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篇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作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些历史事实。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

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

不幸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

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认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

自然，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队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黯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记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5]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率有减缓的趋向。

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地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6] 据报道，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交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国共分裂之前，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时候，曾经负责搜集二十一省的土地统计。据他说，这次调查说明了占全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农占有百分之十五。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被禁止发表了。在十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一九三一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

那么，南京的九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 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六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言中，总结了这些结果。它告诉我们，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个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

自然，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不断扩展地盘，占了战略上很大的有利条件，但共产党却在全国与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联合，又重申它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共产党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复婚”，只要它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

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

“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 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7] 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在我们赢得独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的，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道：

“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做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 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认定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是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它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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