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顶尖的日本医学专家，以研究人体奥秘为由，残杀数千名中国人

日本黑太阳731细菌战部队的前世今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主要成员合影

1933年，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市秘密设立了细菌战研究所，称作“加茂”部队，亦即后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由此正式拉开了日本政府进行各种人体活体解剖、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血腥序幕。

1941年8月，这支部队正式更名为“满洲731部队”。

黑太阳731细菌战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揭露黑太阳731部队的真相，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陆军中将——石井四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血腥残忍的部队由石井四郎一手打造，倾注了其毕生心血。

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由于石井家是当地的大地主，因此石井四郎从小就接受到了最优等的教育，而他的脑袋也非常好使，读书过目不忘，聪明到让教他的老师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石井四郎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同时他非常痴迷于日本日莲宗所谓的"王佛冥合理念"，十分仰慕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虽然没有亲身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石井四郎对一战中欧洲列强毒瓦斯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石井四郎大学毕业后以干部候补的身份加入了日本陆军，后又作为军队培养生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毕业之后，开始在职业军人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1.1921年石井四郎出任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

2.1924年升为一等军医，相当于上尉；

3.1927年成为医学博士；

4.1931年，只有39岁的石井四郎就成为了三等军医正，相当于少佐，担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兼任陆军兵工总厂干部，恐怕就是从这时期，石井四郎产生了将细菌运用于战争的想法。

席卷欧洲大陆的鼠疫

1928年8月至1930年，石井四郎开始对欧洲各国的“间谍访问”，他非常钟情于欧洲列强都不敢触碰的“鼠疫菌”，在14世纪中期，由鼠疫引发的“黑死病”在欧洲大陆蔓延，横扫了南至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英国、法国、德国，北至荷兰、丹麦、挪威、瑞典，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大半个欧洲，大约有2500万人丧命。

令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当时的欧洲大陆约有一亿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感染鼠疫而丧生，可见其多么的恐怖凶猛，也正因如此，石井四郎将欧洲人不敢触碰的禁忌——“鼠疫菌”，视作“日本应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武器”。

1930年秋天，结束了欧洲之旅的石井四郎回到了日本，他立即向日本陆军省汇报了访问成果，并向上级建议日本应立马开始将细菌转用到武器上的研究，欧洲列强尤其是德国已经开始了细菌武器的尝试，“日本如果不立即开始进行基础研究，那就赶不上马车了”。

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的赞赏，日本陆军省军务局永田铁山少将、参谋本部铃木率道大佐等人都积极给予其帮助。

更重要的是，石井四郎还得到了号称日本“化学战之父”小泉亲彦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人的帮助下，1932年8月，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建立了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防疫研究室”，虽然开始时规模较小，但这却是石井四郎“食人魔窟”起始的雏形，也可以看作是731部队的开端。

1932年末，为了加快细菌战的研究步伐，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在秘密账户上拨款20万日元，作为石井四郎的研究经费。

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大恐慌时期，陆军甚至是海军的军费都非常拮据，唯有石井四郎的经费却是连年递增。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挑起“柳条湖事变”，整个满洲沦陷在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不满足于在日本国内进行小打小闹的石井四郎，将中国东北视为细菌战研究的最佳场所，一是在地域广阔的满洲，可以轻易获得细菌战研究的材料——活人；二是可以方便地进行实战演练，也可以及时应对苏联的进攻。

基于上述两方面考量，石井四郎带着助手跑遍了中国东北地区，最终将哈尔滨选为了最佳建造地。

1933年8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秘密建立了细菌研究所，代号“加茂部队”，这源自于石井的家乡名称。尽管做了诸多的保密工作，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中进行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还是有诸多不便的，因此石井四郎在距离哈尔滨市70公里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营建了新的人体细菌实验基地——中马城，开始了细菌人体实验。

赵尚志将军

但他没有想到，背荫河处于中国抗联第三军的游击区域内，赵尚志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多次袭击“中马城”以及附近的日军驻地，迫使石井四郎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选择基地。

1934年12月28日，石井四郎将关押在“中马城”的所有用于人体实验的俘虏全部秘密杀死，将“中马城”化为废墟。

1935年初夏，关东军在距离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镇开始营建新的细菌战研究基地，耗时两年多才告完成，基地刚建造好，石井四郎就迫不及待地带领扩张后的“加茂部队”进驻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这一次，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扰他的研究了，日本关东军将这里划为军事禁区，派遣重兵把守，除了里面的人外，没有人知道这里是怎样的人间地狱。

参与731部队人体细菌实验的顶级医学专家现在基地有了，经费不缺，实验素材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困扰石井四郎的唯一问题，就是缺少顶级的研究人员了，为此，他千方百计地和日本国内的细菌研究学者取得了联系，要求他们为细菌战部队提供援助，同时在日本政府的命令，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医院、医学研究院都被动员起来，为石井四郎提供人员支持。

参与人体实验的日本顶级医学专家

这些来自日本国内的顶级医学专家，成为了731部队大规模实施人体实验的中流砥柱，也是这场血腥盛宴的饱食者。

根据研究资料，至少有10所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向731部队派出了约40余名研究人员，这些顶尖的医学专家在731部队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主导了人体实验研究工作。

田部井和，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研究高致死率的伤寒杆菌：

田部井和

他曾经做过一种实验，研究如何使用装有细菌的炸弹引发大规模感染，田部井和在731部队创建不久后就参与其中，担任研究班的负责人。

田部井和的部下卫生兵古都，这样作证道，“我们用注射器把伤寒杆菌注射到西瓜和甜瓜里，然后把瓜带回实验室，检查细菌繁殖与死亡的具体情况，在确认细菌彻底繁殖成功之后，让五六名中国人，食用这些带菌食品，结果他们全部感染了伤寒。”

吉村寿人，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部讲师，他在731部队负责研究冻伤：

吉村寿人

当时日本关东军士兵饱受冻伤之苦，吉村寿人奉命研究冻伤的症状和应对之策。

日本士兵的冻伤

731部队军医西俊英供述道，“第一研究部门的吉村技术说过，在严冬，大约零下20度的时候，将监狱里的囚犯拉到室外，然后使用巨大的风扇制造寒风，冻伤囚犯，人为制造严重的冻伤，据此展开研究。吉村说，人为制造冻伤后，使用小棒敲打犯人的手指，感觉就像木板一样坚硬。”

冻伤实验室遗址

731部队宪兵队士兵仓员，曾经亲眼看过吉村寿人的人体冻伤实验，“五名中国人被送入冻伤研究室之后，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我看了这些中国人的手，其中三个人的手指已经全部发黑，脱落了，剩下两个人的手指也全部发黑，皮肉都没有了，只剩骨头挂在手上，根据吉村技师当时的解说，这就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当时进行实验的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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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鲁迅的一些资料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青年鲁迅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日本汉方传承史：（一）发展简史

? ?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较为公认的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 ? ? ?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科技、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中日两国交往月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8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 鉴真 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此外，当时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如公元9世纪日丰城天皇出云广贞等受命编纂《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等而成。公元10世纪，丹波康赖撰述《医心方》30卷，除以《诸病源候论》为主外，还博采南朝、隋唐医药书籍百余种。公元701年，日文武天皇（42代）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其中的《医疾令》就参考了唐医事制度。该法令为日本最早的医事制度。

? ? ? ? 因此，可以说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通过广泛频繁的学术、人员交流不断引进中医药学，然后，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单纯而忠实地加以模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踏实地、虚心地、长时间的学习运用，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与形成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 ? ? ?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僧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 曲直漱道三 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

? ? ? ?1571年，曲直濑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金元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

? ? ? ? 曲直獭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 ? ? ? ? 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宋儒性理学影响渐衰，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与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元医学、与当时发展的盲然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加之统治了汉方医界百余年后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头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出现滥用温补的弊端。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

? ? ? ? ? 其代表人：香川修庵、 古益东洞 （公元1702-1773年）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掺杂阴阳五行思辨理论，是临床最有价值的。他们把贯穿着阴阳五行论的内经医学视为阴阳医学，把沾染了道教求仙的神农本草医学视为神仙医学，认为他们不能与张仲景的医学相提并论，故独崇《伤寒论》并加以发扬。

? ? ? ? ?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思路指导下，以《伤寒论》为基础，建立了 古方派 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古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吉益东洞所撰《类聚方》、《药征》等著作，即是选择性地吸收了《伤寒杂病论》的精髓部分，结合自身经验类编而成，使古方派发展达到顶点；此外，由于“腹诊”在《伤寒论》中多见，故东洞亦大为倡导之并将其具体化。东洞之说，不仅与当时社会和医学背景相呼应，而且迎合了日本注重简朴务实的民族心理性格，故合者甚众，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之主流，至今不衰。

? ? ? ? ?江户中期， 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非常活跃，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明显的学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临床上注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以方剂为单位 。 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名符其实的日本传统医学 —— 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

? ? ?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井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嚆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举趣。

? ? ? ?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仅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 汉兰医学折衷派 ”。

? ?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的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末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

? ? ? ? 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 山田正珍 以及 丹波氏家族 。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训诂、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

? ? ? ? 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 ? ? ?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 ? ? ? 自明治8年起，当时以汉方医学的复兴为目标的医药工作者集结起来，纷纷为汉方的存续而进行活动。在20年中汉医先后展开了三次斗争。明治8年至16年的8年间开展了理论斗争，针对政府考试洋医七科的医制改革方案，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六贤人集会研究，提出了汉医考试6科（开物燮理、脏腑经络、究理尽性、众病原机、药性体用、脉病诊治）的修正方案，进行了结社、出版、办校、请愿等一系列运动。

? ? ? ? 抗争的大本营为东京的温知社，主持人先后有山田广业、 浅田宗伯 及浅井国干等汉医代表人物。到明治15年，温知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温知、赞育（京都人春雨（熊本）实行西洋七科考试制度，《医制》渗透会取消汉方医药的措施。

? ? ? ?此后，汉医虽自明治17~20年开展治疗斗争以及自明治23~28年进行议会斗争，继续背水一战，但终因政府与洋医的压制逐步升级，汉医内部又面临森立之、清川玄道、浅田宗伯等核心人物的相继谢世，人心涣散、经济桔据而回天乏术。

? ? ? ?特别是明治28年第八次议会上，汉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至此，汉方存续运动宣告失败。 在浅井国干泣血告罪于先祖墓前，最后寂然逝去的尾声里，结束了汉洋医家的斗争史，汉医一败涂地，逐渐衰亡。

? ? ? ?1906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后日本出现了重新评价汉方医学的形势。1906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东大教授 三浦谨之助 、 山下顺一郎分别作了《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 的报告，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许多学者对过去的“汉方低级无用论”是否正确不能不反思。

? ? ? ? 1910年汉方家 和田启十郎 首先自费出版了《 医界之铁椎 》，以自己的临床实践阐发了汉方医学的价值。这部书是很具有战斗力的檄文。此后，一些有相当造诣和地位的现代医药界专家，如大政时期的朝比奈泰彦；昭和时期的汤本求真、伊东弥惠治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汉方医学的未来性、自觉投身于这一艰难事业，由于他们的学识和声望，因而对坚持和复兴汉方医学给予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 ? ? ?尤其是 汤本求真撰写了《皇汉医学》 3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夯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取得了西医资格的汉医世家后裔，他们志愿追随汉医，刻苦钻研汉方医学，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努力提高汉方医学的临床疗效，以站稳脚根扩大阵地。如 矢数道明、安西安周、木村长久、细野史郎、清水太郎、柳谷素灵 等，一并成为汉方医学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也开始研究东方医学的针术，凡是到德国和法国去的日本医学者，一定被询问关于东方医学方面的问题，这种实际情况使日本近代医学者感到吃惊，并使他们认识到那些医学者们对东方医学要重新认识了。此外，日本医学者对近代医学的新药、化学药品的副作用产生了失望情绪和检讨心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东方医学。

? ? ? ?东方医学应用的天然生药复合处方，按规定去使用，象化学药品那样的副作用简直可以说没有。医药学界需要的是能对人的体质导致综合性治疗效果的药品，哪怕它的效果缓慢了一点也好。汉方药里有满足这种希望的原料药。过去被讥讽为东方医学短处的东西，忽而被认为是长处而又重新出头露面了。东方医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又开始新的复兴。

? ? ? ? 1950年由矢数道明、板仓武等积极筹划，四方联络，把分散在各地的原“东亚医学协会”的会员进行登记召集，正式恢复了学会，称之为“日本东洋医学会”。 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一次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接着又恢复了战前中医刊物《汉方和汉药》。

? ? ? ? 1954年由矢数道明倡导，联合了当时汉方名流细野史郎、间中喜雄、森田幸门、马场辰二等几人，创办了《汉方临床》杂志、以替代原来的《汉方和汉药》。在创办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连续3年出现赤字的情况下，每人每月拿出自己的收入以支付杂志的亏损。为了汉方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 ? ? 至本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中医热”的影响之下，通过日本汉方界的努力，汉方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其主要表现在：

? ? ?? ①社会地位的提高。 70年代的日本汉方医疗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信，在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对比中，东洋医学的许多长处已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在民间信仰汉方、应用汉药，在官方、机关各个阶层中亦普遍使用汉药，就连医学院校的学生患病时也惧怕化学药物的副作用而使用汉方制剂。汉方医学在社会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日本自民党成立了汉方同盟研究会、中曾根首相任名誉会长， 凡重大社会活动中均有汉方界代表参加 。对汉方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汉方家给予崇高荣誉，在第32次、33次全日本医师会设立的纪念医学大会上，由医师会长武见太郎分别授与了 矢数道明、间中喜雄的“最高优功赏” 。

? ? ? ? 70年代汉方复兴高潮中，日zhengfu为顺应民心，于1976年厚生省正式将汉方制剂纳入《药价基准》，开始为43种，1981年增至613种。并把主要的汉方制剂定为保险制剂在全国通用，建立健康保险机构，使保险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汉方界的机构中。使日本汉方事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资本。

? ? ? ? 1972年以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合研究所为首的一系列汉方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建立。在北里研究所这座驰名世界的现代医学研究机构中设立东洋医学研究年，无异于在现代医学最高学术领域中公开支持汉方医学的存在和承认真未来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大的，不仅半个多世纪以来汉方医学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很快地就带动了一批先进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组成了一个研究系统，出现了空前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学术水平飞快提高、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厅制定了汉方医学研究综合计划，投入10亿日元进行证与经络实质、瘀血、生药资源确保等研究。为只本汉方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 ? ? ? ④学术活动月趋活跃，眉本东洋医学总会、各地东洋医学分会、各汉方团体不断组织各种学术交流，许多著名的汉方医家经常举办学术报告、许座，积极传播汉方医学知识和经验，使汉方医学更普及，乃至家喻户晓。在日本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声势。至此，凡本汉方医学得以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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