他和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把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青年小组联合成全市性的统一组织,并于翌年在莫斯科召开社会民主党学生组织全国代表大会,采取和布尔什维克党统一的纲领和策略。这年,他还领导过工人的罢工斗争。
1907年秋,布哈林考取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很少在教室里露面,而是以更大的热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09年,他被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5月23日,当他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经保释出狱。1910年,他再次被捕。次年6月,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奥捏加。8月30日,他设法摆脱军警的监视,从流放地逃往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活。
1912年,布哈林移居维也纳,除了在俄国侨民中搞党的工作外,还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研究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在维也纳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留居维也纳的几年里,布哈林对当时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即以柏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维塞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进行了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用现代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创造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商品对买主的效用大小决定。布哈林于1914年写成《食利者的经济学》一书,指出:边际效用学派抹煞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这是靠投资坐吃红利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工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食利者在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一个寄生的、多余的集团——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靠剪息票为生——这决定了他们的兴趣全在消费领域,强调个人的、消费者的偏爱。边际效用学派就是这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在经济学上的反映。1915年秋,布哈林写成另一部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分析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阐述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既然带来了战争的恐怖,那末也暴露了资本主义致命矛盾的激化,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此外,他还写了多篇论文,以后收集在《进攻》文集里。 1912年,布哈林曾专程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会见列宁。列宁鼓励布哈林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奥地利警察把布哈林当做“外国间谍”拘禁起来,驱逐到瑞士。大战期间,进行反战活动会遭到各国政府警方的追缉,但布哈林并没有停止活动。完成了他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的写作。这是先于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列宁在看过这本书的手稿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1915年2月,布哈林出席列宁在伯尔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拥护列宁提出的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三条根本原则。1915年7月，他秘密到瑞典。在这里布哈林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建立了联系，可是不久因参加反战活动布哈林被瑞典当局逮捕。在斯德哥尔摩监狱关押了一个半月以后，被驱逐到挪威，后来又从挪威到丹麦。就是在这种到处流亡的情况下，布哈林也没有中断过他的理论研究，1916年10月，布哈林又完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书的手稿。这本书对社会主义者研究国家问题有较大的影响。
1916年11月初,布哈林秘密到达美国,参加在纽约出版的俄文报纸《新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并在美国各城市进行过宣传旅行，争取美国的左派人士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布哈林在流离颠沛中坚持进行理论研究,遍读维也纳图书馆和洛桑图书馆收藏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写出一系列论文著作。列宁称他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著作值得每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去研究。 在获得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布哈林即取道日本回国。
十月革命，反对和谈
二月革命后,1917年5月,布哈林回到沸腾的俄国。他拥护列宁的《四月提纲》,重新当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莫斯科的革命工作。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1917年7月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任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委员,起草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法令、新闻、公报,等等,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是这个城市起义领导机关的核心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担任《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成立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在革命实践中,布哈林一面表现了突出的才能和热情,也暴露出明显的欠缺和偏激。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专心致志于思想的抽象发挥,以至有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做教条;在实践方面往往表现得缺乏灵活的策略,这终于使他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犯了错误。
十月革命后，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布哈林同列宁发生了分歧。 1918年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18年1月21日、24日, 2月23日的三次党中央会议上,以民粹主义的立场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以此激励西欧的群众”,进而推动“国际起义”。布哈林的立场曾使新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处于极端危机的境地。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签订对德和约的决定之后,他又领头发表声明:辞去一切党的和苏维埃的负责职务;同时保留自己在党内外宣传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主张的充分自由。继之,布哈林等人出版了宣传自己派别观点的《共产主义者报》,发表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在对内、外政策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左”的主张。经过列宁的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之后,布哈林才认识错误。7月,他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回到党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错误。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在自传中还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
理论专家，不断探索
在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布哈林于1918年7月初参加了指挥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战斗。不久,当他在莫斯科委员会大楼里作报告时,被反革命歹徒扔过 的炸弹炸伤。1919年3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他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理论研究方面,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共产主义ABC》一书,通俗并较全面地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此书曾先后再版几十次,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920年初,他完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分析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书中论述了社会革命时期生产力暂时下降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的必然性;展示了过渡时期城乡关系的根本变化;探讨了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变化。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认为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由于此书写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特别表现在否认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等方面。此书的出版立即受到列宁的重视。列宁对此书作了详细的评注,指出书中的优缺点,并在总评中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说“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
1920年，在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发生了工会问题争论。这个争论是由托洛茨基挑起的。在争论中布哈林回避当时的主要矛盾，站在了调和两种不同意见折衷(缓冲)的立场上。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布哈林的立场，认为他的说法在理论上是折衷主义，在争论中起了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作用。
1921年春,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影响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现实的教育下,布哈林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同列宁及俄共(布)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在一起,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这一时期,布哈林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不回避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能够抓住现实斗争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研究。他说:“谁不考虑事变的运动,谁不考虑特殊的情况,谁就提不出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的东西。”尽管布哈林的理论仍有缺点和片面之处,他对苏联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仍作出了一定贡献。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还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前，布哈林受列宁委托参加了筹建工作。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报告人。大会结束时被指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局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副主席，以后的几次大会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不仅积极地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帮助了德国、法国、日本、挪威、中国等共产党内一些问题的解决。他还为共产国际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就是由布哈林起草的。他对巩固和完善各国共产党这个国际组织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列宁在国际活动方面的重要助手。
列宁自忖病魔已不许他重返工作岗位时,给俄共(布)代表大会留下了如下的话:“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列宁在说了这段诚挚而中肯的话之后又补充说:这种评语“只是就现在来说的”,同时假定他“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党内斗争，一败涂地
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在1924年5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的五年,布哈林根据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详细地论述了他对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1924年,世界资本主义渡过了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自执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民经济也已基本恢复。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共(布)党内就经济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方向、苏联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
在列宁死后，列夫·托洛茨基、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和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结成左翼“取消派”，最初是反对外贸垄断，后来成为当时由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组成的政治联盟的最大敌人。
托洛茨基派不相信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求立即结束新经济政策。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苏联,只能把农村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内殖民地,把农民当作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对象。他们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增加农业税收,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要瓦解刚刚好转的工农经济联盟,结束新经济政策。 （实际上以后斯大林就是这么不折不扣的干的）。
布哈林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认为，如按托洛茨基的主张去做，将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为了驳斥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超工业化计划，布哈林写了嫁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怎样工农联盟》、《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一系列著作。布哈林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以下主张：1、解决工业发展缓慢问题，必须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着手。关键是把农村经济搞活，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只有农村富裕了，有了市场，工业才能得到发展；2、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逐步实行农业合作化，先组织消费合作社，等条件具备后再转到生产合作社。通过这种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地发展过程，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反对过早地实行农业集体化；3；在发展速度上要保证长期的高速度，反对一开始就不顾现有的客观条件与可能，盲目地追求指标，要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4、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注意发展轻工业，使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达到完美的结合；5、在对待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上，布哈林主张少一点行政压制，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使他们的经济通过银行等手段长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只限于使用镇压的斗争手段。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中，布哈林同斯大林一起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由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了当时党内外有声望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曾经公开支持布哈林说：“我们支持，并永远支持布哈林。”
1927年底,党内已基本结束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批判。工农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并将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同时,各种新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了,积累和消费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全国出现粮食收购危机。这就要求联共(布)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以及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这时,联共(布)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928年初，国家在收购粮食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党中央政治局为此采取了非常措施。（就是捡起托洛斯基的学说，像对待殖民地一样对待农村）布哈林认为，党中央采取的非常措施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和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多次说明了自己的主张。这样，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分歧，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契卡主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公开支持布哈林之后就于8小时后去世。新任的主席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是斯大林政策（即快速工业化）的忠实拥护者。
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派出中央代表监督布哈林等人的工作，布哈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和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三人提出辞职。政治局不同意三人的辞职，认为这是放弃革命，向敌人投降。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宣布他们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解除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又撤销了布哈林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惨遭处决，遗言留世
1930年布哈林降职担任计划科研工作规划局局长职务。在这以后，布哈林很少公开露面和写作。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仍保留了布哈林的中央委员的职务，从这个时候起他担任了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的主编，1935-1936年间，布哈林参加了苏联新宪法的制订工作。他曾是宪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1936年又被派往法国巴黎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档案材料。可是，没过多久，宣布布哈林与叛国案有关。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布哈林）：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有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所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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