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宋庆龄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3]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3]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见本卷第421页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见本卷第445页注[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宋庆龄小时侯,一天,全家要到伯伯家做客,走到大门时,宋庆龄突然停下脚步。“怎么了,孩子?”爸爸奇怪地问。“我不能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小珍,今天上午教她叠花篮。”宋庆龄答道。小珍是宋庆龄的同学。“哦,是这样。”父亲松了口气。
“以后再教她吧,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不都可以吗?”“不行不行,我跟她约好的。”宋庆龄忙说。“不要紧,明天再向她解释一下,要不,道个歉也可以嘛。”爸爸继续劝说着。“不,你说过,做人要守信用。要是我忘记了约会,明天向她道歉是可以的。可是,我并没有忘记呀,我不能言而无信。”宋庆龄坚定地说。
宋庆龄送家里人出门后,一个人回到房间里,耐心地等候起来。她一会儿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又坐到琴凳上弹钢琴,平时很熟的曲子,今天却总是弹不准。可是,直到全家人吃过午饭回来,小珍也没有来。妈妈心疼地说:“我的女儿一个人在家,该多没意思啊!”宋庆龄仰起脸回答道:“一个人在家,是很寂寞。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快活,因为,我心中坦然。”
宋庆龄信守诺言,宁可不去伯伯家看鸽子,也要等候小珍,而且空等一天也心中坦然,这是守信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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