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军官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指挥失当、勾心斗角、结党营私,这支备受朝廷重视的水军,却是一支外表光鲜内部腐败的庸军。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海战中,如果一位将领指挥不利,又懦弱怯战,不顾上级命令私自将战舰调离战场,这样的行为该当何罪
想必大家的意见如出一辙:逃兵,拉出去砍了!
史料中,方伯谦就是这样一个怯战的胆小鬼,清政府对他的处理办法亦是拉到菜市口“咔嚓”。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可是,近年来许多史学家开始重新梳理那段历史,种种迹象表明,方伯谦有可能是被冤杀的!
也就是说,他非但不是一个懦弱的逃兵,反而是一个海战英雄。
据方伯谦的妻子所言,在丰岛一战中,方军官看到位于前往的广乙舰遭到重创时,命令水手驶向前方,与三艘日舰交火,以一舰之力独挡三艘敌舰。
后来,方军官的战船独木难支,才开始战略性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方军官用诈降的方式,骗取敌舰长官放松警惕,借此机会使用尾炮给予敌舰重创,将追击而来的日舰重创。
照此说来,此人是当世罕见的大英雄,应该与邓世昌一样被后人铭记。可是,为什么清廷对这样的英雄痛下杀手,还抹杀了他的功绩呢
想要了解这段内情,我们还得研究一下北洋舰队高层的那点猫腻。
在这场战役中,统领舰队的高层不够团结,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当时,舰队总帅丁汝昌和右翼总兵刘步蟾下达了错误的命令,以至于大量清舰陷入被动地位。
值此之际,北洋水师高层想到的不是力挽狂澜,而是尽快甩锅。因为,栽赃嫁祸扣屎盆子,已经成了当时清廷官场的惯例。
那么,该由谁来背这个黑锅呢
方伯谦则是最佳之选。
首先,济远舰战术性迂回是事实,只需对过程添油加醋,即可将“战略性撤退”诬为“逃离”。
其次,济远舰是这场海战中唯一重创敌舰的清舰,杀掉方伯谦可以将这份功劳独吞。
最后,方伯谦与丁、刘等人没有私交,不是李鸿章的“自己人”。
毫无疑问,这三条“罪状”,判了方军官死刑。
方被处斩后,其妻每年端午节后都会将丈夫作战时穿的戎装取出,放到太阳下晾晒。在这件衣服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据说,这些血迹就是济远舰二副、三副战死时留下的,当时二副中弹,飚出的鲜血和脑浆洒在方伯谦的衣服上。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济远舰上的官兵非但没有“不战而退”,反而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若是济远舰从一开始就选择规避地方火力,又怎么出现数人伤亡呢
遗憾的是,这件英雄的战衣于文革期间遗失,至今我们已无法找到这件珍贵的文物。
其实,早在方军官被斩首时,就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死是千古奇冤:
第一,在《冤海述闻》这部著作里,就详细记录了这场海战的始末。著书人亲自采访了当时济远舰上的海员,当事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阐明。在当时,这部著作发表后,清廷并未给予任何回应。连统治者都未批驳,可见该书中提到的冤屈是实情。
第二,根据《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记载,在方管带被处斩的那一天,他手下的水兵们亲自上刑场送别,“士卒闻之‘均奔麓伏尸而哭,声闻数里,见着无不泪下。”由此可见,方管带在军队中威望颇高,且深受士兵爱戴。试想,一个胆小怯战的军官怎会被士卒爱戴呢
第三,《东方兵事纪略》称方管带临阵脱逃,咎由自取。不过,作者姚锡光属李鸿章一系。站在这个立场所写出来的文章,有几分可信度
第四,民国初年出版的一部《海军大事记》,其中有“方伯谦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的记载。据悉,这部史料是根据民初海军口述的过往经历所写的,当时有许多老兵曾参加过甲午海战。
第五,方管带死时,有许多文人为其鸣不平,如《哀辽东赋》中就有这么一句:“指三字而成冤,坏长城而失傍”,暗示了方管带的冤屈。
种种迹象表明,当年的那场海战,存在不少隐情。至少,方军官之死,多半是清廷的误判。其实,对于一个英雄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人诬作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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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正明
一个穷极潦倒的人溜进一家破败的漆黑的院子里,为了保全性命,他捡起一块带有令人作呕的干血味的肉骨头来啃,咽下去又吐出来,多次反胃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我狂怒地捏紧拳头,孤立无援地哀号,着了魔似地乱咬。骨头上沾满了眼泪鼻涕。我反复地咬嚼,咒骂,号哭,仿佛心都快要碎了,接着又吐。我大声起誓,要把宇宙间的全部强权统统打进地狱里去!”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克伦特·哈姆森(KnutHamsun,1859-1952)的成名作《饥饿》(1987)中一个片段。小说堪称新浪漫派代表作,饥饿中的各种幻觉和变态心理刻划得相当生动细腻。作者自称这样的描写是“对自己挨饿时期的回忆”。
一个曾经发誓要战胜强权的作家,最后却投入纳粹这一凶恶强权的怀抱。二战期间,占领挪威的纳粹头目波特文在挪威统治五年,残酷地拷问、屠杀挪威人。可是,在哈姆森眼里,从头到脚浑身 “武化”的德国人,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
一、闯荡出来的文人英雄
哈姆森出身于一个缝纫工人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九岁那年,他就跟叔父当学徒,整天做繁重的童工,而且经常挨打受气。两年后,他成为店铺帮手,因受不了虐待而出逃,此后一直靠打零工谋生。浪迹天涯的哈姆森先后做过小商贩,鞋匠学徒,修路工、小职员和乡村小学教师……,还两度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闯天下,在美国社会底层滚爬,当过电车售票员和农业工人。后来,哈姆森贫病交加返回挪威,写了《现代美国的精神生活》(1889)一书,嘲笑美国的生活方式。
在坎坷路途和繁忙的劳动之余,哈姆森十八岁就开始写作。他的作品经常以急速迈向工业化的挪威为背景,描写新生无产阶级如何力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如何日益变得畏畏琐琐,心胸狭隘,或成为有闲阶级追逐消遣的牺牲品。他的小说还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挪威农民的生活。
1908年,与妻子离异的哈姆森,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玛丽结婚。婚后,哈姆森创作的小说《维多丽亚》曾轰动一时,这一悲剧故事被批评家列入世界爱情小说名著。由于杰出的史诗般的小说《大地的收获》,哈姆森于1920年荣获诺奖。从此,他被视为“挪威魂”和挪威的民族英雄。
二、以诺奖奖章奖掖纳粹
哈姆森从 小深受德国文化影响,热爱日尔曼民族。纳粹上台后,哈姆森把当时的德国视为“族长政治”的楷模。二战爆发后,他公开著文支持希特勒,但他并未正式加入挪威纳粹党。为了给纳粹鼓掌,哈姆森把他的诺奖奖章转 手颁发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在邮寄奖章给戈培尔时,哈姆森还附上他的“颁奖词”:
“诺贝尔规定他的奖金应当奖给具有理想倾向的作品。我不知道有谁能像你一样,年复一年,如此不知疲倦,如此带有理想倾向地通过写作和演讲道出了欧洲和人类的事务,部长先生。”
可是,曾经在柏林大张旗鼓焚烧“非德意志书籍”的戈培尔,并没有把诺贝尔奖放在眼里,因为在焚烧的书籍中,就有诺贝尔家族中最能名至实归的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戈培尔无耻地宣称:“他们[“非德意志作家”]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一会儿,这些先生们也许正在巴黎和布拉格的移民咖啡店里,但他们的生命线已经被割断了,他们只是接近死亡的行尸走肉。” “犹太人登峰造极的唯智主义时代结束了”,“新智慧的长生鸟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飞升。”这大概就是哈姆森表彰的戈培尔的“理想倾向”!
1940年纳粹侵入挪威后,哈姆森开始直接为纳粹效劳。1943年5月,哈姆森前往德国,得到戈培尔接见,6月间得到希特勒接见。从一部以哈姆森为题材的影片来看,被希特勒接见时,哈姆森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纳粹的景仰,另一方面又质疑纳粹在挪威的某些不够人道的行径,弄得会谈不欢而散。希特勒愤怒地表示:再也不要见这样的臭文人了!尽管如此,哈姆森德国之行的消息传到挪威,成千上万哈姆森的读者涌到书店,纷纷退回他的小说以示强烈抗议。
1945年5月7日,希特勒自杀后,在挪威一家报纸上,哈姆森为希特勒写下了一则讣告:赞扬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我们,他的后继者,为他的逝世鞠躬”。在战后的挪威,八十六岁高龄的哈姆森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快就双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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