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爱国将领杨虎城从欧洲回到了祖国,他这次回来原本是想投身战场抗击日寇的,没想到却中了“圈套”,刚回来就遭到了囚禁。
之后12年间,他和妻子谢葆真、儿子杨拯中以及在狱中生下的小女儿杨拯贵过上了没有自由、日夜被监视的生活。
这12年,对于杨虎城一家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他们先后被关押在贵州和重庆等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心情更是压抑至极。
图|杨虎城
党组织一直想尽办法营救杨将军一家,但因为看押地点经常变换又十分保密,外界几乎得不到一点消息,所以一直没有成功。
在被关押期间,谢葆真先后生养了两个女儿,但第一个女儿在不到八个月的时候就夭折了,谢葆真整日伤心落泪,精神状态极差。
看着陪伴自己吃苦的妻子,杨虎城心里非常的悲痛,只能不断地安慰:“葆真,我们外面还有四个孩子,万幸他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丈夫的话让谢葆真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此时陪伴夫妻二人的只有大儿子杨拯中,虽然他们过着没有半点自由的日子,但他们没有放弃过对儿子教育,并盼望着他日获得自由后可以报效祖国。
图|杨虎城
1941年,在被关押的第四个年头,谢葆真再次生产下了一个女儿,杨虎城为女儿取名为杨拯贵。
但因为心情抑郁等原因,谢葆真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差点哭断气。杨虎城只能央求特务,最终特务帮找了一个奶妈。
奶奶心地善良,不但喂养孩子,还会帮谢葆真做家务。但谢葆真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而且因为其特殊身份,特务们总是时不时地折磨她,让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图|谢葆真和四个孩子
因为身心饱受摧残,加上思念在外的孩子和亲人们,谢葆真多次濒临崩溃,她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抗议和愤怒,还会朝特务们扔盆、碗筷等东西。
特务们以此为由,竟然将她和杨虎城分开关押。分开后杨虎城经常听到妻子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他知道那是特务们在折磨葆真,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杨虎城和谢葆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此时他们的小女儿也已经4岁,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孩,这多少让夫妻二人心里多些安慰。
激动之余想着,杨虎城夫妇也想着,应该能重获自由了吧。
图|杨虎城、谢葆真和儿子合影
1946年7月,杨虎城一家被转移到了重庆,他们满心欢喜地以为或许蒋介石要释放他们,但事实却是他们只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
恢复自由的希望再度破灭,谢葆真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竟然想到用自己的是来换取丈夫和孩子们的自由。
谢葆真先是绝食以示抗议,特务们就撬开她的嘴往嘴里灌葡萄糖水,一心想死的谢葆真又吞金自杀,却被特务们抢救过来了。
求死不成的谢葆真,开始痛骂蒋介石和特务们,最终特务们决定将她杀害。
图|谢葆真
1947年2月8日,谢葆真被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注射了不知名的液体,她痛苦地痉挛了一下,含恨而死,终年36岁。
妻子的死让杨虎城悲痛欲绝,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特务们同意将谢葆真和那枚戒指一起火化。
杨虎城用几块旧木板为谢葆真做了一个骨灰盒,从此后他一直将骨灰盒带在身边,时常抚摸着骨灰盒暗自落泪,那种痛苦无人可体会。
儿子杨拯中也很思念母亲,母亲去世这年他才十八岁,但因为一直随父母过着被幽禁的生活,原本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却已经满头银丝了,从背影望过去好像一个小老头。
有时候看着父亲落泪,杨拯中找不到言语安慰父亲,就陪着父亲一起哭,这一家人过得太凄苦了。
然而,他们过得越悲惨,蒋介石心里就越得意。
图|杨虎城和谢葆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华南。时年8月,蒋介石带着毛人凤等人由台湾飞抵重庆。
到了重庆他就指示特务头子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地反对他的人杀掉一批,这其中也包括杨虎城父子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
为了秘密杀害杨虎城,毛人凤在8月27日召开会议。
他们先是想在贵州公路边的荒山野岭处秘密屠杀后在就地掩埋,但商量后又否定了这个方案,原因是怕路过的人发现遗体。
后经过一番商讨后,又决定将他们接回重庆,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管控的范围内秘密屠杀,觉得这样更能保住秘密。
图|杨虎城
阴谋达成后,毛人凤派一名叫周养浩的特务前往贵州接杨虎城等人,为了避免延误时间,他们将原计划的坐飞机改成了乘坐汽车。
在周养浩出发前,毛人凤再三叮嘱,杀害杨虎城是绝密行动,为了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使用枪杀,让周养浩和白公馆的人商量后在决定用什么方法。
周养浩到家后,立即通知白公馆的几名重要特务来一起商议,最终结果是用匕首。但有几位特务因为心里有所惧怕,纷纷以“没有经验”为由,拒绝亲自去杀害杨虎城。
图|杨虎城
最终,他们找到了四个行动员来执行,并承诺事成之后会重重有赏。这四位执行员随即将锋利的匕首隐藏在腰间,这也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器。
1949年9月6日晚,押送杨虎城等人的汽车来到了歌乐山。下车之后特务假装对杨虎城恭恭敬敬,并请他在“戴公祠”休息两日,之后再做周密安排。
此时的杨虎城完全没有丝毫的准备,更没有想到死亡正在一步步向自己和儿子逼近。此时,杨拯中的手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二十岁的他异常的苍老,杨虎城将军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被折磨得成了一个枯瘦又憔悴的老头。
图|杨虎城
在特务的引领下,父子二人来到了会客厅,他们以早点休息为由将杨拯中单独拥进了一个卧室。
杨拯中刚进屋,埋伏在里面的四个刽子手就出现在了眼前,还没等杨拯中反应过来他们锋利的刺刀就刺进了他身体的要害。
杨拯中惨痛地叫了一声“爸”,刚要挣扎却被特务们又接连刺了几刀,鲜血瞬间洒满了骨灰盒,杨拯中随即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从8岁就陪父母坐牢的可怜人,至死没有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图|杨虎城
杨虎城惊闻儿子的惨叫声,预感到事情不妙,刚要起身探望,眼前的刽子手就将利刃刺进了他的胸膛,几乎是一刀毙命。几秒钟的时间,杨虎城就倒下了,凶残的刽子手又连续补了好几刀。
杨将军父子就这样惨死在了特务手中,因为担心杨将军的遗体被发现,他们竟然用强酸浸泡了遗体,手段之残忍让人发指。
在杀害杨虎城父子的当晚,刽子手又杀害了宋绮云一家以及杨虎城年仅8岁的女儿杨拯贵,因为担心泄露机密,杨将军和宋绮云等人的遗体被分开埋葬。
杨将军父子的遗体,被秘密埋在了会客厅旁边的花坛了,为了掩人耳目刽子手还在花坛里种上了花草。
随后这些刽子手开始分抢杨将军随身携带的财物,因为分赃不均杨将军被害的消息渐渐在特务圈中传开。
在杨将军牺牲三个月后,重庆解放。许多人都来到了歌乐山想要挽救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亲友,但一切都晚了。
特务们在撤离前竟然将关押在此的革命者们统统杀害,甚至还纵火以此来销毁所有的罪证。现场简直是惨不忍睹,人们一边哭一边清理亲人和烈士们的遗体。
然而,杨将军的遗体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直到12月才有了线索。
12月的一天,一位名叫李育生的人走进了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一科科长刘祥纶办公室反映,他坦诚交代说:“杨虎城是在在“戴公祠”被杀害的,刽子手行凶后将杨将军的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李育生曾哄抢军统物资,以“土匪”的罪名被关押在了白公馆的看守所,并在里面干一些杂活儿,一直到1949年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
就在他被关押期间,有段时间军统乡下办事处夜里狗叫得特别凶,于是就传言说是“杨虎城找戴老板算账……”,戴老板就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戴笠。
传言到最后就成了“真事”,李育生等人都觉得阴森恐怖,后背发凉,也是那时李育生得知杨将军已经被特务杀害,且知道了详细的埋葬地点。
当时重庆会馆正在全力寻找杨将军的遗体,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 立即派人于12月11日清晨,在李育生的引导下,来到了来到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
当日下午1点钟左右,十几个工人开始挖土,因为怕损害遗体,大家都格外小心,过了一会大家终于发现了遗体。
最先确认的是杨将军的遗体,其遗体旁放着一个骨灰盒。当时遗体的双手、双足都被紧紧地绳索绑着,嘴上还蒙着一块白色布巾,面部已经毁坏。
在其他人辨认遗体的时候,工人们则继续挖,过了一会又挖出了一具脚上穿着胶底帆布鞋的青年人尸体,腹部已破,年方二十左右。经过现场人员的推测,这就是杨将军之子杨拯中的遗体。
当父子二人的遗体被挖出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陷入了巨大而悲恸中,大家望着遗体沉默良久。
几日后,杨将军的长子杨拯民从西北赶来,看着父亲的遗体杨拯民泪流满面,那种悲痛只有失去过亲人的人才会有所体会。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杨将军遗体,但为了准确无误,又给杨将军的遗体做了最后的科学鉴定,当时请来的是市民医院的蒋祝华医生。
原来,早在1947年的时候,杨虎城曾患上了严重的牙疼病,一度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特务就将蒋祝华医生请到狱中为杨将军就诊。
蒋祝华很尊重杨虎城将军,认真地为他拔出了两颗坏掉的牙齿,之后又安上了两颗假牙,也是这两颗假牙,成为了辨认杨将军遗体的重要证据。
1950年1月15日,杨虎城将军的追悼大会在中华青年路举行。当日,邓小平、刘伯承等人都来到送杨将军最后一程,现场共有1000多人参加,人们无不为杨将军的牺牲而感到痛惜。
追悼大会结束后,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的灵柩都披着国旗,由杨拯民亲自护送登轮,经最终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在青山松柏间,英雄们终于可以长眠了。
我们无法得知杨虎城一家,在被幽禁的12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从零星的片断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
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子孙后代的盛世安稳,爱国将领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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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中因严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头大身小,难友们都称之为“小萝卜头”。
宋振中(1941-1949),男,江苏邳州市人(原为邳县),解放战争时期的小烈士。宋振中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徐林侠在女牢中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小振中长到七八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扩展资料: “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多次斗争,才同意由同监狱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念书。“小萝卜头”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非常尊敬老师。
监狱生活使“小萝卜头”懂得了许多道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的非人虐待、折磨,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还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
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就是由他从男牢传到女牢,从楼上传到楼下的。每当大人商量事情,“小萝卜头”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在国民党溃逃之前,特务们安排杀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
残酷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的父母,又逼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
人物评价:
毛泽东: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张学良:自台北传真亲书贺词“敬念杨虎城先生百岁诞辰”,说杨虎城不过陪衬,后悔搭了杨虎城,西北军没用,令其伤心极。但张学良亦表示杨虎城是一个好人,也很愿意做一个大家认为爱国的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袁荫盛:纵观杨虎城将军一生,他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捍卫者,他通过亲身实践走上了“联共救国”的道路,他是国民党左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因为抗日的问题和蒋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发动了“西安事变”。
史家对这些问题不尽然,不过从过去的历史看来,至少后来国共携手抗日,不能不说和“西安事变”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至少“西安事变”也有助于后来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这样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杨虎城为“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台湾学者郭冠英:国民党应抚平历史伤痕,正确看待“西安事变”。遭囚禁12年后,却被杀害,杨虎城受到了很大的冤屈。“西安事变”是一个爱国行为,国民党应积极抚平历史伤痕。
扩展资料:
杨虎城的革命历程
公元1908年,一名叫杨怀福的农民因参加反清组织“哥老会”,被清政府在西安绞杀,他不满15岁的儿子独自用手推车一步一步地推了两天,将他的遗体才推回了100多公里外的蒲城老家。因为贫穷,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老人的遗体才得以下葬。
也许就是这次不寻常的人生变故,使得这位不满15岁的少年从此走上了反抗清王朝、匡扶社稷、拯救民族的革命道路。
这位少年,就是后来名满天下,誉满天下的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名忠祥,字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蒲城县城东20公里的甘北村,父母以农业为生,家境贫寒。所以杨虎城仅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便为人佣工。
父亲被杀以后,杨虎城更加仇视清廷,革命的火焰在胸中燃烧。1910年,他联络贫苦农民,在家乡组织了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打富济贫,抗御暴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的民团加入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军。两年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杨虎城的部队加入了陕西革命党人建立的靖国军,响应护法。至此,杨虎城从一名关中“刀客”成长为革命军中的一员年轻战将。
1915年到1917年,杨虎城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虎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连孙中山也知道陕西有个杨虎城,所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亲自为并未到会的杨虎城办理了入党手续。杨虎城从此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杨虎城闻知后十分悲痛,派人到京致哀的同时,他还在驻地耀县举行大会,隆重悼念孙中山,“成为当时陕西政治活动的一件大事”。
1926年,杨虎城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先后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虎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杨虎城率部附蒋,由暂编第21师师长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
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杨虎城相继担任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始终心存不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他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这是国民党第一位发出抗日要求的高级将领,此后,杨虎城多次表达抗日决心,保护学生爱国运动。
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进逼长城各关口,蒋介石到石家庄坐镇,杨虎城也赶往石家庄见蒋,除报告陕中政情外,还向蒋表露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日。结果遭蒋冷遇,要他管好自己的事。
此后,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敌。蒋不但不听,反而疑忌倍生。
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杨虎城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人生的道路曲折而艰难、复杂而迷茫,但在杨虎城的身上,的确有着不少超过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地方。
-杨虎城
人民网-“西安事变”之外的杨虎城
1949年9月6日深夜,杨虎城及子女、秘书一家共六人乘坐的小 汽车 驶入白公馆监狱后山的松林坡,此处早已被毛人凤手下的一队宪兵围得跟铁桶差不多。
看管杨虎城多年的特务队长张鹄指着半坡上的戴公祠,欺骗他说: “你们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委员长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
19岁的杨拯中捧着在狱中病死的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而一走进戴公祠,特务杨进兴等人就拿着匕首扑了上来,围住杨虎城父子疯狂地捅刺着……
杀害杨虎城、宋绮云、宋振中等六人后,特务又把 硝镪水淋在他们的尸体上,然后把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外的花池里,杨虎城身上仅有的一些值钱东西,也被特务们瓜分了。
解放后,杨虎城长子杨拯民前来认领父亲和弟弟面目全非的尸体时,险些昏了过去。此后,杨虎城在公祭大会上被追认为烈士,遗骨迁入西安市杨虎城将军陵园。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监狱里住了12年,除了随身相伴的一子一女外,其他孩子均由二夫人张蕙兰养育。
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这个老中医的女儿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了杨虎城的孩子们,而由她拉扯大的一子五女,却全都不是她的亲生孩子。
杨虎城1893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家中虽有四五十亩地,但都是山塬上极为贫瘠的荒地,每年收成不够一家人糊口,他父亲杨怀福不得不经常外出当木匠来补贴家用。
由于家境太穷,杨虎城只读了两年私塾,就去了一家饭馆当跑堂,此时他只有12岁。
1908年,杨怀福因遭仇人陷害发生打斗,被人揭发他参加了有反清性质的哥老会,被清政府在西安绞死示众。
年仅14岁的杨虎城把父亲的尸体用独轮车从西安运回了老家,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凑钱给父亲买了口薄皮棺材。
此时杨虎城已无立锥之地,满怀着对腐败清廷的仇恨,以及对贫苦乡亲们的感激,少年杨虎城落草当了“刀客”,他先在老家组织了一个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后来成为专门劫富济贫的“中秋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带手下八百多条好汉加入陕西民军,高举反清大旗,开始了军旅生涯。
1913年,袁世凯上台后,裁减了大批民兵,杨虎城也因此卸甲回乡,住到姑妈家。
当地有个恶霸地主李桢,仗着县里有人,经常抢男霸女、为害乡里,却无人能够整治,他曾多次上门敲诈勒索杨虎城家人,杨虎城咽不下这口气,他抱着为民除害的想法,召集了几个受李桢迫害的百姓,乱棍打死了李桢。
虽然出了口恶气,但杨虎城也受到官府通缉,他索性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上山再次当起了“刀客”。
杨虎城母亲孙一莲整天在家担惊受怕,不得不前往娘家孙镇避避风头。
孙一莲回到孙镇后,经常胸闷不舒服,就去镇里的一家中药铺看病,当时,杨虎城已经成了同州一带的著名刀客,手下有百十号人、六七条枪,药铺老板张养清与孙一莲沾着点亲戚关系,他对杨虎城很仰慕,觉得杨虎城虽是刀客,但威名远扬、为人讲信义,在乱世中必有一番作为,也因此对孙一莲非常关照,不但经常为她号脉开药,还特地把药煎好了,让女儿张蕙兰每天送上门去。
张蕙兰只有9岁,比杨虎城小11岁,但孙一莲看到小姑娘勤快懂事,感到非常喜欢,经常有意无意地在别人面前夸她。
张养清听出了孙一莲的弦外之意,爽快地提出两家结亲,还让张蕙兰住到杨家去侍奉孙一莲。
就这样,在杨虎城不知道的情况下,母亲给他接回来一个新媳妇。
1916年,杨虎城被收编后,因作战勇敢当上了营长,驻扎在大荔县,他与当地商人张西铭成了朋友,经常去张家做客。
张西铭以前在四川做生意时曾认了个义女罗佩兰,比杨虎城小八岁。
罗佩兰性格直爽刚烈,与杨虎城很对脾气,张西铭一看好友年纪不小了还没成家,就作主为他们办了婚事,这一年,杨虎城23岁,罗佩兰15岁。
新婚不久,杨虎城参加了护法战争,为了在军营中陪伴新婚丈夫,罗佩兰学会了骑马打仗,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将,不但经常在军队中护理伤员,还多次亲临前线。
界方之战,杨虎城率6千多名官兵血战数日,打退了陈树藩的几万名北洋军队,威名远扬。
趁着大捷,杨虎城写信给母亲,也禀告了自己与罗佩兰的婚事,孙一莲一听就急了,觉得自己让张养清父女白高兴一场,而张养清却不愿退婚,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张蕙兰就是杨家的人,这门亲事不能变!
这种情形让张蕙兰有几分委屈,杨虎城也觉得很尴尬,他不愿违母命,更不愿意伤害罗佩兰和张蕙兰中的任何一个。
1919年,杨虎城回家探亲时,与14岁的张蕙兰举办了婚礼,不过,完婚后他就匆匆回了部队,仍留下张蕙兰在老家侍奉母亲,不让她与罗佩兰见面。
由于常年跟着军队奔波打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罗佩兰患上了慢性病,身体一天比一天弱。
1922年,罗佩兰怀上了身孕,而身为靖国军第3路军司令的杨虎城由于拒绝接受直系部队整编,打算带军队北上“长征”,奔袭两千里,前往陕北榆林,他担心妻子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出发前,把她送回了老家蒲城。
这是罗佩兰与张蕙兰第一次见面,罗佩兰本来担心两人之间会有嫌隙,没想到一进门,张蕙兰就迎上前来,大大方方地问安道好,还让婆母孙一莲和杨虎城、罗佩兰上坐,自己施礼敬茶,显得非常有礼数,也把罗佩兰当成了大夫人。
其实,杨虎城并没有把张蕙兰当成侍妾的想法,他与张蕙兰的婚姻是两家长辈促成的,有几分包办婚姻的性质,因此,他觉得张蕙兰本人也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她温柔贤惠,侍奉杨母多年、替他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非常感激。
罗佩兰明白丈夫的无奈,知道这是旧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并不是杨虎城三心二意,她大度地接纳了张蕙兰,杨虎城离开后,两个年纪相仿的姑娘更是互敬互爱、姐妹情深。
看到罗佩兰身体不好,略通医术的张蕙兰精心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在孙一莲和张蕙兰的守护下,1922年12月15日,罗佩兰生下了杨虎城的长子。
杨虎城听说后,写信回家,给儿子起名为杨拯民,要“拯民于水火之中”。
他还充满了感激地给张蕙兰写了一封信:
在杨虎城心中,为他扛起了这个家的张蕙兰,已经是与他肝胆相照的贤妻。
当时杨虎城队伍处于重兵包围之中,罗佩兰很不放心,杨拯民才三个月大,她就打算带着孩子重返丈夫身边,张蕙兰也很不放心这个姐姐,自告奋勇陪她千里寻夫。
在张蕙兰的陪伴下,罗佩兰闯过诸多关卡,来到了军中。
与杨虎城团圆之后,罗佩兰对张蕙兰感激不已,说:“这一路凶险重重,若不是蕙兰妹妹为我受苦受累,我们母子早已经没命了。”
而张蕙兰并不居功,她惦记着独自留在老家的婆婆,拒绝了杨虎城和张蕙兰的挽留,在两名士兵的陪伴下,重返蒲城老家。
1924年,罗佩兰生下长女杨拯坤,刚出月子,她就被查出患了肺结核,不得已,她只得把长子杨拯民送往老家,由张蕙兰抚养,还没断奶的杨拯坤则由当地一个奶妈照顾。
1926年,已经是国民党师长的杨虎城策应北伐,与陕西的北洋军队多次交手,由于打不过杨虎城,陕西军阀就派兵前往杨虎城老家去抓他的老母亲孙一莲和二夫人张蕙兰,张蕙兰听到风声,连忙带着婆婆和3岁多的杨拯民,到处东躲西藏,一路乞讨,才来到了杨虎城身边。
而此时,罗佩兰已经病入膏肓,望着被张蕙兰呵护长大的儿子,她十分欣慰,也感动于张蕙兰的善良,她知道,把儿子托付给这样的女人,完全可以放心。
1926年10月24日,就在杨虎城被军阀吴镇华的“镇嵩军”困在西安城时,有“军中花木兰”之称的罗佩兰到了生命弥留的时刻,她对杨拯民说:“ 多亏了你娘(张蕙兰),你长大了要好好地报答她呀! ”又握住张蕙兰的手,托付道:“ 我不行了,我们犹如亲姐妹,我死后,拯民、拯坤就拜托给你了。 ”
就这样,22岁的张蕙兰成了杨拯民、杨拯坤的娘,她视这对兄妹为亲生骨肉,历尽艰辛,把他们养育成人。
罗佩兰去世后,杨虎城悲痛万分,而此时,他已被吴镇华的部队困了八个月时间,也未能解围,看到西安遍地饿殍,杨虎城认为自己难辞其咎,准备以身殉城。
1926年11月29日,西安解围的第二天,杨虎城领着残部前往渭北,自己仅带一名随从,悄然离开了部队,前往富平朋友家隐居,宣布引咎自职,此后,杨虎城整天在朋友家借酒消愁、萎靡不振。
张蕙兰听说后,就来到他身边,劝说道,陕西乡亲都认为你是一个英雄,我父亲也认为你是一个大英雄,所以不惜让我为你作妾,你万万不可辜负众人期盼,愧对关中百姓期望。一向温柔的她,这天的神情十分严肃。
听到二夫人劝说后,杨虎城才渐渐振作,并接受了邵力子和冯玉祥的邀请,重返西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10路军总司令,出潼关参加北伐。
1927年,杨虎城在军中结识了来自西安的女学生谢葆真,谢葆真当时在杨虎城军队的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她知书识礼、能歌善舞,在驻地创办贫民女校,很受杨虎城欣赏。
1928年初,谢葆真与杨虎城在军部结婚,此后几乎不离杨虎城左右,随着杨虎城东征西战。
婚后,杨虎城把谢葆真带回老家,让她给张蕙兰敬茶。
受过新学教育的谢葆真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这是封建礼教,而杨虎城语重心长地对她解释了一番,提起张蕙兰为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虽然,他与张蕙兰之间可能没有深厚的爱情,却有多年生死与共的恩义。
婚后,谢葆真为杨虎城接连生下次子杨拯中、三子杨振亚。由于时局动荡,杨虎城一度被迫离开陕西,前往日本“考察”,谢葆真放心不下,就把儿子杨拯亚留给南京的一个朋友照顾,自己跟随杨虎城一起出国,想不到的是,南京的那个女友是个势利眼,竟转手把孩子送进了保育院,年幼的杨拯亚在那里患上白喉病夭折了。
看到张蕙兰进门多年却没有孩子,婆婆孙一莲对杨虎城说:“这些年,蕙兰对待拯民、拯坤就像亲生骨肉,对我更是尽心尽意,她这么贤惠,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她进门这么长时间也没孩子,我盼望她能有后……”
1931年,张蕙兰为杨虎城生下四子杨拯仁,这也是她唯一的孩子。
西安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处境凶险,为了照顾杨虎城,张蕙兰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没注意到5岁的杨拯仁竟染上了烈性传染病猩红热,因为耽误了抢救时间,杨拯仁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医治无效了。
痛失爱子的张蕙兰几乎一夜白头,连神志都有些不清。
杨虎城感到很难过,就委托已经在北平读书的长子杨拯民把张蕙兰接去治病。
由于感到对不起张蕙兰,无法亲自陪妻子前去治病,临行前,心中有愧的杨虎城竟双膝跪地,在张蕙兰面前深深一拜。
而这一跪,竟是夫妻永别。
1937年,杨虎城被迫出国前往欧美“考察”,谢葆真带着儿子杨拯中跟着他一起前去,把四个幼小的女儿都留给自己的母亲照看。
卢沟桥事变后,杨拯民、杨拯坤带着张蕙兰从北平回到西安,在这对兄妹的陪伴下,张蕙兰的病情渐渐好转。
而杨虎城看到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这位关中悍将一心求战,冒险回国,可一到南昌,他就被戴笠抓捕,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也同时被捕。
1938年,杨拯民秘密前往延安,张蕙兰对此很是支持。
三年后,杨拯坤高中毕业,张蕙兰对她说:“你爹还在关着,国民党那边是不能去的,你就去延安吧。去到延安告诉哥哥,不要想家,奶奶由我照顾呢! ”
就这样,兄妹俩在娘的支持下,先后参加了革命。
1943年10月,杨虎城母亲孙一莲去世,尽管他多次恳求,蒋介石也没批准他回家奔丧,只能由张蕙兰和杨虎城的弟弟杨茂三一起操办了丧事。
丧礼上,张蕙兰看到跟随外婆生活多年的杨虎城的四个女儿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和杨拯陆,感到很心疼。
因为外婆年事已高、家里条件并不好,张蕙兰就把四个女儿接回了杨家,亲自担起了照顾她们的任务。
1949年初,报纸上登出了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的消息,张蕙兰还以为与丈夫团圆有望,而直到1949年底,长子杨拯民带回了杨虎城与杨拯中、杨拯贵父子三人的遗骨,才打破了她最后希望。
在张蕙兰的照料下,杨虎城的一子五女均长大成才。
西安解放时,长子杨拯民已经是大荔军分区司令,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功臣,历任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长女杨振坤曾担任北京 旅游 局副局长。
次女杨振美毕业于人民大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三女杨振英是西安 杨虎城研究会秘书长,出版多部著作。
四女杨振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任新疆政协常委。
五女杨振陆毕业于西北大学,曾任克拉玛依油田女子采油队队长,1958年勘查石油时遇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
在杨虎城将军陵园进门处,可以看到八个大字:“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为了民族事业,杨虎城一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父子三人倒在了黎明之前。
幸亏有二夫人张蕙兰为他守护着幼小的儿女、风雨飘摇的家庭,才让英雄的事业、家风得以传承。
杨虎城母亲的眼光很准,选中了一个世所罕见的贤良女人。
张蕙兰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杨虎城的家族,她把六个子女抚养成人后,又接着帮她们照料孩子,亲手养大了12个杨虎城的孙子、外孙。
这个大家族在她的主持下越来越繁荣兴旺,每当全家几十口人齐聚一堂,总会一同给劳苦功高的母亲祝酒,愿她 健康 长寿。
1993年2月7日,88岁的张蕙兰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对子女们说:“ 我想回老家祖坟照顾婆婆,又想葬在将军身边,就怕自己不合格。”
孩子们含泪说,他们一定会完成娘的心愿,让她和杨虎城葬在一起。
为此, 杨虎城的子女们专门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交了申请,把辛苦了一辈子的张蕙兰葬入杨虎城的烈士陵园。
在追悼会上,亲人们给她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贤妻良母敬老抚幼堪称懿范,
辛劳一生节烈奉献功在国家 ”。
横批“ 无名英雄 ”。
因为难舍娘亲的养育之恩,1998年,杨拯民临终前,也请求把自己葬在张蕙兰身边,与父母相伴。
虽然张蕙兰并不是烈士,但她的一生行迹比烈士毫不逊色,完全有资格葬入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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