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怀旧
文丨周作人
住在北京很久了,对于北方风土已经习惯,不再怀念南方的故乡了,有时候只是提起来与北京比对,结果却总是相形见绌,没有一点儿夸示的意思。譬如说在冬天,民国初年在故乡住了几年,每年脚里必要生冻疮,到春天才脱一层皮,到北京后反而不生了,但是脚后跟的斑痕四十年来还是存在,夏天受蚊子的围攻,在南方最是苦事,白天想写点东西只有在蚊烟的包围中,才能勉强成功,但也说不定还要被咬上几口,北京便是夜里我也是不挂帐子的。但是在有些时候,却也要记起它的好处来的,这第一便是水。因为我的故乡是在浙东,乃是有名的水乡,唐朝杜荀鹤送人游吴的诗里说: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他这里虽是说的姑苏,但在别一首里说:“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这话是不错的,所以上边的话可以移用,所谓“人家尽枕河”,实在形容得极好。北京照例有春旱,下雪以后绝不下雨,今年到了六月还没有透雨,或者要等到下秋雨了吧。在这样干巴巴的时候,虽是常有的几乎是每年的事情,便不免要想起那“水港小桥多”的地方有些事情来了。
在水乡的城里是每条街几乎都有一条河平行着,所以到处有桥,低的或者只有两三级,桥下才通行小船,高的便有六七级了。乡下没有这许多桥,可是汊港纷歧,走路就靠船只,等于北方的用车,有钱的可以专雇,工作的人自备有“出坂”船,一般普通人只好趁公共的通航船只。这有两种,其一名曰埠船,是走本县近路的,其二曰航船,走外县远路,大抵夜里开,次晨到达。
埠船在城里有一定的埠头,早上进城,下午开回去,大抵水陆六七十里,一天里可以打来回的,就都称为埠船,埠船总数不知道共有多少,大抵中等的村子总有一只,虽是私人营业,其实可以算是公共交通机关,鲁迅短篇小说集《仿惶》里有一篇讲离婚的小说,说庄木三带领他的女儿往庞庄找慰老爷去,即是坐埠船去的,但是他在那里使用国语称作航船,小说又重在描画人物,关于埠船的东西没有什么描写。
这是一种白篷的中型的田庄船,两旁直行镶板,并排坐人,中间可以搁放物件。船钱不过一二十文吧,看路的远近,也不一定。乡村的住户是固定的,彼此都是老街坊,或者还是本家,上船一看乘客差不多是熟人,坐下就聊起天来,这里的空气与那远路多是生客的航船便很有点不同。
航船走的多是从前的驿路,终点即是驿站,它的职业是送往迎来的事,埠船却办着本村的公用事业,多少有点给地方服务的意思,不单是营业,它不但搭客上下,传送信件,还替村里代办货物,无论是一斤麻油,一尺鞋面布,或是一斤淮蟹,只要店铺里有的,都可以替你买来,他们也不写账,回来时只凭着记忆,这是三六叔的旱烟五十六文,这是七斤嫂的布六十四文,一件都不会遗漏或是错误。它载人上城,并且还代人跑街,这是很方便的事,但是也或者有人,特别是太太们,要嫌憎买的不很称心,那么只好且略等候,等“船店”到来的时候,自己买了。
城市里本有货郎担,挑着担子,手里摇着一种雅号“惊闺”或是“唤娇娘”的特制的小鼓,方言称之为“袋络担”,据孙德祖的《寄龛乙志》卷四里说:“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什杂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衒且售,故云。”后来却是用藤竹织成,叠起来很高的一种箱担了,但在水乡大约因为行走不便,所以没有,却有一种便于水行的船店出来,来弥补这个缺憾。这外观与普通的埠船没有什么不同,平常一个人摇着橹,到得行近一个村庄,船里有人敲起小锣来,大家知道船店来了,一哄的出到河岸头,各自买需要的东西,大概除柴米外,别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有洋油与洋灯罩,也有芒麻鞋面布和洋头绳,以及丝线。这是旧时代的办法,其实却很是有用的。
我看见过这种船店,乘过这种埠船,还是在民国以前,时间经过了六十年,可能这些都已没有了也未可知,那么我所追怀的也只是前尘梦影了吧。不过如我上文所说,这些办法虽旧,用意却都是好的,近来在报上时常看见,有些售货员努力到山乡里去送什货,这实在即是开船店的意思,不过更是辛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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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是一首胡适创作的白话诗,诗中反映了一个年少的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
诗中描写了一个年少的人力车夫,在饥寒交迫的冬天里,立在马路旁等候顾客的情景。一位顾客看到年少的人力车夫在寒风中的样子,对他产生一种怜悯和悲伤之情,不忍坐他的车。
而年少的车夫却向这位同情他的顾客诉说他已经半日没有拉到顾客了,你的心意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填饱我饥饿的肚皮。
这位好心的顾客只好无奈地上了他的车,采用乘坐他的拉车的办法让他挣钱,尽绵薄之力帮助他摆脱困境。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原名周树人,他的名声和成就自不必言说。二弟周作人,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三弟周建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生物学家。
周家兄弟失和
虽然鲁迅是一代文豪,但是鲁迅自己的家事其实也挺多的,人无完人,鲁迅在自己的家事的处理上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都面临了正常家庭遇到的各种矛盾现象,摆脱不了现实中的许多俗世的困扰。周家兄弟失和,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不管怎样,鲁迅一家的矛盾大多出自一个日本女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怯懦又软弱
1911年周作人夫妻回国,周作人作了教员。而此时已成名的鲁迅受邀往北京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离开,在绍兴老家的羽太信子就开始“兴风作浪”,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与夫人朱安属于包办婚姻,名存实亡,朱安女士老实懦弱,只知奉养婆母,羽太信子性格要强泼辣,所以周家由她当家做主,她捏紧一家财政大权,以帮忙照顾孩子为由,把弟弟妹妹也接来中国。
周作人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小舅子、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羽太信子在日本攻占东三省后变得仗势凌人,甚至用日侨的身份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馆去训话。但她同时对于周作人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从来没让周作人插过手,就连带孩子也丝毫不用操心。周作人生活上离不开信子的照顾,性格怯懦又软弱,怕信子撒泼胡闹,事事迁就,慢慢的畏妻如虎,被信子整得服服帖帖。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另娶,是兄弟三人关系转变的转折点
周建人原来在绍兴做文员,小地方开销不大,加上有鲁迅支持,经济无忧,两口子感情非常好,但是举家迁到了北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收入,成了周建人的一个心理负担。虽然两位兄长待他不薄,可是钱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会开口。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则拮据许多。而更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见到姐姐一家生活宽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还算和睦,现在有了比较,芳子就经常抱怨丈夫无能,初时是冷眼冷语,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
北京是个大都会,自然非绍兴可比,芳子习惯了这里的奢侈生活,越来越瞧不起没有工作的周建人,嫌弃他没用,周作人于是托胡适,在上海出版社为周建人找了份工作。但是八道湾有羽太芳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富裕的生活,这是周建人一个小职员不能给的,她不愿去上海,只想留在北京享乐,所以周建人只好只身前往,这一去让整个家族彻底破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人民群众以日本汉奸为耻。而叔父周作人不听劝告,依然成为日本汉奸。作为半个日本血统的周丰三,整日面对同学对他的远离,挖苦,嘲讽。本来性格孤独的他,如雪上加霜,整日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把结束生命,当作解脱自己的最好方式。因此,当发现家里的枪时,他毫不犹豫,拿起枪对准了自己最要害的部位。
结语:自古家事难断,但天日昭昭,鲁迅和周建人因积极抗日被人们纪念,而周作人因汉奸行为遭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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