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文集第一卷》给蒋介石的信

给蒋介石的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2]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3]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4]。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5]与上海一二八之役[6]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7]彭德怀　贺龙 任弼时 林彪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4]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5]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6]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7]王稼蔷，即王稼祥。

蒋介石写给蒋经国的一封信

吾儿知悉（书信开头用语）：

你出门离国，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我每天都记挂着你。父母爱子，无微不至，真恨不得一天都不离开你，但又一定要让你出门离家，因为希望你能用功上进，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有用的人才啊。

现在国家纷乱，外寇纷纷入侵，边疆国土接连失陷，国家腹地亦已危殆。兴国之道，最重要的是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的办法不止一个，训练军队实在是首要的办法。你从小就贪玩好动，在书房中，老师一旦离开，你就跳掷嬉笑，什么事情都干。如今碰上科举已废除，要不你最多也就只能以一个秀才的身份终老。所以学校开始设立，我就送你入学。那时还有很多前辈不认可这样的做法，但我十分了解你的性情，知你一定不是科举之人，所以排除各种困难送你入学读书，果然除体操外，其他的没一点儿长进。

现在世事多艰险，习武很好，因此送你东渡，你现在已经入学，应该努力上进，要把军事上的奥秘全部学会。不要畏惧辛劳，不要自恃高贵，要勇猛刚强坚毅，务必要养成军人的禀赋。你的前程，正可谓不可限量，国家正是在用兵的时候，你只需担心自己不能够成才，不需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记住记住，别忘别忘。

我还有要告诫你，你和我一起在湖南湖北，自然是总督大人的尊贵公子，没有人不恭敬地对待你。而如今却已离国万里，你平时那些可以依仗来轻视他人的条件，将不再能依仗，万一不小心生出祸端，反而让我们十分担忧。你今后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贫苦的百姓，看成是地位低下的士兵，吃苦尽力，要用这些身份来处理求学时遇到的问题。这不只是得到学问上的好处，而且可以借此来磨练身心，就算以后得到我的庇荫，在毕业之后，谋得一官半职，也要深切了解底层百姓的艰苦，而不致于自认为聪明，自认为杰出。我已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官居一品，天下闻名，但还是要小心谨慎，常常担心自己做错事，不敢放纵。

你跟随我的时间很长了，一定会亲自实践并努力坚守，不要自认为是尊贵的公子，就随随便便，全不在意，这不是我对你的希望，你一定要谨慎啊。冷暖更应该要自己注意，尤其警戒奸邪之事赌博等行为，即使不被人知道，也耗费时间荒废学业，万一被人知道，甚至有可能被日本官吏拘捕，那么我的脸面往哪里放？你肯定不值得可惜，那我有怎么办呢？你更应该努力革除我所嘱咐的这些事。

我的身体很好，家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平安，你不必挂念。你要全心求学，不要随便在外乱跑。你如果能百尺竿头，天天进步，我也就胸襟宽阔，身体舒泰了。

父涛示（父亲书信结束用语）。

扩展资料：

张之洞《复儿子书》的文章思想：

复儿子书又称《诫子书》，《诫子书》是修身立志的名篇,其文短意长,言简意赅,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澹泊宁静中下工夫,最忌荒唐险躁。

品读张之洞《复儿子书》：

张之洞的儿子从小就是个顽主，不是个读书材料，张之洞说他最多也就能秀才终老，得亏是科举废除了，否则一辈子不成人才。

也正因如此，张之洞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一方面“不与汝之性情相违”；一方面“国家正在用武之秋”，可以使儿子成为“有用之才”，这也算是因材施教。

这个儿子还是个花钱能手，弄不好在东京还喜好嫖赌，所以张之洞告诫他不要“自以为贵介子弟”，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勿妄外鹜”。

“知子莫若父。”张之洞的提醒应该不可谓不一语中的，也不可谓不恰逢其时。

参考资料：诫子书-

周恩来为何一再给蒋介石写亲笔信？（下）

文/徐忠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7月21日，周恩来等人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

势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这才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

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显现。

1939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一个大党的大事。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并严正要求蒋介石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严重问题。对此，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

1月21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应做明确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又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

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25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该信分为五个层次。

前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开头说明：“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到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

第二个层次严正指出：“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

第三个层次是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共真相：“然反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规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亲批亲示者，亦复迁移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莫由得释……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带的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此类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个层次再次说明中共相忍为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诚态度及对国民党错误政策与言行的批评：“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采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与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第五个层次是明确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的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信的最后敦促蒋介石：“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望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周恩来这封信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劝蒋”“逼蒋”的忠告，实际上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对倒退、制止摩擦而回击蒋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笔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特别是在这次全会上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时隔不久，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连续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础上，国民党顽固派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反击，并在粉碎各地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顾全抗战大局，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定各自驻军区域、继续合作抗战的协议。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国民党军包围截击新四军，周恩来紧急致信给蒋介石，强烈而又严正地要求他“迅令国军立即停止攻击新四军”！

信的一开头就严正指出蒋介石玩两面派手法造成“围剿”新四军的严重局势：“顷接张委员淮南兄转告钧意，莫名感奋。唯新四军此次遵命北移，几经磋商，始克就道。部队中虽以饷弹两缺，行有难色，但叶、项正副军长坚持北进原议，故遂有本月支夜扫数出发之举。不图大军甫发，道经茂林附近，便受友军包围，激战至今，犹未停止。”

这里“莫名感奋”是指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12月25日（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四周年纪念日），邀请周恩来面谈这件事。

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所说：“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他一开始就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话头一转，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最后他软中带硬地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

针对蒋介石的谈话，周恩来立即在第二天发电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

周恩来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看得很透。这次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发电告诉叶挺和项英：“新四军皖南部队在无为以东北渡为宜。”而蒋介石正如周恩来所料，在会见周恩来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周恩来在信中紧急而又严厉地要求他：“伏念北移既为定议，则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应视敌情如何而定。现直接北渡之路久断，而宁国、茂林所处境地亦只有转向东北，取道苏南过江为便。设其附近友军仍不容假道东进，且以歼灭之为快，则该军北上无路，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果如是，不仅无以负钧座爱护盛意，且江南糜烂势必影响江北。瞻望前途，曷胜忧虑。爰再专函上达，务恳钧座迅令新四军周围部队立即停止攻击，并让出道路，以便该军转入苏南过江。务使此一隅之变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碍大局，诚不胜企求之至。”

紧接着这封信发出后，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处境危急、损失惨重的情况时，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后又直接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接着又发抗议电，要求蒋介石“严令江南各军立即停战，让出新四军北移道路”。但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手应允已“令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一面指挥“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

经过七昼夜血战，被包围的9000余名新四军，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遇难。这样一来，蒋介石“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反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三个省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果”。

全国团结抗日的大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介石不接受周恩来多次的忠言“劝”“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全文完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2020-01-31《毛选》第一卷1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今天继续读《毛选》第一卷1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6/21【13/88】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篇的背景是西安事变，不得不联共抗日。蒋介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张杨的训词》。于是有了这篇《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这篇很短，核心意思是，老蒋你得说话算话哟：

其次，占据舆论制高点，一致对外，从而赢得主动权：

启示：

联系现实是在目前疫情之下，社会大众积极捐款捐物，而xx会失去信用屯积医用物资和捐款不发，某些企业忙着通过慈善避税，某些部门在忙着踢皮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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